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然、实然和应然:《庄子》人性论的三个向度

《庄子》人性论思想可以从本然、实然、应然三个向度予以观照:从本然看,人性是人生而固有的本性("性者,生之质也"),其本质规定是自然("生之质,自然也");从实然看,本然人性在现实中或者得以真实展现("性之动谓之为"),或者因"人伪"而发生异化("为之伪谓之失");从应然讲,异化的人性应当复归本然之真("反其真"),保有本真之性的方法是"知与恬交相养"。《庄子》论人性的实质向度是本然,其人性论思想以自然为指归。     

实然之"人"与应然之"人"--关于"人"的概念的语用语义分析

把"人是什么"变换为"'人'是什么",澄清"人"的概念的不同用法及其意义,有助于避开本质主义的追问方式及其困境.从不同角度或以不同标准去理解人,必然导致"人"的概念规定的多样性.某一时代的思想家通常只能以自己所处时代的人作为现实原型来刻画和建构"人"的概念.与实然之"人"的概念不同,应然之"人"的概念并不是经由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抽象概括,而是经由从描述到规范、从现实到理想的提升建构而形成的."人"的概念的二重化是一种潜在的方法论模式.人文社会科学中那些最常见的关于"人"的概念规定,与其说是对于实然之人或本然之人的客观描述,还不如说是关于应然之人的某种理想建构.人道主义主要依据本然论证应然,其特点是从本然之"人"的抽象假定导出人的应然状态,而马克思主义则主要依据必然论证应然,其特点是从实然之人的真实存在出发,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依据,来设定和论证人自身发展的应然目标.     

“龢”:华夏思想之大原——孕育于祭祀文化下的思想意识

从"和"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文化的价值,此字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天人"和"、人人"和"、君之德与天命"和".它植根于黄河中下游中原原始的和早期的农耕经济所孕育的祭祀文化、礼乐文化."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的经济特色,使中华先人特别关注天人关系、人与人关系,以及天与代行天命者的君后之关系.在此背景下所产生的祭祀文化,表现出对天的敬畏,对祖的恩报,以及对"君"、"后"意志的屈服.然而,随着文明脚步的前进,对天命的敬畏,部分地转变为对天道的信守,从而产生了"和"天人的信物--"禾";用于祭祀仪式的豊、龠不仅用于敬天祭祖,同时也用于冠礼、婚礼、葬礼,乃至士礼、军礼、乡饮各项活动中,随着人际交往的扩大及增多,虔诚的古典宗教文化,有相当一部分便转变为移风易俗的世俗文化,于是便产生了"和"人人的礼乐.大量"覆宗绝祀"(用现代语来表示就是"亡国灭种")的历史教训,使"代天行命"的君王("后")认识到自己也是被天所"监"的对象,所以以德"和"天的观念也滋长出来.于是,人与天和,求丰收;人与人和,求太平;君德与天命和,求永祀.这种"天人和合"的思想,就成为从祭祀文明向礼乐文明过渡过程中重要的思想成果.这就是华夏文化的思想之根.     

性分·生死·穷达——论陶渊明与郭象的思想差异

总观陶渊明的诗文与郭象的<庄子注>,不难看出,"性分"、"生死"、"穷达"是他们积极探索的课题.但由于二人的出身背景、人生目标、所事学科不同,因而对此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具体来说,郭象倡导的是等级之性,而陶渊明标举的则是本然之性;郭象对生死的超越是智慧的,而陶渊明的超越则是诗性的、心灵的;郭象根本否认穷达的存在,而陶渊明对穷达则是齐一的、冥同的、不计的.     

意义与实在

以世界的敞开与变革为前提,对象的自在性逐渐被扬弃,本然之在开始获得现实性的品格;与之相联系的是从"天之天"(本然之在)到"人之天"(人化之在)的转换,后者以价值意义的生成为其深沉的内涵.通过赋予"天之天"以现实的品格与价值的形态,本然世界体同时展现为意义世界.在知、行活动的历史展开中,这一过程既表现为以心、物、理的彼此互动为内涵,又以"自在"之维与"为我"之维的统一为指向.     

