休谟的政治哲学及其人性基础

休谟从自我利益的角度论证了所谓政治正义的形成过程。他认为政治的自然义务并不产生于许诺 ,而是产生于协议 ,协议就是共同利益感。这种观点使休谟的政治哲学区别于社会契约论。休谟认为政治的道德义务产生于正义道德感 ,而正义道德感又以同情原则为基础。这种观点使休谟的政治哲学区别于功利主义。休谟实际上试图表明人类的共同利益感和正义道德感的进展对人类政治社会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休谟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的政治哲学在当代西方仍具有深刻的影响     

康德义务论的自律性及其来源

在康德那里,义务是动机性与约束性的统一。一个出于义务的行为的道德价值在于行为必依之而行的准则,准则的标准是道德法则。法则具有普遍必然性和强制性,因此,义务也就具有了规范性。义务的动机性来源于义务本身。出于义务的行为就是正当的行为,正当性是行为的理由;那么,义务就是行为的理由,同时也是行为的动机。出于义务的行为的正当性在于它所依据的准则内在地具有可普遍化的法则的形式。法则还要借助于意志本身而起作用,这样才能实现义务的动机性与约束性的统一。统一的意思表现为意志自己给自己立法,并同时愿意去遵守那个法则,这就是意志自律;这样自律便成了义务唯一的可靠的来源,因为它不仅实现了准则与法则的统一、规范性与动机性的统一,并与道德的普遍法则结合起来,从而高扬了人的主体地位,实现了人的自由。     

生命共同体：生态伦理学的基础范畴

综观现今诸多生态伦理观的基础范畴,其理论前提的基本预设,都存在着思维方式上以本质主义的普遍性取消复杂整体包含的差异性、论证材料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分割、逻辑推论上将“实然”与“应然”关系简单化的缺陷,这就难以从理论上合理地确证人类应该对谁承担生态义务以及承担何种生态义务。生命共同体范畴则不存在这些严重缺陷。作者通过分析生命共同体范畴相对于利奥波德提出的“生物共同体”范畴的优越之处,认为前者理应替代后者,并阐明了生命共同体这个基础范畴对于建立生态伦理学的重大意义。     

生命神圣、敬畏生命与尊重生命:中、西生命伦理学共论

本文分析生命神圣、敬畏生命与生命尊严,以及人格个体之意义,以回答若干生命伦理学的课题。本文首先申论主张一切生命神圣的史怀哲固然使我们对一切生命都赋予道德地位,但不能具有神圣之意义,且实不能平视一切生命,否则会窒碍难行。本文亦引述辛格对于人类生命之区分,即生物或物种意义的生命(homo sapien)与人格个体(person)之不同,杀害一物种意义的人类,如胎儿、胚胎、干细胞等,并不一定是不道德的。只有杀害一有自我意识的人格个体,方是不道德的。本文进而依康德的分析,说明人类不只是有感知能力,更有由义务而行的道德表现,自身为一目的,建立人性的尊严。一般由此建立人权固然有助对个体人格的保障,但却区隔人与人之间的独立性和不相干性。因此,本文认为儒家将仁心所指的生命之间的同情共感作为道德价值的根源,由义务的取向,更可以拉近和建立人际间的亲密感,由此以建立一道德社群,对于生命伦理的课题,有更合理和恰当的解决,如长期照护的政策和施行。     

中国人类学灾难研究的学理追求与现实担当——生活世界的可持续性与弹韧性机制的在地化营造

从人类脆弱性的辨析到社会弹韧性的营造,当代人类学的灾难研究正经历一个问题意识和研究视野的转型。通过论证如何在营造社会弹韧性的过程中,以在地化策略创建一套灾难应对的瞄准机制、内嵌机制和协力机制,从而于一个可持续的生活世界中化解灾难,本文指出只有积极参与到社会弹韧性机制的营造与可持续生活世界的建设之中,中国人类学的灾难研究才能在明确学理追求的问题意识同时,获得其现实担当的责任抱负。     

论道德稀缺性与德性复兴

道德稀缺性既受制于道德资源配置的稀缺性,也包含主体道德心理、能力和行为的稀缺性。对于道德稀缺性问题,经典的伦理学理论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模式和解决路径:功利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为人类破解道德稀缺性难题提供了动力,但其缺失解决此问题所需要的整体性思维方式；义务论的主要贡献是避免了功利论处理道德稀缺性问题时的片面性和整体性思维的缺失,但却容易流于平均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阈限。而德性论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方式,其“中道”思想及对于善的内在追求,既符合破解道德稀缺性难题所需要的整体性思维,又符合这一问题解决过程的渐进性特点。可见,作为完善论伦理学范畴的德性论在这一问题上具有天然优势,德性论的复兴也显得更加必要。     

