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治理转向”

治理概念的出现顺应了国家管理体制法治化和民主化的趋势。治理理论在特别行政区制度论域同样具有适用性。以特别行政区制度为框架的特别行政区治理,既是特别行政区的地方治理,又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治理转向增进了国家治理的法治、民主和合法性,特别行政区治理正朝着善治的方向变革。     

特别行政区制度在我国国家管理体制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

特别行政区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对于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保持特别行政区的长期繁荣稳定、促进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的社会融合、型塑中国特色的大国治理结构。特别行政区制度已经成长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本专题所刊发的四篇文章都是研究特别行政区制度具体问题的论文,涉及特别行政区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内地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     

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设计原则和宪法价值

特别行政区制度是体现我国"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重要政治制度。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是一般意义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具体和特定的实现形式。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设计原则一要符合宪法规定的国家管理制度,二要符合中央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三要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创造性地丰富了我国对特殊地方的管理模式,创造性地丰富了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宪法理论,包括国家管理理论,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答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能够长期共处的问题。     

特别行政区制度理论的提出及定位

特别行政区制度理论是对特别行政区治理实践的理论提升,是对特别行政区制度的理论认识,具有全面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特别行政区治理出现新问题,亟须提出特别行政区制度理论,制度实践、"一国两制"理论、宪制性法律分别提供了现实基础、理论基石和法律依据。它是以解决港澳实践困境为问题意识、以"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为核心范畴、以"主权—治理"为分析框架的理论体系,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国家结构形式理论、政权组织理论和治理理论的创新发展,是对内地实行的一般的、普遍的国家管理体制理论的有机补充。同时通过理论创新来推进治理实践,形成有利于特别行政区治理的实效,从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推动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发展。     

论国家管理体制转型与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发展--基于“制度有机体”理论的阐释

特别行政区制度是我国国家管理体制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其他国家管理制度共同构成了我国国家管理体制这一“制度有机体”，二者共同促进、相互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国家管理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由统治走向治理，由政策治国到依法治理。特别行政区制度的萌芽、形成和发展，顺应了我国国家管理体制的变革过程。可以说，国家管理体制与特别行政区制度之间存在着互动融合的关系。     

治理视野下的高度自治权研究

高度自治权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核心要素,特别行政区制度是高度自治权的载体。高度自治权内涵的廓清,对于分析特别行政区制度在我国国家管理体制中的地位与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大国治理背景下,高度自治权可以经由治理视野加以理解。以高度自治权为核心的特别行政区治理,既是授权自治,又体现为一种新型的地方治理,法律治理与社会治理。     

论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法地位

特别行政区是国家根据《宪法》第31条和第62条第(十三)项的规定设立的一种新型地方行政区域,特别行政区制度则是国家根据《宪法》确立的对特别行政区实施管理的重要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中央除保留体现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所必要的权力外,授予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作为我国国家管理的制度创新,特别行政区制度是我国宪法框架内地方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国家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部分尤其是国家结构形式和国家政治体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特别行政区制度充分体现出国家管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     

特别行政区刑事管辖权论略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 ,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 ,香港和澳门实行不同于祖国内地的法律制度。因此 ,特别行政区有了独立的刑事管辖权。如何界定特别行政区的刑事管辖权 ;如何处理特别行政区刑事管辖权与国家刑事管辖权的关系 ;特别行政区刑事管辖权的概念、特征、渊源、原则以及特别行政区刑事管辖权阻却等问题值得进行系统探讨     

论特别行政区制度的二元结构

特别行政区制度已经成为由"原则性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和"具体化的特别行政区制度"这种二元结构所组成的制度体系。以"原则性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和"具体化的特别行政区制度"为基础,建构特别行政区制度二元结构的分析框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特别行政区制度在我国国家管理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方式

党内法规制度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的治理事实。价值一致性、政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宪法和社会主义法治传统为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正当性、合理性和法理的理论支持。就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党内法规制度发挥着政治保障、制度整合、提升参与者素质、完善治理能力等功能。信息汇聚机制、过程实施机制和适应性调适机制是党内法规制度实现治理功能的具体方式。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治理现代化普遍要求在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中的特殊表现。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出发,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既是国家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的历史任务。     

再论全国人大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立法权

中央出于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信任,在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时,通过第23条将国家安全立法权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但香港特别行政区却迟迟未完成该项立法,导致对香港社会存在的有损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言行无法进行有效惩戒。在此情况下,全国人大可以凭借宪法第31条赋予的监督权和立法权,收回《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的授权,径行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国家安全方面的专门性立法,这种立法与列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不同,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无须列于附件三,而是可以直接实施。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

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届时，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将永远结束。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原则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位由法律加以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90年4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以保障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香港基本法为依据。香港基本法自1997年7月1…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关系

1985年4月1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决定,6月18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7月1日至5日在北京举行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这一起草工作历时四年零八个月,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终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根据中国宪法制定的。中国宪法是社会主义性质的。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在香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十一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从法律理论上研究中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回归后的香港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是国际私法中的“安全阀”。香港回归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依然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和价值，但鉴于国际私法发展的大趋势，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在民商事交往中应该对公共秩序保留制度限制适用，这是我国区际问经济横向联系的需要。     

我国内地与香港区际合同关系法律适用刍议

1990年4月,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基本法》。根据这个法律的规定,在1997年回收香港时,将在香港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和国防外,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我国内地和香港将实行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内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内地实行全国人大和     

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重”和制度之“治”

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内在的逻辑。从治理类型来说,包括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从治理内容来说,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从治理关键来说,则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治理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制度执行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制度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治",突出体现在三大总体任务上:一是坚持以人民为基础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治理制度体系;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依托巩固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     

“爱国者治港”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

中国全国人大就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通过相关决定,得到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14亿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然而,少数西方国家通过单独或联合发表所谓声明,诋毁中方作出的有关决定,粗暴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赤裸裸干预香港事务,充分暴露他们见不得香港好、不想让香港治,把香港当作棋子遏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和卑鄙伎俩。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制度逻辑与实践路径

制度建设和治理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内容,也是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制度建设和治理现代化并不断取得重大成就,开创了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新型制度,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新的发展阶段,推进制度建设和治理现代化,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坚持问题导向,加大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有效供给,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意识、涵养制度精神,培育良好制度生态。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理论的发展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充分地体现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是我国的基本法律，它的制定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１）《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对实现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维护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２）将为解决澳门、台湾问题在法律上提供一个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３）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当今世界上国与国之间还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还是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４）《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规定的香港的政治、民主制度对国内的政治、民主制度的完善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论治理现代化与制度治理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国的治理能力基本上能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但是却存在许多不足,首先是制度体系不完善,其次是现有制度的执行力不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当务之急是要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强化提升制度执行力,适应领导范式变革大趋势,逐步实现制度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