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的民法应对:民法的"绿化"

民法所固有的弹性为民法的"绿化"提供了路径,同时其不变的秉性使得民法的"绿化"不可能走得太远,只能在民法的已有框架内进行.重新解读诚实信用原则,发展公序良俗原则,重构所有权的内容,改造旧有的环境侵权责任理论,扩张合同的附随义务,建立环境合同制度、环境物权制度和生态型环境侵权制度,这已成为民法"绿化"的必由之路.     

论民法原则与民法规则之间的关系

民法原则是民法规则的本源和基础,它可以弥补民法规则的不足与局限,甚至可以直接作为法官裁判个案的法律依据。在全无民法规则的情况下适用民法原则裁判系争案件,实质上是裁判者依据民法原则所内涵的价值、精髓在自己内心里形成包含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的民法规则,然后将之适用于系争案件。虽然存在民法规则,但当适用其裁判系争案件会产生极不适当的后果时,需要放弃该规则而改用民法原则裁判案件。其他的情形是,运用民法原则补充不完全法条,或者限缩或扩张民法规则的适用范围。     

性恶论基础上的民法基本原则重构

近现代民法是建立在人性恶的理论预设基础上的,以此为前提,可以重构民法基本原则体系.基于对人性恶的尊重,民法基本原则的正面体系应包括平等原则、私权保护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基于对人性恶的限制,民法基本原则的反面体系应包括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论民法上的平等观和权利观

平等观和权利观是民法最基本的精神.它象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影响着民法的发展。探讨民法上的平等观和权利观,有助于对民法文化深层的研究,笔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 一、平等观和权利观是商品经济活动最一般条件在民法上的抽象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四十多年的时间,一直没有一部民法典?为什么苏联的民法典一直不能发挥他应有的作用?根本的一点就在于没有发达的商品经济。“从民法的历史发展来看,尽管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度和同一国度的不同阶段,民法的调整范围不太相同,但是民法都是适应商品经济的需要产生的,并且都是以社会商品关系作为主要调整对象。民法规范深深植根于社会商品经济生活中,那么,民法是如何反映商品经济活动的一般条件呢?     

论民法上的平等观和权利观

平等观和权利观是民法最基本的精神,而人格平等和权利本位是民法最基本的性格,前者和后者关系极为密切,它们象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影响着民法的发展。探讨民法上的平等观和权利观,有助于对民法文化的深层研究,而对民法上平等观和权利观的研究,又离不开对人格平等和权利本位的研究。笔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 平等观和权利观是商品经济活动最一般条件在民法上的抽象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四十多年的时间,一直没有一部民法典?为什么苏联民法典一直不能发挥她应有的作用?根本的一点就在于没有发达的商品经济。“从民法的历史发展来看,尽管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度和同一国度的不同阶段,民法的调整范围不太相同,但是民法都是适应商品经济的需要产生的,并且都是以社会商品关系作为主要调     

传统观念与民法结构:再论中国古代民法的价值

中国古代由于受到社会经济等方面基础条件的制约,完全以惩罚性的思维立法,采用了"刑事兼理民事"的治理模式,加上以道德治国为最终的价值追求,所以当代西方式的民法观念及其民法体系难以见容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此种差异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中国古代对法的谦抑性认知密切相关。中国古代民法结构的这种独特性体现了中国传统"不能与不为"的智慧哲理,正是中国古代民法这样的结构模式才凸显出了中国法律的自主性。     

论民法的人文精神

从传统民法到现代民法，始终充满着浓郁的人文精神。民法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关心人、尊重人和发展人。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具有了崭新的表现形式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主要体现在：人格权保护的强化；弱者权利保护的加强；国家强制的扩张。     

论民国时期的民法思想

民国时期的民法思想是中国近现代民法思想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本文对民国时期的民法思想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体现了世界民法社会本位的新思潮;其继承清末变法修律的传统,凸显了西方民法理念与中国传统民事习惯进一步磨合的价值追求。     

关于民法教学的理念与民法精神的培养方法

自古以来我国的教学精神就是教书育人,其中育人更是教育家尤其重视的教学目的。民法的教学过程中,育人的理念与法律精神是息息相关,甚至是将法律精神贯彻到整个教学过程中。为了培养法学类学生的民法素养,就需要教师采用有效的方法。本文将通过阐述民法教学理念与民法精神的内涵以及培养目的,表明民法精神在民法教学中培养的重要性,然后针对民法教学理念与民法精神培养提出有效的方法。     

论我国转型时期的民法规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之后,我国正从法治的立法时代迈向司法时代。作为成文法国家,我国法治的基本要素包括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保障法律的正确施行。法律规范是法学研究的核心,也是司法裁判的基础。针对我国转型时期的法治现状,我国现有理论对民法规范本身的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民法规范的性质、类型尚未形成共识,对违反强行性规范的法律后果界定混乱,由此影响了司法适用的准确性与有效性。强化民法规范的研究,合理厘清民法裁判规范的地位与类型,注重民法规范方法论的研究,正确把握公法规范对民法规范的影响,这对我国民法理论研究与司法适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形成、演进及进路探析

在当前公共行政领域,“治理”一词可谓广受欢迎,对“治理”的研究也风生水起。从治理的定义、概念,或是从治理的外延和具体内涵,对治理的研究和应用是千变万化、层出不穷,这种现象恰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呈现出的多元化特征。首先,我们将论证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形成是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其次,我们将求助于公共行政思想史对作为公共行政领域的三个范式之间的演进逻辑进行分析,即对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治理的演进进行一个深入的挖掘,从而对当前公共行政领域盛行的新公共治理理论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知;最后,我们将对新公共治理理论能否解决当前的公共行政困境进行一个必要的探索。     

