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合组织接纳印巴,战略意义何在?

印巴是南亚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两国的加入意味着,上合组织在覆盖范围和功能上实现了双重外溢.上合组织将因印巴两国的加入而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刚刚结束的上合组织乌法峰会正式启动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的程序.这就意味着,长期以来关于上合组织扩容的设想成为现实;同时,也意味着上合组织内部建设基本完成.过去十多年来,有关上合组织增加新成员国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也存在着巨大的压力,特别是西方媒体不断制造舆论,认为上合组织是对抗北约的机构,等等.     

土耳其世俗化进程中的中产阶层功能分析

土耳其是第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伊斯兰国家。中产阶层形成至今约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其成员组成由最早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官僚阶级和军人、到现代土耳其时期的小商人、知识分子等。大多数中产阶层自身建构为欧洲身份认同,喜欢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在98％都是穆斯林的土耳其,这部分中产阶层坚持推行世俗化发展道路,支持国家加入欧盟和深化与美国的传统盟友关系。中产阶层不仅是民主化的推动力,而且是推动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21世纪以来,土耳其经济稳定的增长使中产阶层占有比例不断扩大,以至于土耳其成为西方大品牌竞相投资扩张的热土。在当代土耳其,中产阶层与现代化已经融为一体,他们教育水平较高,具有良好的文化特征,对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的形成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可以说,中产阶层是决定土耳其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     

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平衡外交:表现、动因及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在2022年俄乌冲突中,土耳其等中等强国或地区性大国在大国博弈中积极寻求外交平衡,避免选边站队,在区域政治和全球政治中的影响力持续上升。作为北约成员国、欧盟候选国和黑海沿岸国家,土耳其之所以在俄乌、俄美(北约)以及俄欧之间采取平衡外交是基于维护国家利益、赢取民意支持、谋求战略自主、彰显多元身份等诸多原因。不过,土耳其的平衡外交也有其限度,如土俄关系的非对称性、土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土耳其的反西方主义情绪等。土耳其未来在大国之间仍将寻求外交平衡,这对于提升其地缘战略价值、缓和外交孤立、增强全球影响力均具有重要意义,也从根本上有利于其战略自主地位的形成。然而,随着反对党力量不断增强,西方国家希望土耳其反对党在2023年选举中上台,土耳其的平衡外交因此面临巨大威胁。     

从“零问题”到安全化：21世纪以来土耳其对叙利亚外交政策

21世纪以来,土耳其对叙利亚外交政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2002年,土耳其对外抛出以经济合作为主轴的“零问题”睦邻周边外交政策,暂时化解了与叙利亚之间的“冷和平”关系;2011年,为加强中东地区影响力,土耳其选择了旨在使巴沙尔政权倒台的对叙政策,使土叙关系转为全面敌对状态,政策失败引发了土耳其周边外交和安全环境的双重恶化;2016年,土耳其对叙政策调整为“安全化”议程,重回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传统外交战略,但安全收益并未达到合理预期,对叙军事干预政策陷入两难。总体而言,土耳其对外推行的积极进取型外交使其地区影响力达到新的高度,但也造成沉重的社会经济负担,对外关系呈现出紧张化的不利局面。在当前中东地区和解浪潮的新形势下,对外缓和是土耳其改善对外关系、缓和国内矛盾的现实选择。对外推行缓和外交、实施“再接触”对叙政策、追求土叙两国关系正常化等对外目标已成为土耳其国内政治新的呼声。     

中土外交新思路

中国和土耳其——在古丝绸之路两端遥望的两个国家,近几个月来由于防空导弹汀购的争议,不断被同时暴露在聚光灯下。虽然结果尚未尘埃落定,但中土两国注定都不会是输家,此次事件同时为两国未来的外交路线打开了新思路。虽然大部分国土处于亚洲版图,但土耳其历来自视为欧洲国家。"向西看"也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主要指导思想。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2013年在美国访问时,曾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阐释了土耳其的外交战略。土耳其的外交战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以美国、欧盟为主的"跨大西洋关系"是重中之重;其次是周边关系;最后是拓展东亚、拉美等外交新领域。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土耳其遭遇重重阻挠,仍热衷于加入欧盟。即便在东亚关系上,从历史上看,中国也不是土耳其的外交重点,不论在意识形态还是民族感情上,土耳其更重视与日本的外交关系。但是,随着中国崛起和土外交政策的调整,土耳其也越来越重视与中国的关系。     