孔子的道德修养论作为"为已之学"的意义

从道德教育的角度研究《论语》中孔子的思想,可以将其解析为政治、道德的社会教化("礼")和关于个体人格完善的修养("仁")两个层面.孔子重视"为已之学",但他更强调"仁"与"礼"的统一,人格完善之修养的起始点和落脚点是由"礼"来规定的.不应单纯地就"为已之学"的层面理解孔子的"意图"并确认孔子思想的意义的"惟一性".     

孔孟道德精神的核心与原则

“道”者形而上，是宇宙本体运动的一种自然规律；“德”者形而下，是人类主体顺应这种自然规律而行的法则。孔孟总结夏、商、周学术之全体，把形而上的道落实到形而下的人生层面，以天命、仁、礼为核心，中庸为原则的道德实践，梳理出了人类社会在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对社会成员起约束和团结作用的道德准则，其唤起人心理性的道德觉醒，陶冶出一种超越人生层面的道德人格，实现天下太平的政治理想，开绵延中华民族二千余年所具特有的道德精神。 “天命”（“道”）是孔孟道德人格的独特性和理想层面的最高境界，是形而上的，不以人们的意志…     

从“知其不可而为之”看孔子的理性精神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天命论可被认为是其思考天人关系问题的基点。在孔子之前,天命的概念从殷商时期带有人格神意味的上帝之天转向了西周以后外在于人的客观力量的命运之天。而在孔子这里,除了对二者的批判继承之外,天命又增加了一层天赋道德使命的特殊含义。世人称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孔子之所以明知不可为而强为,就在于他对天命的特殊理解。孔子的天命论,以主体主动之"知"为桥梁,从主体的理性意识出发,主动承担天赋道德使命,积极进行入世实践,并且对于结果无所挂碍,向上直契人与天地相参的道德理想之境。从"知其不可而为之",可见孔子之深刻的理性精神与觉醒。     

论牟宗三对"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解读

在《易传》中天人相通带有道德和理性的色彩,"生生"是天的特性,也是人的特性,落实于人就是人主体性力量的存在,牟先生指出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正面的意义",即人通过道德实践而上达不已之"天命"与《易传》的整个体系符合。但是《说卦传》中"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天命"的本意更接近"命运"的意味,牟先生将"至于命"界定为"道德实践无法跨越的界限",也可以说是敏锐而忠实的。进一步对比《孟子》"天命"观,其内涵既有命运、命限的意味,又有道德的内容,并且是笼统的用"命运、命限"含摄"道德之正命","天"或"天命"并非全善。综合"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两方面内容,其与"尽心知性知天"有其一致性,牟宗三先生对两者比拟自有其一定的道理。总的来说,自孔子到孟子至于《易传》,"天"的神性和不可知的因素被逐渐的削弱,人主体性的强调和自信成为主流。     

论朱熹与阳明对孟子尽心章理解之异同

在对孟子尽心章的理解上,阳明与朱熹有很大的不同,朱熹是从格物致知角度解释知性与尽心,认为"尽心知性知天"是从知的角度而言,"存心养性事天"是从行的角度而言,"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从态度上而言,知性如同格物,尽心如同知至,知性而后才能尽其心。阳明则将孟子尽心章比配三种不同根器之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尽心知性知天"是生而知之的圣人才能实现的,"存心养性事天"是学而知之的贤人才能实现的,"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而知之的学者能够做到的。阳明以三种不同根器的人来反对朱熹从格物知至注解此章,用知行合一反驳朱熹从前知后行的角度注解此章。     

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审美的人”

