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供给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机制及实现路径

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然而一些农村地区因教育落后而出现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依然存在。根据现阶段国情,以教育供给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为切入点,构建应用系统耦合结构模型,分析教育供给、贫困代际传递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机理。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投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教育资源、教育供给能与农村经济集聚同步,对减缓贫困代际传递具有促进作用,且教育扶贫行为具有相对独立性。为顺应教育供给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系统良性互动,提出构建以教育促进农村人口素质和能力提升、教育扶贫配置资源的发展模式,建立激发子代的个人期望、激活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机制,健全农村人口教育培训、促进贫困家庭增产增收的减贫保障机制。     

学习贯彻新颁《义务教育法》 加快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步伐

2006年9月1日．新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下简称“新《义务教育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20多年在法律保障下实施义务教育经验的总结、制度的创新和法规的完善．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更是我市教育事业发展的新起点，对于实施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战略，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居民贫困代际传递变动趋势研究

从动态视角考察贫困在代际间传递,对于消除长期贫困的政策制定具有参考价值。利用1988—2013年CHIP数据,分析了不同出生年代农村居民贫困代际传递变动趋势,结果显示:以绝对贫困为标准,贫困代际传递程度在60后、70后、80后人群间大为改善,但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有恶化趋势,且在区域分布上突出表现在西部地区。运用中间变量法和Altham分析方法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教育不平等和职业固化均随时代演进而增强,对贫困代际传递变迁具有较强解释力。     

义务教育法对我国居民教育和收入的影响

根据2005年吉林省的微观数据,本文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了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对我国居民教育和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义务教育法的实施,使得我国居民受教育年限增加0.3年左右,使得农村8．0％左右潜在退学者和城镇2．2％以上潜在退学者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进而使得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高中教育普及率增加2．5％和6．9％左右。这说明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对于我国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没有改变农村居民和城镇女性居民的教育收益率．但使得城镇男性高中学历人口年均教育收益率增加了4．5％,说明义务教育法的实施仅对城镇高中学历居民的收入起到促进作用。     

新修订《义务教育法》实施背景下“两童”教育问题研究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于2006年9月1日开始实施。认真分析新修订《义务教育法》的相关法条及精神,探讨如何解决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是当前基础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刍议和谐社会条件下的农村教育立法

进行教育立法是现代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和谐社会离不了教育公平与教育法制化，和谐社会、教育公平、教育法制化、农村教育立法各要素息息相关。我国的农村教育需要立法加以推动与保障，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为基本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为关键点，面向世界，借鉴国外，制定专项的农村教育法以完善农村教育立法。     

城乡教育代际流动水平的测算及影响因素探析

提升教育代际流动性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手段。基于CGSS(2017)数据测算中国当前的城乡教育代际流动水平,明晰城乡教育代际流动的现状及其特征,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城乡子代与父母受教育年限之间的代际传承关系。研究显示,农村地区的教育代际持续性较强,而城市地区的教育代际流动性较高;农村子代与其母亲的教育关联程度较大,而城市子代与其父亲的教育关联程度较大;农村子代的教育获得水平更容易受到父辈社会资本和其他因素的制约,而城市子代的教育成就更多地只与其父辈的教育水平高度关联。二元户籍制度是农村子代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而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的绝对弱势是造成农村地区教育代际传递恶性循环的重要因素。因此,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改善农村女性的受教育状况应当协同发力,共同促进教育代际流动水平的提升,从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     

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与不平等再生产——基于CGSS2011的数据分析

依据CGSS2011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父辈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分析当今中国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及其再生产,研究发现:性别、户籍和教育程度是影响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我国公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存在代际传递现象,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家庭背景等因素来影响个人人力资本的获取,进而影响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尤其是拥有党员父亲和高教育程度的父亲可以显著提高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代表着一种深刻的社会不平等,要削弱代际传递效应对个人的影响、营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需要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安排。     

人力资本的代际收入传递效应研究

人力资本的跨代传递影响着收入的代际不平等性,影响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动机不仅来源于自身的利他主义倾向和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同时还受到人力资本的代际传导强度和人力资本对收入的边际贡献率的影响.忽略人力资本的直接代际传导将导致对代际收入弹性的低估.以健康和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变量具有显著的跨代传递效应,反映出我国人口在教育和健康机会上的不平等性.父亲—女儿的收入传递弹性高于父亲—儿子,农村人口的跨代收入传递弹性高于城镇,反映出代际机会不均等问题在女性和农村子女等弱势群体中体现得更为严重.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