当代土耳其智库的发展及其影响

土耳其是最早建立智库的中东国家之一,智库对土耳其内政外交的影响日益显著。本文追溯了土耳其智库的发展演变,对土耳其现有的智库做了基本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土耳其智库的特点,以及对土耳其外交政策和中土关系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智库在2000年以后发展迅速,在国内政治的影响下,智库在与政府的关系、意识形态和人力资源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本文认为,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关系加深,促进了中土两国的智库交流,为中土之间的互信、合作增添了新渠道。但与此同时,应加强对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智库活动和动向的关注,以切实保障中土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务实合作的成果。     

上海合作组织北京峰会:新十年新起点

2012年6月6日至7日,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一起,围绕进一步深化成员国友好合作、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等三大核心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成员国     

中东变局以来的土耳其与伊朗关系探析

长期以来,土耳其和伊朗两国关系在总体上维持了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状态。随着2002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两国关系出现了历史性转折,进入了全面提升期。在地区问题上,土耳其的政策取向与西方盟友产生重大分歧,促成了土耳其与伊朗的趋近。2011年中东变局发生后,两国关系遭遇重大起伏。叙利亚内战、伊拉克乱局、也门危机久拖不决,库尔德问题、北约雷达部署问题持续发酵,土耳其和伊朗因国家安全利益的差异导致两国关系龃龉不断。总体来看,中东变局引发的地区动荡凸显出土伊两国在国家发展道路和地缘战略利益方面的结构性矛盾,然而现实利益又使两国在地区重大议题以及经贸合作方面搁置争议而寻求共识与合作。     

土耳其经济治理的危机与转型

近年来,土耳其经济的持续疲弱反映出国家经济治理的危机:经济增长缓慢使之成为陷入失速的"经济大国";经济结构脆弱使之成为缺乏后劲的新兴大国;经济发展模式失色使之成为日益孤立的地区大国。土耳其的经济治理危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绝对化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及治理实践在土耳其的失败。国家权力在经济领域中的角色将进一步凸显,经济发展模式出现新的强势转向。同时,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与国际体系结构之间表现出复杂的双向互动关系。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着力打造的"新土耳其"具有推动国家治理转型的积极内涵,虽然遭遇重大挫折,但在新形势下有望恢复活力。土耳其经济治理的危机及其转型对于全球新兴国家群体而言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土关系及土耳其对中国崛起的看法

土耳其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主要基于两个基本维度:中国与土耳其之间的经贸和政治关系.尽管中国对土耳其的出口具有明显的顺差优势,但这并未改变土耳其视中国崛起为机遇的看法,土耳其也对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抱有希望;在政治上,土耳其在中亚地区与中国存在互补利益,土耳其有接近上海合作组织的趋势.在此情况下,它可能会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从而有利于中国应对"东突"问题.中土两国应致力于发展双赢的双边关系.     

从议会制到总统制: 制度转型与土耳其的政治选择

2014年土耳其的首次总统直选将总统制改革正式提上了议程,2017年修宪公投的成功使土耳其进入了从议会制到总统制的过渡时期,2018年的总统选举则标志着土耳其议会制的终结和总统制的开启,可谓是"百年未有之变局"。土耳其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实现了国家政治体制的转型,是自主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尝试,虽然"新土耳其"的前景仍具有不确定性,但无论是否成功,这对于中东国家甚至全球转型国家都具有借鉴意义。本文无意于探讨议会制与总统制的制度优劣,而主要考察土耳其在建国之初何以选择议会制和20世纪后期出现总统制辩论的原因,埃尔多安的总统制设想及其演变过程,土耳其实现从议会制到总统制转型的动因,以及总统制为土耳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以期丰富学界对土耳其政治发展道路和民主转型等问题的理解。     

土耳其汉学研究与孔子学院发展现状

土耳其是中东阿拉伯一伊斯兰世界重要国家。近年来,随着中土两国经济贸易的飞速发展,两国间文化交流不断深化,本文在系统总结土耳其汉语专业与汉学学习的基本情况、土耳其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土耳其孔子学院发展等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指出,随着中土两国关系可期的美好前景,土耳其汉学教学与汉学研究、孔子学院发展等正处于历史最好最快时期。本文分析了孔子学院发展所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期为中国语言与文化在土耳其传播有所启示。     

