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的建立及其发展

成中英创发的本体诠释学经过了三十余载的持续发展已于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这源于其深刻的理论动机与长期的实践坚持。融贯古今中西的本体诠释学从整体的层面对中西哲学的发展进行了系统反思和相互理解,从本体学的视角透视中西哲学各自的本体发展规律和特点。聚焦于西方围绕ontology发展出的实体哲学的演化轨迹及其在当代突显的知识与自知、科学与道德的割裂问题,本体诠释学强调根源性的重要,提出了动态的生成着的具有根源性的"本体"以补足实体论式的本体论。同样,在植根于东方传统哲学的深刻内在体验同时,本体诠释学也指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需要在外在性与分析性上的开拓。从观、感动态循环和人的四个性向出发的本体学、本体诠释不仅促使中西哲学各自反思自省,而且为两者在当代展开深层次的对话找到一条途径,进而在互释的实践和本体的生长中寻求人类的相互理解,共同面对知识、自知和价值在当代造成的困境。     

诠释学的经典与经典诠释学——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潘德荣先生访谈

一、诠释学在中国孙义文:潘老师,您好!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从2008年到2010年,明确以“诠释”、“解释”、“释义”作为文章标题的期刊论文每年都超过3000篇,每年又有30多位不同专业的博士所写的毕业论文标题中用这些词语,其中竟然还有很多是自然科学的.甚至,我们去搜索引擎上搜索词语“诠释”,可以得到超过一亿的相关结果;在日常生活中,“诠释”已经成为一个日常用语,有关诠释的学问成为一门显学.但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以不同的方式甚至是任意、荒诞地解说文本,特别是一些经典著作,并用“从诠释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理解”这样的话语作为自己回应批评的武器.这种随意性解说不免最终走向相对主义,您认为诠释学是否应该为此负责?     

诠释学与伦理学——纪念伽达默尔逝世五周年

伽达默尔在哲学诠释学的发展中完成了一个转折,这一转折和他赋予诠释学以伦理学维度有紧密关系。只有把他的诠释学和伦理学联系起来,才能理解他的诠释学的内涵与精神,才能理解他的诠释学为什么是作为一种实践哲学。本文强调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具有伦理学维度和内涵,没有进一步涉及诠释学对于伦理学的意义这个方面,这并不意味着作者认为这个方面不那么重要,也不意味着作者认为伽达默尔对于伦理学本身的研究没有他特有的成就。作者在同伽达默尔的交往中意识到,哲学即使是在今天这一解构时代也还必须把自己理解为意义的说明者与商讨者,甚至是一名意义的守护者与承担者。这不能不包含着许多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是把诠释学和伦理学联系起来进行探讨。伽达默尔已经开拓了这条路径,了解和解释他的研究对我们将是大有帮助的。事实上国内也已经有人开始这一工作,本文只是表示跟进,并以此纪念他逝世五周年。     

从本体诠释学的视角看本体论的承诺

本体诠释学是在中西哲学的互释中创发而来,其中就包括吸收了蒯因哲学中的合理洞见。本体论承诺是蒯因的代表学说之一,反应了他整体的哲学观,但却被认为面临困难而遭到批评。从本体诠释学的立场分析本体论承诺,能够更清楚地表明其局限,并导向更全面的深层的具有根源性的理解。     

论本体诠释学的四个核心范畴及其超融性

本体诠释学应阐释为对本体发生的一种诠释,以区别于实体化的本体论。古希腊和中国从不同的进路来讨论存在,此差异表现为作为存在的存在(being as being)和作为发生与创造的存在(being as generative or creative)。通过界定本体诠释学的本体和追溯中西哲学的Logos与道,能够进一步展现出本体诠释学的四个核心范畴、五个命题。在此基础上可以探求如何实现超融、如何从诠释的方法看待本体诠释学。     

哲学诠释学的当代发展与前沿问题——洪汉鼎教授访谈录

自伽达默尔建构哲学诠释学以来,哲学诠释学就成为一个具有深厚传统和独特视角的哲学形态。而哲学诠释学的引入不仅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研究,同时也为许多哲学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时至今日,哲学诠释学的研究及其在哲学研究中的影响也日趋多元化。那么,作为一种哲学传统,它在当前所关注的前沿问题是什么?它对当代哲学研究的启示有哪些,这些启示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所表现的?这些都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对此,我刊特别约请了我国著名哲学家,国内第一代哲学诠释学的研究者,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洪汉鼎教授,为我们深入解读哲学诠释学的当代发展与前沿问题。     