利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脆弱性内容、生计资本、结构与过程转变条件对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联动效应及其路径选择,探索性地识别出两类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即政策文化制约模式和社会与资本阻碍模式。研究发现：(1)单一条件并不构成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必要条件,但是人力资本在是否发生贫困代际传递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脆弱性内容、生计资本、结构与过程转变条件“多重并发”,形成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的多样化组态,即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建议探索构建“政、社、民”多元联动扶贫机制,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阻断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引导农村家庭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阴云犹在”亦或“拨云见日”:早期饥荒经历与农户借贷行为

从生命历程视角,利用2020年关中平原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村个体生命周期早期饥荒经历对其成年后借贷行为的影响、传导机制及异质性,并探究早期饥荒经历是否存在代际传递效应。研究发现,早期饥荒经历会显著增加农户借贷行为,并通过提高风险偏好、增加人力资本和强化心理韧性来增加借贷行为。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早期饥荒经历对女性户主的家庭借贷行为影响更大,对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更明显,青少年时期经历饥荒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更高。早期饥荒经历存在代际传递效应,即父辈饥荒经历会促进子代借贷行为。基于此,政府在健全农村信贷体系过程中,要关注农户早期饥荒经历及其代际传递,引导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差异化的信贷产品和服务供给来持续拓展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我国农村后义务教育的空间格局和空间效应

基于2002—2012年的面板数据,以观测值、变异系数（CV）和Moran指数为测算方法考察我国农村后义务教育的格局规模、强度及纹理,发现我国农村后义务教育空间格局存在整体偏低、空间聚集和区域间不均衡特点。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表明,空间互动状态下农户收入对后义务教育影响弱化,耕地数量存在抑制作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水平对农村后义务教育具有积极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应强化区域间的统筹协调以推动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后义务教育的发展。     

农民教育、农业软实力与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如何深入推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针对当前不断深化的农民教育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从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和作用机理分析农民教育如何驱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将农业软实力的中介效应纳入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理论，依据2011—2019年中国CCAD数据库，构建中介效应、空间计量以及双重差分模型对农民教育影响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1）农民教育显著促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2）农业软实力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3）农民教育对周边省份的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4）开放程度存在双门槛效应，经济水平和农业用地存在单门槛效应。（5）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教育促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更为明显。     

延边地区朝鲜族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刍议

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当前基础教育均衡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延边地区朝鲜族城乡义务教育呈现非均衡发展状态。因此,需要制定相应的教育政策,推进城乡联动发展和朝鲜族农村义务教育内涵发展,实现朝鲜族城乡义务教育的和谐健康发展。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教育问题的缺失及对策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心理教育缺失问题日益严重。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长期缺少父母关爱,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而且会造成各种社会问题。从政府公共政策的角度,提出了解决留守儿童心理教育问题的对策。     

和谐社会与农村人口受教育权的宪法保障机制

农村人口受教育权保障对于和谐社会构建具有重大意义,但是我国农村人口受教育权保障的现实始终未能得到真正实现。因此,我们应从受教育权的性质入手,合理分析其应然权利内容和义务主体,在此基础上,对照受教育权的上述应然要求寻找我国的现实差距并最终建立涉及立法、行政与司法的全方位农村人口受教育权宪法保障体系,从而在根本意义上实现对农村人口受教育权的长效法治保障。     

技术进步影响农村的内部信任了吗?——基于农业机械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考量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讨论农业机械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进步对中国农村内部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农业机械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进步均显著增加了农村内部信任。农业机械技术进步削弱了农户间的生产协作,但提供了同一地区农户统一机械耕作的协调机会,总体上增强了农村的受限制信任及一般性信任。互联网技术进步缩短了乡村与城市间的心理距离,打破了传统乡村的封闭性,通过拓宽村民的社会交往及社会网络,增强农村的一般性信任。     

中国农村教育的收益率与外溢性分析

教育不仅影响农民的个人收入,还对农民所在群体的收入产生影响。利用中国十省百村的一手调研数据,可以从教育收益率和教育外溢性两个维度探讨农村教育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发现:(1)教育对提高农民非农收入的作用大于对农业收入的作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农民受教育时间每增加1年,农业收入将提高4.28% ,非农收入将提高5.61%。(2)无论是农业收入还是非农收入,男性的教育回报率均要高于女性。男性受教育时间每增加1年,农业收入将增加4.85% ,非农收入将增加7.18% ;受教育时间对女性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3)农村地区教育存在显著的外溢效应。同村邻居平均受教育时间每增加1年,农民收入将增加6.21% ;同行业的农民平均受教育时间增加1年,农民收入将增加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