从“美国化”到“自主化”：土耳其国防工业的发展与转型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降,土耳其国防工业经历了从美国化到自主化的发展道路。得益于美国在冷战初期的军事援助,土耳其国防工业呈现美国化的发展特征,尤其是在武器进口方面仰仗美国。1975年因塞浦路斯危机遭遇美国武器禁运后,土耳其国内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国防工业自主化转型的变革。这场变革包括降低国防武器对外依赖程度、增强自主生产能力、强化政府在国防工业发展中的领导角色等多重内容。到21世纪,土耳其国防工业自主化程度不断增强,不仅提高了武器国产化率,还实现了武器的大量出口。国防工业的自主化发展战略既改善了土耳其武器长期依赖进口的被动境遇,又为土耳其摆脱与美国的依附性联盟关系提供了有力保障。随着国防工业力量的显著提升,土耳其在地缘政治格局、国际军火市场和对外关系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在地区问题乃至国际政治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浅析土耳其的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特殊教育可以推动国家教育整体发展。在土耳其共和国,特殊教育起源于20世纪初,为了推动其发展,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如颁布法律、设立特殊教育院系等。最终土耳其的特殊教育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土耳其政党制度与国家能力的建构

土耳其近百年的政党政治演变和国家能力建构有着深刻的联系.凯末尔时期,共和人民党作为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工具,奠定了凯末尔个人威权统治的基础,但激进的改革难以向建立传统伊斯兰秩序的农村渗透,使政党难以吸纳边缘性社会力量,进而导致国家与社会分离.1946年,土耳其启动民主化进程,多党制的实行扩大了国内的政治参与并推动了民主化进程.脆弱的政党体制所形成的文官政府与军人政府的交替执政,使政党藉此增强了对社会力量的吸纳与整合.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在以文官为核心的政党治理体系中,国家与社会、宗教与世俗的"中心—边缘"模式关系得以弥合,政治权力体系得以重构.土耳其政党的政治再建构能力表明,政党政治的发展深刻影响着土耳其政治多元化和政治制度民主化的走向与国家能力建构.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和"居伦运动"的关系演化

<正>义与发展党和"居伦运动"虽同为当代土耳其重要的伊斯兰主义力量,但前者以国家为导向,后者以社会为依托,且在不同时期对土耳其政治和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前后,因受到面临世俗精英势力的挑战、"居伦运动"与政府交好的先例,以及两者相似的政治观、民主观和"宗教—社会"观等因素的影响,选择了同"居伦运动""结盟"的政治策略。但受两者政治合作空间锐减和"居伦运动"屡次"越界"导致"国家—社会"关系失衡、正义与发展党内政外交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双方在政治、经济及外交领域的矛盾日益加剧,并对实行伊斯兰民主的"土耳其模式"产生了消极影响。     

土耳其经济政策从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的演变

凯末尔政府曾长期在国内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努力培养和扶植本国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但进展缓慢。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改变了土耳其政府的经济政策走向,土耳其的经济政策从古典自由主义转向国家主义。在苏联的影响和帮助下,土耳其国家主义从临时性的经济自保措施转向国家主导的中央计划经济,从而造成了与传统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断裂。     

土耳其“民族观念运动”与伊斯兰政党的发展

"民族观念运动"是一场主要由土耳其前总理纳杰梅丁·埃尔巴坎领导的,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一直持续至今的伊斯兰政党运动。伊斯兰政党的兴起除经济、社会、心理、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原因外,还与国家主动的吸纳战略有重要关联。作为一场持续40年的伊斯兰政治运动,"民族观念运动"的发展、高潮、危机和持续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化与世俗化的关系、宗教与民主的关系以及宗教复兴的复杂原因。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修宪政治研究

土耳其1982年宪法实施以后,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的共同推动下进行了多次修改。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提出了多个宪法修正案,其中既有成功经验,亦有失败教训,甚至还围绕总统选举问题出现了宪法危机。2007年议会选举后,正义与发展党制定一部新宪法的承诺虽未实现,但于2010年9月完成了对1982年宪法最大规模的修改。2011年10月,议会宪法协调委员会开始工作,土耳其宪法政治从修宪阶段进入制宪阶段。议会宪法协调委员会、政党和公民社会组织是考察土耳其制宪进程的三个重要维度。在新的制宪进程中,出现了各种思想、立场以及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间的冲突和碰撞;新宪法能否出台取决于土耳其国内各种力量之间的谈判、议价与妥协。     

HR需要具备的新素质

穆拉特（Murat）,华为土耳其代表处人力资源总监,40岁出头,做事稳重,经验丰富。在加入华为两年后,穆拉特艰难地做出了离开华为这个集体的决定。在土耳其代表处高速发展的2009年和2010年间,作为HR总监,穆拉特为代表处做出很大贡献：从人员招聘和赋能计划的实行到绩效考核的实施,土耳其代表处执行都非常到位。穆拉特人缘非常好。基于以上原因,突然收到他的离职告别信时,我感到十分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