"主客二分"是人之为人的起点和标志。但人之为人的意识的特点,不仅在于主客二分,而且更在于由此而进入主客的结合。只有主客的结合,才有自由的可能。求知意识以主客关系为基础,主客间的结合还具有外在性,客体及其规律仍外在于主体,是对主体(自我)的一种限制,限制就是不自由。道德意识作为人生追求自由而成为"完全的人"的一个更高境域,虽然在结合主客的程度上前进了一大步,但对于实现人的自由而言也有其局限性。人生意识发展的最高境域是审美意识。只有审美意识才完全超越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而进入到主客融为一体的领域。审美意识,依主客结合程度之高低深浅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中,"超理性之美"既是审美意识的最高层次,也是人生整个意识发展过程的最高峰,"主客符合"意义的求知意识和"应然"意义的道德意识都在它的门前终止。"新的万物一体"("万物不同而相通之一体")主张主客的最终融合,在这里,真善美融为一体。人能达到此境,就是一个既美且善且真的"完全的人"。一个"完全的人"所处之境,就是"有我"而又"忘我"之境。     

"文"辨:汉语古典诗学形式范畴系统研究

诗歌的形式创造过程("成文")乃是对语言意义表达力量不断提升("尽意")的过程,本文就在"文"之"未形-有形-无形"的纵向发展进程,及相应的在横向上对诗之"意"不断提升中,来揭示"意象"、"声情"、"神韵"等三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未形-有形"是诗之声文、形文的"成文"过程,"未成文"的"直言"所不能表达之"意"(言不尽意),"已成文"的具有审美创造性的"声情"、"意象"形式则可以使其得以充分的表达;"有形-无形"乃是"文"之发展的第二阶段,"文"由"美"而至于"神",声文、形文的形式有限性被超越,诗之"意"得到了第二次提升而臻于"意无穷"的最高境界--这是"神韵"范畴论所揭示的.在诗歌"成文"过程中,汉语能释放出巨大的形式创造力量与意义表达力量,并且这两种力量在高度交融中还不断地超越着自身的有限性--这就是以"文"为元范畴的形式范畴系统,所昭示出的汉语古典诗学形式理论整体上所固有的内在逻辑性,对此加以系统深入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不知之知”与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贯通——对《庄子·应帝王》开端的理解

《庄子》对政治生活的思考以"四问而四不知"为起点,以浑沌之死为终点,"知"作为"人的机制"乃是凿破浑沌的关键。"不知"不是知的"否定",而是意味着更深层的"不知之知",从"知"到"明"到"神"的层层深入、上达的认识运动,内蕴在"不知之知"的深层。也正是"神"、"明"构成了通达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帝王之德的内容,与此相对,"知"则将认识限制在"人的机制"中,阻碍了对未知的天道、地道的开放。就此而言,庄子以"不知之知"为起点的政治思考,通向的则是天地人三才贯通的帝王政治类型。     

十九世纪俄国小说儿童叙事中的“视点”问题研究

"视点"问题是叙事学中最核心的问题.以乌斯宾斯基视点理论的四个层面:意识形态评价层面、话语特征描写层面、空间和时间层面及描写的主观性/客观性("心理")层面为理论基础,分析十九世纪俄国小说中的儿童叙事"视点"问题,将儿童叙事中的叙事声音与叙事眼光的问题加以区分,将形式与内容问题分析相结合,使视点问题不再限于"看"之表层的言说当中,不再囿于"儿童视角"的简单阐述当中,将作者的观点、作者的艺术技巧、儿童的情趣融入到小说的整体叙事当中,再现出十九世纪俄国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     

图像与文字的符号特性及其在叙事活动中的相互模仿

图像与文字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叙事媒介,它们具有不同的符号特性.由于相比图像而言,文字是强势符号,所以就出现了语词("诗歌")与图像("绘画")互仿时的"顺势"和"逆势"现象.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其实是与图像与文字的符号特性息息相关的:图像是处于纯粹符号与表意符号之间的一种特殊符号,它具有"再现"和"造型"的双重性质;而文字则是一种抽象度更高的表意符号,它在叙述或再现外在事件时可以不受"造型"因素的干扰.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间相互模仿的情况,既发生在内容层面,也发生在形式层面:图像叙事模仿文字叙事的情况,多发生在内容层面;而文字叙事模仿图像叙事的情况,多发生在形式层面.     