社会生活中的生命伦理体现

人的生命是脆弱的,尽管人类掌握了高科技,尽管人类可以改变自然的本来面目,可以组织起庞大的社会系统,但人的生命和健康仍时时受着种种威胁.灾害、疾病,乃至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悲欢离合,无不影响着人的生命和健康.这就要求社会负起责任,个人负起责任,共同承担生命伦理义务——尊重生命,关爱健康。     

关怀伦理学的现实价值思考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命健康与社会生活,也凸显了生命存在的“脆弱性”问题。“脆弱性”问题不仅牵涉到关于生命存在的“不确定性”与“虚无性”的错误认知与心理预设,导致焦虑情绪,也冲击着社会伦理道德,加剧了自我与他人、社会之间的信任危机。以道德义务与权利的实现为鹄的的规则伦理学理论无法积极应对特殊时期伦理责任感需求。对他人心理的关注以及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调适需要“共情”与“关爱”因素的介入方有可能。关怀伦理学注重“共情”能力以及彼此“关爱”的伦理关系,强调情感蕴于理性的伦理学特质,对于最大限度地减少由日常人际交往导致的突变升级,调适疫情导致的焦虑情绪等,有较强的作用,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与践行疫情期间的一些防护措施。在“生命至上”的伦理理念下,从科学、情感、价值、事实等多维度出发,制定政策与践行行为,也有助于感染者和受影响者少受压力、遗弃、孤独和被排斥等各种心理伤害,避免道德困境。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伦理的规范性基础探讨——以美德视角及其启示为中心

当代西方对公共行政伦理的规范性基础的探讨,有政体价值、公共利益、社会公平、公民身份、美德等多种视角。鉴于规则伦理只注重制定行为对错的义务与责任原则,忽视道德主体自身的内在特性,从而造成道德实践中的诸多问题,美德视角强调美德之于公共行政实践的重要性,并力图借助思辨与实证的方法,来建立以公共行政人员的美德为规范性基础的行政伦理学。其观点和方法对于我国行政伦理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现代道德关系中的差异与认同——从伦理的“本真性”到道德的“商谈性”

现代道德哲学承担了在差异语境下建立认同的基本任务。基于同样的问题意识,泰勒和哈贝马斯皆意图从道德的私人领域和政治的公共领域这两个具有内在关联的维度重思启蒙所规划的认同使命。泰勒通过将伦理的“本真性”导入法律条文对之直接确认方式进行论证,哈贝马斯则诉诸道德的“商谈性”及在商谈意义上与法律的同源互补关系为之奠基。前者将差异视为需得到例外保护的特殊的善而有悖于现代道德的认同要求,后者则通过道德的普遍化原则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寻求交往式认同的可能性。原则导向的道德虽具有知识形式,但借由法律的外在强制对知识化道德之行动软弱性的补救,兼容了差异的道德原则,因而不仅是得到论证的普遍知识,而且同时是能落实为现实的道德行动,从而使认同实现在现实的道德行动而非仅仅是知识论证中。     

环境艺术是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条件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在社会经济和人类文明日益发展提高的今天,人类的生存质量得到普遍的重视。正如加拿大建筑师阿瑟.埃利克提出的"环境意识就是一种现代意识",是全球性的对环境艺术的普遍认可。环境的艺术化处理,即环境艺术设计,是联结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桥梁。环境的艺术化是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创造理想的和谐社会环境的有效手段,它必将和人类生活紧密结合。毋庸置疑,"改善环境"、"创造环境"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全球范围内的人类文化建设的重点。     

试论住房人权

住房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广义的住房人权包括对住房的使用权(居住权)和对住房的所有权(房产权),狭义的住房人权仅指居住权。居住权又分为最低水平的居住权和适当适足的住房权。国家实现公民居住权的首要义务是实现"人人有屋住"的最低水平居住权,核心义务是保障人人有适当房屋居住权,长远义务是逐步通过正确政策帮助部分公民实现房产权。     