本体诠释学即中国诠释学——兼论中西诠释思想的异同与交融

自创建“中国诠释学”的问题提出,迄今为止这一概念仍然处在内涵模糊、所指不清的状态,因而我们有必要追问何谓“中国诠释学”。“本体诠释学”即中国诠释学。诠释是把过去的语言意义融入现在的语境之中,或把现在的感受融入过去的语言之中。诠释离不开本体,本体也不能离开诠释,诠释是一种本体性的认知。本体诠释学是中国诠释学的真正形态,本质上表现为以《易经》的本体宇宙论及其演化为范型的理解理论和诠释方法。当代学者的中国诠释学构想有其理论贡献亦存在不足,“本体诠释”具有原初的中国哲学性、普遍性、开放性和创新性。     

是技艺学诠释学还是存在论诠释学——论中国诠释学的主脉:经学诠释学

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东西方学术文化的碰撞、对话与互鉴中,中国学者带着汉语异质文化的他者眼光,把"hermeneu-tics"这个术语引介到现代汉语学术界⑨,中国学者开始把"怎样对文本诉诸理解"置于西方诠释学的语境下.     

孔子的方法学——从本体诠释学模式研究孔子哲学

探索“建构性的后现代哲学”,必先摆脱从前哲学所构作的一些基本框架,以新的方法、新的思路来思考。从中国哲学的思维特质看,本体论与方法学却是可以同时并存,而成为一体的两面。孔子所论的仁,本身是人性的本体,但也是一自动自发地实现自身价值的方法,仁之“方”有方法的意思,是“由本体衍生方法”,再“由方法去揭示本体,诠释本体”,寻求诠释学和方法学的汇合。一切德行,都是“实然”世界的实践,要求将实然带向“应然”。而仁则是一切应然的潜能,为应然价值的本体,我们可称之为“本然”的价值。这本体是一切德行的整体,也是其所以可能的条件。仁作为“一个像样的人”之要求,是需要“使人化为人”的“过程”,使仁体得以全幅实现,达至理想的人格。从对方法的描述,到方法论的反省,是两层的反省,这方法首先是一反省自己的方法,进而对这反省本身再加以反省,为方法论的反省,这是中国哲学最早的诠释学思维。儒学这方法和方法论的特色,是一相关互动的方法,一是由反省自己之仁以诠释他人,另一是反省他人之仁以启发和诠释自己。总结仁的概念,一面是作为潜质的本体,另一面是将之实现的过程,要求用各种修养的方法和德行的实践,去使仁体显露。这构成“仁”哲学之三方面:作为潜质的本体,将之实现的过程和方法,及作为全     

西方诠释学的东渐及其效应——洪汉鼎先生访谈(下)

黄小洲:据您的了解,您认为西方诠释学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请问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洪汉鼎:我们最早接触诠释学的就是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编的《哲学泽丛》,早在1960和1970年代,它就发表了一些从苏联翻译的哲学论文,其中讲到了诠释学.广州大学有一位青年学者作了考证:在《哲学译丛》 1963年第9期刊登了由水羊木先生翻译的德国学者O.贝克尔所写的《艺术审美尺度的超验问题质疑:H.-G.卡达穆尔〈真实性和方法·哲学诠释学纲要〉》一文(卡达穆尔即伽达默尔),这应该是中国当代最早介绍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文章.注意啊,这是在1963年,也就是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出版后才三年,我们就有介绍了.此后,在1970年代,《哲学译丛》陆续发表了一些翻译过来的苏联学者的文章,其中提到了解释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所以说,引入解释学的年代可以上溯到1960年代.     

实践哲学模式下的对话辩证法之重建——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再探究

辩证法必须在诠释学中被恢复,这是伽达默尔的基本信念。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中内在地蕴含着一种对话辩证法(亦称问答辩证法)。与其作为实践哲学的哲学诠释学相一致,伽达默尔的对话辩证法并非一种理论哲学意义上的辩证法,而是一种实践哲学模式下的辩证法。其对话辩证法的直接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柏拉图的善、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以及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伽达默尔对话辩证法的基本结构乃是一种文本阅读式的(理解者内在反思性的)、跨时空的历时性问答,如何保障诠释学对话的平等性、开放性和创造性,是伽达默尔对话辩证法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模式下的对话辩证法还包含一种明确的伦理学导向:促进人类生活中的善。为此,它以诠释学的方式提供了一种普遍性知识和规范与具体应用之间张力问题的解题思路:诉诸理解的应用性和实践智慧,通过文本理解者在特殊情境下的居间调停,实现普遍性知识和规范的教化和拓新的辩证统一。     

本体诠释学与当代精神——与成中英教授对话

本文以对话的形式就本体诠释学的几个重要问题展开了讨论。本文首先指出,与当代新儒学不同,“新”新儒学是一个兼收并蓄、一体多元的体系;它并不恪守某一种方法,而是坚持在方法论上不断地自我突破,并以此作为创立本体诠释学的契机。接着阐明了本体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是坚持原儒“天人合一”、互摄互动的宇宙观念,视本体为相反相成的开放创发的整体,这一整体便是人文世界、人的意义的根源与基础。最后分析了本体诠释学与当代精神的关系,认为它兼含了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通过多元与一元的循环,来遏制后现代主义多元论所隐含的相对主义倾向。     