由“仁”与“质”“文”之关系再探“文质之辨”——以近代以来《论语》注疏为中心

"文质之辨"涉及"人"与"文"的张力,乃涵摄《论语》全书精义的又一重大分辨。文章结合"仁"与"质""文"的关系,从理想的君子人格的养成和良善社会风尚的培壅两个角度,再度探询了"文质彬彬"的确切内涵、致取之途。一方面,就理想的君子人格的养成来说,所谓"彬彬",意味着每个人身上"仁"的端倪("质")经由种种人为之"文"的润泽而达到相当高卓的境界("文""质"互成而至无过不及);另一方面,就社会文化风尚的培壅来说,所谓"彬彬",则是意味着百姓身上那点"仁"心("质")受到为政者的种种引导和教化这一"文"的熏陶,结果社会风气的良善臻于醇化("文""质"互成而至无过不及)。     

楚简《语丛》前三篇思想论析

一《语丛一》第１８简云:“天生百物,人为贵。”人之所以为贵,自然是与天生之百物相比较而言的。在此有几个问题需要弄清楚:天生百物,天何以能生百物？而人之所以为贵,与天命到底有何内在的关系,与诸物相比到底有何所以为贵者？天命是“天生百物”的生生之原,而天自身才是此生生系列所从出的根柢。天命自身即无即有,天命之纯命是一种创生的活动力,而天命之所命则是命物的内涵或结果,从天命之纯粹自身性到天命诸物的生生过程中,其中必然涵摄“物由亡生”的原理。不过纯从天命的直线性下落来看,它也只是一个生生的过程,物的形成则是其结果。天…     

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

以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变革世界与变革自己的过程为具体的历史内容."成己"与"成物"的过程同时表现为"意义世界"的生成过程.这里的"意义"是就广义而言,它既涉及对存在(包括人自身之"在")的理解,也以对世界的价值规定为内涵.以变革对象的历史过程以及本然对象与人化存在的历史分化为前提,人不仅化本然对象为人化实在,从而创造现实形态的意义世界并存在于其中,而且也一再追问自身的存在意义并指向内在的意义世界,意义世界则相应地表现为现念形态(精神之境)与现实形态(人化实在)的统一.成己与成物的过程申所形成的知识与智慧,既内化为人性能力.又渗入于普遍的规范系统,后二者(人性能力与规范系统)又进一步从不同的方面制约着变革世界与成就自我的过程.     

天人合一 心统万物的儒教哲学

儒教哲学上绍三代之圣,下启孔孟之学,既体现了"天"的意志和道德训示,同时鲜明地流露出对"天与"、"人归"的远古黄金时代的终极关怀.既以天命论证王治,又强调性本之于天,通达于道.如此,天、祖、圣合一,命、性、道合一,对天命认同的外在超越,转向对心性关注的内在超越;由三代的理想,上接天命,并以性为道,以理为性,以心为理,终至"心统万物",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基础上,不断实现自我调适,并系统化、精致化,而以官方哲学的优势,铸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儒家宗教的合理性终极追求,进一步得到思辨哲学的论证.这正是儒教哲学,也是中国宗教哲学继往开来的渊薮.     

经"可然"推"应然"

以往解决"休谟问题"的各种推导方法都不是普遍有效的.这启示我们,与其探索"实然"与"应然"间还无从定性的关系,不如从"应然"开始,探索蕴涵"应然问题"的必然前提.经分析,"应然问题"的充要条件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的"可然",而"实然"则只是部分"应然问题"的间接前提.在逻辑上我们可以做从"实然"到"应然"的推导,但在实践层面只适宜从需要解决的"应然问题"开始推导"应然".这个推导过程的关键是"可然"到"应然"的过渡,基本方法是比较评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