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抗战初期美国对华政策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火炮击驻扎在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卢沟桥事变，打破了华盛顿会议所确立的远东均势结构，严重危及了美国的在华利益。但是，美国并未采取行动去制止侵略，而是实行了以绥靖日本为主的所谓“中立”政策。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美国就明白无误地表示了自己的“中立”立场。7月12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中日之间的武装冲突，对和平与世界进步事业将是一个沉重打击。”①这种把侵略与被侵略混为一谈、相提并论的提法，实则是为日本开脱罪责。7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又发表一项关于国际政策基本…     

关于卢沟桥事变与淞沪大会战

一、关于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北平西南郊卢沟桥附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日本政府借故扩大战争，投入了百万大军，开始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自此之后，中华民族经历了八年的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民族生存的可歌可泣的伟大战争。1、卢沟桥事变的过程和起因。1937年7月7日深夜，驻丰台日军中国驻屯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于距卢沟桥西北一千米的龙王庙附近进行夜间演习，并借口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内进行搜索，还开枪数响，向我示威。我驻卢沟桥部队37师110旅认为，午夜日军入城搜索，势必惊扰城中居…     

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关于对日宣战问题的论争

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间,中国发生了是否对日宣战的讨论与争论。一开始,蒋介石打算宣战,随后赞同不宜宣战主张,乃发表应战谈话。日军发出最后通牒前后,蒋介石又计划宣战,汪精卫集团强烈反对,抗战阵营一些人士及英美法等国也反对,国民政府乃将应战发展为抗战。此后,中国各界再次讨论,认为不宜宣战,蒋介石也赞同,自卫抗战的基本立场进一步确立。综合来看,讨论是出于宣战到底宜不宜的角度,一些人士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绝交宣战,蒋介石、王宠惠等人也一度主张宣战,何应钦、程潜、徐永昌等人以及另一些人士认为不宜宣战,抗战阵营最终达成共识,"抗战"作为具有深刻含义的词汇载入史册。与汪精卫集团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抗战还是投降的斗争,汪精卫企图夺取行政院长职位,不但反对绝交宣战,甚至主张"和"。1月18日发表的《国民政府声明书》将这场讨论与争论画上了句号。     

论“情势变迁原则”在中国外交史的运用

本文探讨"情势变迁原则"在中国外交史上的运用历程.中国于1860年代引进此观念,首次在国家实践中运用,应是1919年巴黎和会及撤销外蒙自治.1920年代初期,在废除<中日民四条约>及收回旅大运动时,有进一步发展.1925年五卅惨案后,北京及广州政府都引用此原则发表修约及废约宣言.1926年初,北京外交部引用此原则与法、日等国交涉修约,并宣布废止<中比条约>,在国际法庭争议时,国际法学家对此原则有深入的讨论.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7月对各国要求修约,主要也是引用此原则.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引用<九国公约>自保,强调"条约神圣原则",日本反而引用"情势变迁原则",要求废弃<九国公约>.这个历程,展现了外交史与国际法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议题.     

冯友兰先生在云南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爆发了震惊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为应付时局,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所大学被迫南迁,先在湖南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后日军再度进犯,联合大学不得不西迁云南,长沙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在战火     

日本侵华的战略方针与台儿庄会战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企图利用武力征服中国。然而在事变之初,日本政府却宣扬“不扩大”方针,表示希望事变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得以就地解决,一直到8月底,日本才撕下这层“不扩大”的伪装,公开宣布以武力解决中日争端,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侵略战争一开始,日军统帅部就制订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企图在较     

“八一三”抗战中的上海人民

一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帝国主义便明目张胆地开始了以灭亡中国为目的的侵略战争。1937年日寇再次扩大对中国的侵略。7月7日挑起了卢沟桥事变,8月13日又以虹桥事件为借口,进攻上海。这样,日寇一面从华北平原,一面从华东地区大举进攻中国内地,以便实现使中国沦为其殖民地的野心。中华民族的生存,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威胁。敌人的枪炮声,震惊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     

