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诗论家对诗歌法度论的消解

明清诗论家对诗歌法度论予以了有力的消解,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从“活法”角度对诗歌法度论的消解;二是从“至法无法”角度对诗歌法度论的消解。明清诗论家对诗歌法度论的消解,将“有法”与“无法”两个命题在深层次上融通了起来。     

八股文是朱元璋和刘基所定的吗?

八股取士制度不始于朱元璋,八股文也绝对不是朱元璋首创或由他和刘基二人所定。其证有三:首先,洪武年间科举考试使用的主要文体不是八股文,而是宋元经义体;其次,洪武年间的取士之制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看,都不是朱元璋和刘基等人的发明,其中的重要方面均是宋元以来科举制度的延续;第三,朱元璋开国之初,遴选人才是行荐举还是开科举,徘徊不定,对科举成法持怀疑态度。洪武年间诏复科举,原其初心,仍然是想造就和选拔适合封建社会需要的人才。     

法家人才观对古代人才管理的影响

先秦法家人才选拔观有四点是有利于当时社会进步的,即以功授官、任人惟贤、不拘一格与重在实践.它们后来被曹操、赵匡胤、朱元璋等杰山君王所吸收,化做中国古代人事制度中的积极因素、人才选拔制度中的合理成分.     

修昔底德的战争叙述及其对当代国际关系学的意义

当代国际关系的著作在研究战争的时候一般都会详细地叙述战争的来龙去脉、战争的时代背景、战争前后人的反应以及战争的后果和影响。但是,中国古代关于战争的叙述可能难以做到如此详细。尤其是中国史书对战争的叙述往往是见战不见人,只关注战争的结果,即便关注人,也主要是那些决策者和战略家,一般的人是被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的。相比之下,古希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关于战争的叙述则非常详细,不仅详细地描述了战争的过程,而且对战争的决策、人的心理变化等都作了细致入微的刻画。特别是该书通过大量的具有现场感的演说词,给读者以身临其境的感觉,并通过这些演说词的内容揭示了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诸多原则和机制。因而,它对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朱元璋后期诗作对明朝诗坛的影响

朱元璋的诗歌创作可以登基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诗作,粗豪霸气,威风凛凛,直有干云之势;后期诗作,雍容雅致,功利实用,几无风格可言。在朱元璋看来,大明诗歌应该成为与大明开国气象相契合的粉饰太平的工具。为达到这一目的,朱元璋身体力行、垂范作则,大量雍雅、实用之作在朱元璋的后期诗作中接踵涌现。这些诗作,不仅直接左右和控制了明初及明朝前期诗坛,也影响乃至笼罩了整个明朝诗坛。     

明重典治吏对反腐倡廉的法律启示

腐败消耗社会资源、降低政府工作效率.出于对前朝历史经验的总结及明太祖朱元璋的个人原因,明朝开国即实行重典治吏,终明之世,严刑峻法,严禁结党,其严厉程度冠历朝之首.明朝注重法律宣传充分发挥群众力量反腐的做法值得借鉴,当下的群众监督更是可以结合网络信息的传递手段进行.然明朝反腐人治色彩浓厚,是当下应该避免的.今天的反腐应在合理分权的基础上严格依法进行,通过有针对性的刑罚手段科学反腐.     

浅析明太祖朱元璋对藏僧的多封众建

明朝建立以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在全国恢复封建秩序,缓和社会矛盾,在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君主专制制度,从而使明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而对西藏,明太祖则采取了“多封众建”,即对藏僧进行分封“国师”等名号,取得了较好的实效,促进了西藏的稳定与祖国的统一。     

对伊拉克战争的战争法思考

战争法是国际法的分支 ,它既是对敌斗争武器 ,又是在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的衡量标准。一个国家对未来的战争该不该打、控制在何种规模、采用什么手段、使用何种武器等 ,在决策中都要注意战争法的有关规定。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善于运用国际法这个武器 ,来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1] 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全新的战争 ,我们应对其中的战争法问题进行思考 ,以便在新时期军事斗争中能恰当地适用战争法 ,正确决策 ,更好地打击敌人 ,保护自己 ,夺取军事斗争的全面胜利。　　一、师出有名 ,具备使用武力合法性 ,是进行战争的前提　　现…     

理想与尝试:明初里老对地方官吏的权力牵制

明初,朱元璋继承了前代乡村治理的经验,开创了里老治吏的模式。他重用里老,既推行里老理讼制度,分地方官之司法权,又以里老强化对地方官吏的监督,不但在考察官吏注意咨询里老,还赋予里老直接将违法官吏绑缚赴京的权力。洪武年间,里老治吏模式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然而,由于朱元璋过高地估计了里老的道德自觉,对其权力丧失有效的监督与制约,致使该模式在其去世后不久便日渐式微,其尝试最终失败。     