论人类在本质上的外部性

对“私人恶德”可转化为公众利益的问题,哈丁在“公地悲剧”和“零和游戏”讨论中做了重要但不彻底的批判。自然、反自然是两种相反性质的进化,免费、付费是两种午餐模式;地球系统的自然演化是为生命提供“免费午餐”的熵过程。生物圈、“生态目的性”是外部性的参照系和本质判据。最小化配置资源,贯彻“生态目的性”,使生物的外部性在生物圈层面得到最终消解而享用“免费午餐”;不扮演生态角色,承担生态义务,最大化配置资源,“生态目的性”的丢失和非有机性使外部性成了人类的本质。对人类外部性的消除,自然既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指数式增加的人类废物、废热对自然冗余功能的大量利用和自然“循环扩散”机制的破坏,导致当代严重的社会自然危机的出现;缩减人口经济规模并实施“粮食石油”战略,是应对外部性规模危机根本且唯一之策。     

个人的社会义务及其限制

义务是法律的基本概念之一。社会义务则是法律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基于人的社会性所产生的、用以调整个人与“陌生人”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系。同时,社会义务的设置也会受到法律内外各种因素的限制和影响。尊重这些因素将使社会义务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从而保证社会义务与法律的目的——保障人的自由相契合。     

日本现代家政学变迁与现状考察报告

家政学作为一门新兴科学起源于18世纪西方国家,是工业革命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产物。然而,现代家政学无论是其外延还是其内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当今日本高等教育机构中,其学科名称为:生活科学、生活环境学、人间环境科学、人间科学等或仍然沿用家政学这一名称。其研究对象已由当初单纯研究“家政”,发展为研究人与人、人与物质、人与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层面上。其研究目的在于:运用科学技术提高国民生活质量、构筑可持续发展的循环型社会,为人类福祉做出贡献。现代家政学以“国民的衣食住行生活”、“国民健康”、“国民生存环境”、“人类社会福祉”等为其研究领域的核心课题,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及应用科学、管理科学、生活哲学、生活艺术等于一体,已形成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成为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应用型科学。并展示出崭新的学科内涵和生活哲学理念。在发达国家中,现代家政学被公认为社会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生活科学。     

尼采生存哲学的内在理路和终极关切

尼采的生存哲学在终极关切的层面上认定生命的感性存在是人生存的前提,而生命注定处在生存悖论之中;在生存矛盾的两极张力中,人体验和经历着生命,体验和经历本身是一种生存责任;生存责任是永恒的伦理,它提升着人的生存质量,使人超越自我达到超人。     

物种文明与人类未来文化抉择宣言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还到处盛行着狭隘的人种文明的文化生活形式,它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灾难、人道主义灾难和人类生存危机。要克服这些灾难和危机,必须从根本上消解以人为中心或以人种为尺度的人种文明的生活形式,确立一种物种平等存在主义基础上的以物种为尺度的物种文明的生活形式。物种文明是人类未来文化生活形式的唯一选择。     

论食品安全权的权利伦理基质及其价值

在当代权利伦理学和人权伦理学的价值谱系中,食品安全权因其与生命权、发展权以及健康权、怯弱权等的密切关系而有其既基础、本源又核心、根本的价值意义。作为一种集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于一体的基本人权,食品安全权既是一种源自人最内在、最常见和最基本的人权,也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价值诉求和社会所需要的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关怀。生而为人必然具有对生命的珍重、对健康的珍惜,此则构成人最为内在亦最为强烈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而生命本身和健康的脆弱性又使人产生了与生命权和健康权相契合的怯弱权。生命权、健康权、怯弱权内在地要求食品安全权。尊重和保护公民的食品安全权既是生命权的价值诉求,也是怯弱权和健康权的集中表现。食品安全权因其特有的基础性、本原性权利诉求和价值追求必然成为当代权利伦理学和人权伦理学以及人本主义伦理学、人道主义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价值大厦的“拱心石”和“顶梁柱”。     

论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法正当性学说

法的正当性问题是法学和实践哲学思想史中历久不衰的理论难题,当代学者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法正当性学说针对该问题的探讨则另辟蹊径。通过"商谈规则"、"理想商谈情景"、"论辩原则"等理论设计,哈贝马斯试图以一种程序主义的途径对法正当性与道德的古典联系进行保护。在价值多元的当代社会,该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开放民主、超越独断论误区、逻辑自洽、坚守实践理性的规范内核等方面。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法正当性学说存在的问题在于:作为核心设计的"论辩原则"难以充分发挥哈贝马斯试图赋予它的功能。因此,有必要回归康德实践哲学中有关"定言律令"的学说,以便使商谈程序获得更有效的理性预设。     

生活环境主义的社会学意义——生活环境主义中的“生活者视角”

人类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发展模式不仅会导致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而且必将影响到自身的健康和生活。在处理人与自然,人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生活环境主义强调从生活者的角度出发,重视生活者的智慧,主张从当地居民的生活历史和生活取向中,寻找解决环境问题的答案。生活环境主义范式不仅对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构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模式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