抗战时期日本对华南地区经济掠夺与统制的特点

1937年 7月卢沟桥事变后 ,日本对中国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实施全面战略进攻 ,日军攻占厦门、广州、香港、福州和海南岛等地后 ,实施“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战略 ,在工矿企业、农业、金融、商贸等领域实施全面的经济掠夺和统制 ,给华南地区的经济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1931-1937:蒋介石应对日本侵华的军事思想

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 1937年卢沟桥事变期间 ,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华侵略的特殊历史阶段 ,蒋介石为应对外敌入侵 ,在军事方面作出了自己的思考。本文根据蒋介石这一阶段的论著 ,概述了他对于未来战争的认识、他的国防理念、他关于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构想、他的军事教育思想 ,在此基础上 ,对这些军事思想及其历史作用 ,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评价。     

卢作孚与抗战初期京沪地区政府和人民物资的后撤（1937年8-12月）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政府决心起而抗战,是时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兼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卢作孚的抗日之心是激昂的,认为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实业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遂带领民生实业公司积极投入抗战行列。卢作孚首先停止赴欧考察行程,参加政府为抗日战争而设立的大本营,出任第二部副部长,担任制定抗战总动员计划工作。同时赶回四川发动员工捐款救国,并运送川军出川抗战,进而发挥其航运长才,于1937年8月上海战事爆发后,紧急率民生实业公司船队于三个月内疏运京沪地区政府机构、学校、学术团体、兵工器材及民间工厂、人民后撤武汉及四川,共赶运13,460吨。同时为应付日军封锁,紧急采购长期抗战所需油料、五金器材和延聘造船技术人员入川,此举不但厚植长期抗战国力,也未雨绸缪地解决了战时川江航运问题。     

陪都书法论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已从局部发展至全面,从此,进入了中华民族“运用全力抗战”的抗日战争时期,时势危及着南京政权。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迁都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迁驻重庆。以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     

从"一·二八"到"八·一三"蒋介石"以战求和"抗战策略的转变——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为中心

上海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中心,蒋介石对其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从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到1937年的"八·一三"抗战,蒋介石基本是执行了"以战求和"的策略,但是仔细考察这一策略的前后,可以发现他两次"以战求和"的程度有所不同,1932年他对日策略消极成分更大;1937年蒋介石感觉到已经无路可退了.在仓皇中决心应战,虽然其策略依然是被动的,但已有积极的改变.     

“西安事变”与“丢失大陆”:失败者怎样书写历史——兼谈国民党文宣系统的“曲释”操作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事件,也是国民党在大陆最终溃败的远因之一。国民党作为一个"失败的政府",在播迁台湾后需要对民众和友邦作出一个有关"丢失大陆"的历史交代,于是其文宣系统运作出台了《苏俄在中国》一书。在其成书过程中,由于西安事变不能绕过,蒋介石亲笔写下了有关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八页意见。将蒋氏手稿与成书后的《苏俄在中国》进行比较,结合蒋氏希图用文字彰道、明德的成贤作圣心态,我们可以鉴知,当面对以蒋氏第一人称来落笔的文本时,为何国民党文宣尤需用"曲释"操作。探研陈布雷、陶希圣等蒋氏文胆的个人生平,我们亦可窥见他们身为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文宣"曲释"生涯面前的选择困境。对照德国文化历史学家沃尔夫冈     

论胡适与蒋介石政治关系的转变--以《独立评论》刊行时段为界

在<独立评论>刊行时段(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适值寇深祸亟,国内民族主义大兴,胡适与蒋介石的政治关系渐趋融合.1938年,胡适曾公开声称"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地",明白表示不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在中国面临着严峻国难的形势下,胡适更注重从民族主义视角去评价当时的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更加关注和理解国民党政权的"带民主色彩的制度"以及蒋介石统治的"进步",并最终加入这个政权体制,做一个国家的"诤臣"、政府的"诤友".而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民族主义而产生的政治认知和行动取向的转变,也促使胡适放弃"独立"于政府势力之外的政治立场,转而与蒋介石合作.     