诠释学:理解与误解

理解与误解并存于诠释活动中.在现代诠释学的三个向度中,由于本体论诠释学将理解本体论化,对于理解与误解之判已无关宏旨.而追寻方法论诠释学之鹄的是正确理解,就必然涉及误解问题,所以,施莱尔马赫又将诠释学规定为消除误解的艺术.但是,我们不能将误解视为纯粹的消极因素,从根本上说,只有阐明了误解的性质及其形成的原因,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被理解对象以及理解主体之本身.     

同调与异趣——评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对话

《真理与方法》的出版,把伽达默尔卷进了20世纪哲学对话的风暴中心。哈贝马斯无疑是这场风暴最有力的推波助澜者。肇始于其“论社会科学的逻辑”一文的两人的争论,围绕着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所提出的“诠释学普遍性”以及“权威与理性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作了同调与异趣并存的深度对话。     

西方修辞学的当代复兴及其定位——兼论哲学诠释学与批判语用学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

基于20世纪语言、思想、知识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和多种变动,西方古典修辞学在某种意义上又呈现复兴之势。面对此一态势,“辩护还是抵制”的问题构成了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诠释学和以哈贝马斯为旗帜的批判语用学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澄清这一分歧,有助于恰当定位修辞学“复兴事件”的作用与意义,同时也使我们能够洞察其中潜在的危机与内在的界限。     

哲学诠释学与文学作品存在方式的本体论阐释

哲学诠释学从人类此在存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出发,把文学作品视为自律性、表现性和真理性的存在,提出文学文本只是一个“半成品”的解释概念,认为文学作品的美只是邀请人们进入艺术经验的“请柬”。只有在诠释学理解事件的时间性过程中,文学作品的意义和真理经验才能得到实现,文学作品的本体论存在方式才能得到理解。在某种重要意义上,哲学诠释学改变了传统的文本概念,拓展了文学理解和解释的诠释性空间。但它完全否定作为文学诠释活动重要维度的作者意图阐释和形式结构分析也是值得商榷的。     

西方诠释学的源流与精神特质——洪汉鼎先生访谈(上)

黄小洲:关于Hermeneutik的词源学问题,您在《诠释学——它的历史与当代发展》一书中说,这个词源于赫尔墨斯(Hermes)这个信使之神,赫尔墨斯的任务是向人传递诸神的消息和指示,因而Hermeneutik就包含理解、解释和翻译的意思,它是一种语言转换工作,化陌生为熟悉.到目前为止,您还在坚持这个观点吗.     

乾嘉学派经学诠释学方法的体认与价值重估——以现代西方诠释学方法论为参照

以现代西方诠释学理论为参照,乾嘉经学诠释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光耀殿军,它最突出的历史贡献是创立了一整套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文字训诂方法,通过对古语的科学训释拉近经学原典与诠释主体之间的距离.但是囿于经学时代的历史观念,乾嘉学派因坚持“道理”亘古不易的教义独断论而导致其经学诠释仍然难以避免主观与武断.在清代中期汉宋学术之争渐趋激烈的大背景下,这种主观与武断的痼疾不仅未能得到根治,反而在学派的门户争论当中被坚持了下来,最终制约了乾嘉学派经学诠释学的发展和完善.     

走向生存论意义的方法论——关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方法论沉思

以传统主义者著称的伽达默尔实际上反叛着两种传统:其一是对方法论诠释学崇尚的"作者中心论"传统的反叛,由此走向了"读者中心论";其二是对近现代科学的知识论传统的反叛,拒斥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无限扩张的普遍性要求.但伽达默尔并没有简单否定上述两种传统对方法论的追求,而是在倡导本体论诠释学的同时,潜含着一种走向生存论意义的方法论的努力,其特点是从本体论的基点上来建构诠释学的方法论.在理解问题上,从科学认识论模式转换到实践哲学模式,是伽达默尔走向生存论意义的方法论的关键所在.     

建国以来我国文化发展的基本逻辑与方向——基于哲学诠释学的视角

哲学诠释学将人类社会的发展整体上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并在这一基础上探讨文化发展的规律。通过哲学诠释学的解读,建国以来我国文化发展经历了革命文化、改革文化与文化复兴三个阶段。我国文化发展的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血缘关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体主义精神与未来导向。这也是中国革命文化的动力。但革命文化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否定。改革文化的基础包括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文化复兴则以上述三者为基础,文化地位的上升、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诠释的根本框架、传统文化的回归、过去与未来的对话构成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