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和新国家主义

为解决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与战后赔偿等克服过去问题,需要考察如下两种趋势:一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扩大国家主义意识及其运动的历史环境;一是战后日本社会持续隐秘扩散的新国家主义问题。考察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和实施殖民统治的根源——国家主义在战后原样传承下来的背景,审视其对战争责任和战后赔偿问题的歪曲认识和举动,就能发现日本忽视政治责任和战后赔偿问题而只专注于本国利益和确立新国家认同性的社会脉络。     

浅析晚商中央王朝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

商王朝后期,随着中央王朝实力的增强,其对周边部族方国的辐射影响力也相应增强,这种辐射力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有具体表现。商王朝能够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作用主要取决于它的绝对统治地位及占据天下之中的优越地理位置。这种辐射力为后世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统一和国家统一创造了条件。     

元上都--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

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部的金莲川草原上,至今屹立着一座雄伟的古城遗址,这就是沉寂了六百余年的草原国际大都会———元上都。古城始建于1256年,初名开平府。1260年,忽必烈在此登基,继蒙古汗位,这里遂成为临时都城。开平汗庭的建立,在蒙元史上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蒙古国前四汗的统治中心都在漠北和林地区,从忽必烈开始,统治中心转移到了漠南汉地。元上都有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外城平面呈方形,周长8 800余米。元上都的四关范围十分广大,每一关厢地带都如上都城址一般大小。依据调查材料,四关内的遗址大致可以分为官署、仓址、驿馆、大型院落、店铺、民居和兵营等几类,是上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上都周围发掘的元代墓葬,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汉人家族墓地;一类是普通蒙古人的墓葬。羊群庙奎树沟地区发现的元代祭祀遗址和石雕人像,反映了元代蒙古上层贵族对天和祖先崇拜的思想。在羊群庙出土4座汉白玉雕像的祭祀基址,应是元代权臣燕铁木儿三代祖先的宗庙和燕铁木儿本人的生祠所在地。     

宋末元初江西诗派的流传

宋末元初 ,江西诗派依然有所传承 ,从作者身份方面讲 ,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从地域方面讲 ,则以江西和杭州两地为主。其中以方回为代表的诗学大家对于这种传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多维视角下的元杂剧研究述评

20世纪元杂剧研究成就巨大,元杂剧研究更成为一门体系性的学科。关于元杂剧的研究文献相当丰富,研究者从各方面对元杂剧进行研究,如元杂剧的题材来源、元杂剧中所体现出的民俗文化、元杂剧所体现的语法、元代文人与杂剧兴盛相互关系等。总体看来,研究者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研究视角的多维性是20世纪元杂剧研究的主要特点。     

外儒雅而内奇崛:理学家之人格追求与元人之文风追求

在元代,理学全面影响诗文,形成了以理学为精神底蕴的一代文风,这也是元代有别于其他时代的文风。不管我们如何评价这种文风,都应该首先认识它。元代这种代表性的文风,与理学精神的内部关联在于:诗文之“平易正大”,是理学家追求的“圣贤气象”人格精神的体现;诗文之“自得之趣”,是理学家学问与道德修养中追求“深造自得”的表现;诗文之“气和声和”,是理学家要求“志以御气”的结果。总之,元代诗文追求的雍容平易、萧散高致、淡雅光洁,是理学家外圆内方人格追求的体现:在儒雅闲静的背后,深藏着孤介不倚、凛然难犯的君子之性。黄溍比之为:“精切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鱼龙光怪,隐见不常,莫可得而测也。”我们概括为外儒雅而内奇崛。     

明洪武朝对蒙战争的时空分布

明朝建立后,为了彻底剿灭北元残元势力,朱元璋多次派兵北征蒙古。在对蒙作战的时间和地点选择上,明军进行了精心布置,体现出鲜明的季节性和地域性特征,其时空分布主要依据明军战略任务的阶段性变化而变化,反映了洪武时期明蒙关系及其演变过程中的诸多重要问题。     

元代医法初探

元太宗十三年(1241),窝阔台正式下令设立太医院,作为全国最高的医药管理机构,自此有了医药管理制度,其中包括与医药相关的法律条例,我们称之为"医法"。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元代没有形成独立的医法机构,在医法上也一直存在边实行边补充、调整的现象。但不管怎样,它是元代法律系统的一个环节,也是元代医史研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     

元曲女作家述略

元曲作为元代文学的代表,其繁荣离不开作家的创作。文学史上的元曲作家队伍几乎是须眉世界,然而我们翻阅一下资料,却发现有十几位元曲女作家,她们大多是歌妓,因而没有被记载元曲作家的《录鬼簿》、《太和正音谱》所收录,这是很不公平的。本文简述了18位女作家和其中一部分人的作品,她们对元曲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     

陈寅恪“胡化说”由来探析

学术界普遍认为“胡化说”是陈寅恪的独创。然而,本文通过梳理史料发现,尽管“胡化说”是陈演恪先生整个史学研究的渊源,但其由来更多地取自唐宋史家的研究成果。以陈寅恪“胡化说”的由来为切入口,对此进行论述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