卢沟桥事变与读者读报反响

卢沟桥事变震惊中外，国内主要报刊的报道较为详尽。面对国难，报刊读者对于卢沟桥事变的阅读、思考与态度虽然有时空上的差异，但焦灼、愤恨的心情却较为相似。在“和”与“战”方面，读者的立场也有分歧，但随着战火的延烧，尤其是随着平津沦陷和八一三事变的爆发，持续一个多月的卢沟桥事变的报道，使许多读者逐步认识到抗战救国乃是必然的选择。通过政界人士、传统士绅、学界人士的新闻记载和事后回忆，我们可以从阅读史的角度探析这一重大事件的冲击和影响。     

美国外交关系档案揭秘:1937年秋冬的“泛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4日,美国驻德大使陶德在给总统罗斯福的密电中披露,日本驻德大使东乡茂德承认,日军在攻占南京之前就已杀死了50万中国平民。1938年1月25日,美国国务院接到驻上海总领事高斯就日军暴行的专题报告。这一报告与"广田电报"中记录的英国记者田伯烈关于日军屠杀30万平民的报道的内容完全吻合。美国外交关系档案中记录的来自加害方和第三方的消息相互印证了同一事实: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日军在以占领南京为目标的侵略行动中曾经大肆屠杀中国平民和俘虏。若将第三方档案与其他证据(电报、日记、书)连贯起来就能明晰地看到,日军从侵略中国开始就伴随着一系列的屠杀、奸淫、抢劫等残暴的反人类罪行。不仅"南京大屠杀"真实可信,而且在南京沦陷之前、之后,以及在南京周边地区,日军曾施以大量屠杀中国平民的暴行。也就是说,1937年秋冬,不但存在"南京大屠杀",而且还发生更令人震惊的"泛南京大屠杀"。档案及相关记录揭示并证明,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军国主义教育就意味着与犯罪相伴,也注定了日本军人成为罪恶的战争与屠杀机器的必然。"南京大屠杀"并非孤立事件,它既不是日军犯罪的开始,也不是其暴行的结束。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时间小考

关于陕甘宁边区政府(以下简称“边区政府”)成立的时间问题,在边区政府形成的历史文件中有两处不同的记述或说法:一处是,1938年11月边区政府在其发布的关于改陕甘宁边区议会为参议会的通电和训令中说到:1937年9月20日正式改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为国民政府领导下之边区政府。”①另一处是,1939年1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边区苏维埃政府于1937年“9月6日正式更名改制,归国民政府领导,成为它的一个织成部分。”②正是由于此,长期以来在     

试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重大作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最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本文谨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重大作用进行论述，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一）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以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必然产物。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促成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民族…     

从“广田三原则”到“近卫三原则”——抗战爆发前后日本对华政策的“表”与“里”

1935年初,蒋介石以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为契机,推动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并首先由王宠惠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对日关系的三原则。早已确定对华政策的日本,专注于发动华北事变而对此冷淡,待中国政府由驻日大使明确提出三原则之后,才于10月4日阁议决定了广田三原则,并要求中方首先予以接受。此后中日双方在1935、1936年的下半年,围绕三原则和调整国交问题,进行了多次外交谈判,但均以无果而终。1937年7月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初期继续坚持广田三原则作为处理中国事变的外交政策,在攻占广州、武汉,且汪精卫集团投降之后,1938年12月22日近卫首相根据第二次御前会议决定而发表的第三次声明,明确提出了取代广田三原则的近卫三原则。此后,通过1939年12月30日的日汪密约、1940年11月30日的日华条约,日本将近卫三原则作为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进行了细化并最终固定下来。对于广田三原则与近卫三原则,我们在看到其表、里不一的暂时矛盾现象的同时,更要认清其表、里的如一。     

关于《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致聂荣臻电》的时间

《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致聂荣臻电》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文献。关于这一指示电的时间,一般以1981年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中的1937年10月20日为准,但是笔者认为这一指示电的时间是不确切的。 根据是:第一、这个指示电是发给聂荣臻的,但此时(1937年10月20日)他尚未奉命担负开创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任务。聂荣臻1943年在《关于晋察冀边区六年来的工作向中央的报告》中说:他奉命留驻五台开创晋察冀根据地的任务,是华北军分会约在1937年10月23日决定的。《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一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