网络寻衅滋事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问题研究

自2013年9月9日“两高”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来,学界对寻衅滋事罪的司法扩大化适用问题颇有争议,对《解释》进行合理解读,有利于防止寻衅滋事罪不当扩大。《解释》肯定了信息网络属于公共场所、公共秩序不限于公共场所秩序,具有合理性,但为防止寻衅滋事罪的滥用,只有具有公开属性的信息网络才属于公共场所,同时仅破坏网络秩序的行为不属于网络寻衅滋事。实践中应严格认定“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要求司法机关严格举证行为与“严格混乱”的因果关系,处罚上做好刑行衔接。     

台湾的公共政策营销及对我们的启示

在"营销功能扩大化"和新公共管理运动思潮的影响下,运用"营销"的理念和方法改进公共服务成为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面向。台湾学术界弥补了西方研究者没有把"政府再造"的重点放在政策管理层面上的研究缺陷,确立了"公共政策营销"研究在公共政策学科中的地位。台湾的一些地方政府在实践中也进行了政策营销的有益尝试。这些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对于大陆地区的政策管理和政策创新来说,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市场失灵、技术生命周期与技术创新政策

技术创新政策分析中的一个难题是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匹配问题。“市场失灵”的假定和“技术生命周期”理论为建立分析模型提供了前提和条件,把“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为核心的政策工具”纳入模型进行比较、选择和整合,是一个有效的分析路径和框架。     

从西人记述看晚清厦门的日常卫生与医疗

传教士、海关管理者等记述晚清厦门的日常卫生情形大体是:气候总体上对健康有利,但也有一些气候因素不利于健康,城市公共卫生差,个人、家庭卫生意识淡薄,医疗条件简陋,传染病经常发生,人们应对疫病时多求助风水、祭拜神灵,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等。为改善不利的日常卫生状况、进行医疗传教、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居民健康,西人开展了众多医疗活动:海关管理者制定卫生检疫章程,鼓浪屿工部局治理城市公共卫生、实施相关卫生规定等;教会、外国领事等创建西式医院;教会医院成立医学学校,培养医学人才,宣传疾病预防知识;医疗传教士进行疾病救治和医学研究。西方医疗卫生相关制度在晚清厦门的这些具体实践,不仅传播了西医的知识、观念和文化,促进了中西医之间的交流融汇,而且使得卫生意识逐渐融入日常生活,人们的医疗观念和生活方式得到更新和改善。     

婚姻的效力与公序良俗——从两起婚姻实例谈起

就婚姻的效力与公序良俗的关系而言,近些年来出现的某些引发轰动和争议的婚姻,无疑可以成为我们研究时能够引用的典型事例。婚姻违背家庭伦理的,即因违反公序良俗而归于无效。现行公序良俗原则的立法有待完善,而无效婚姻的当事人也应该得到善待;这昭示着我们:法治的前提乃是对于人的尊重。     

1928-1929年孙良诚在泰安岱庙的施政及其困局

1928年5月,泰安成为山东省政府临时驻地,孙良诚任省府主席。其在任期间,选择性执行国民政府的相关政策,大幅拆改岱庙。孙良诚在该庙举行的诸种政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民众的抗日热情,但甚少顾及民生与民间信仰传统,且伴有省政府与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的权力冲突。孙良诚对岱庙的改造与利用造成政治动员、古迹保护与民间信仰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得到一些新知识人赞同之时,也受到社会舆论的质疑与批评。1929年4月,孙良诚奉冯玉祥之命离鲁,岱庙的政治色彩随之骤减,而当地民间信仰习俗渐趋常态。这一时期岱庙遭劫的命运表明,孙良诚的施政既凸显其个人威权,也遭遇党政纠葛与派系纷争,终究未能实现区域性"善治"。     

The scientist's mission and professional involvement: A quantitative revisita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Basic science” and “applied science” are tired labels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due to their use as a priori specifications on empirically nonrecognizable ideal types. A modification of the Thurstone scale construction technique is used to indicate a scientist's attitude toward his work. A continuum is empirically generated and suggests a higher order theoretical concept that subsumes both basic and applied science. The continuum suggests the two-fold concept of the “scientific mission.” A scientist's mission is: (a) his position on the continuum reflecting his interests relative to others in his discipline, and (b) the size of the locus about his position indicating the breadth or diffuseness of his interest-space. Using multiple correlation, the scientist's mission is related to his degree of professional involvement as measured by a seven item index. The seven items are scaled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s factor analysis and are shown to be highly related and form a usable index.     

主体特质与话语表达:基于“能量场”的政策体制探析

公共政策是整合分化社会与分化利益的有力工具,制定一项良好的公共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一项良好公共政策的制定一方面基于各参与主体的特质情况,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政策产出的体制.关于公共政策主体的分类与分析,国内外学者仍是“仁者见仁”.在后现代话语理论方兴未艾的情势下,公共政策在“公共能量场”中的制定与修订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抗辩、博弈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难民、秉持公共精神的管闲事者、相关的政府机关、不可触犯的上级权威等四类公共政策主体的特质.而政策主体的特质在“公共能量场”中的能动性,既取决于政策主体的主体特质的话语表达,也取决于在解构传统公共政策体制的基础上建构基于后现代话语理论以“公共能量场”为场域的新的公共政策体制的平台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