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法交融下的环境健康权保护

环境健康权是免于因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导致的人体健康危害或风险的权利。环境健康权兼具公私法二重属性，权利结构复杂，难以基于单纯的私法或者公法途径提供充分的保护。《民法典》人格权编中未能对环境健康权做出具体规定，使得司法实践中可能存在由于价值判断冲突而影响环境健康权益实现的情况。环境侵权责任条款的设置更多地倾向于对损害的事后救济，也难以单纯地从私法角度有效地预防环境健康风险。公法手段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私法保护方案对损害预防关注的不足，并与环境健康权的社会面向相契合，从而有利于发挥公权力在保障环境健康权方面的优势。唯有实现公私法在环境健康权保护方面的有效沟通与协动，方可形成周全的环境健康权保障体系。     

关于流动儿童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思考

流动儿童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是流入地政府的一项重要公共事务。流动儿童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内容应包括筹资均等化、服务可及性均等化、服务利用均等化和健康均等化。流动儿童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价值在于有利于保障儿童平等健康权的实现和有利于减少农民工家庭的贫困及其代际传递的发生。     

健康权及其民法保护

健康是指自然人身体的生理机能的正常运转以及心理上的良好状态,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方面。健康权是自然人以其身体生理机能的完整性和保持持续稳定和良好的心理状态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性为内容的权利。全面正确认识健康权的内涵,研究健康权的基本理论,对于保护健康权和完善健康权的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公共卫生建设——以北京地区儿童健康保障为中心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北京地区"以儿童为中心"的新儿童观与"富国强种"的思潮相结合,"强种"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儿童健康,实现"富国强种"必须从改善公共卫生做起。儿童健康问题与公共卫生落后紧密相关,民国公共卫生建设天然地和儿童健康有密切关系。北京地区是近代公共卫生建设的重要实验区,新文化运动思潮影响下,北京地区儿童卫生在新旧文化融合碰撞中逐渐得到社会精英及普通民众的认可,民国儿童健康保障随着公共卫生近代化而显现雏形,但由于公共卫生建设固有的局限,民国时期北京儿童健康状况仍不乐观。     

论健康权的国家义务

健康权的发展经历了从私权到宪法基本权利和国际人权三种形态。作为人权,1966年联合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明确要求国家对健康权有尊重、保护和实现的义务。与公约的要求相比,我国公民健康权国家义务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全球健康治理的理性思考

应对经济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健康危机,全球健康治理成为国际法关注的对象.全球健康治理建立在健康权和卫生知识权力基础之上,存在健康权概念不明确、权力结构失衡和缺乏足够法律约束力的法律问题.全球健康善治的实现注意完善健康权概念、加强国际组织间的法律合作、考虑全球健康治理的资源基础、强化全球健康治理的法律约束机制.     

论卫生法学：学科定位、逻辑起点与体系建构

卫生法学是回应人民健康需求、国家健康法治而生的法学学科，其基本定位历经了从部门法学到领域法学的理论变迁，并逐步摆脱传统部门法理论下的学科证成困境，开始在领域法学共识下实现规范的聚合与理论的建构。卫生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首当厘清生命权与健康权之内涵与逻辑关系，以生命权为其逻辑起点，健康权为核心范畴来构筑卫生法学理论基石，在此基础上形成卫生法基本原理、公共卫生法、医事法的知识框架，并以此优化医事卫生法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教育教学模式与质量标准，促进卫生法学学科发展与进步。     

论“医体结合”公共健康服务模式

<正>健康权是最重要的人权之一,是人类最大的福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之一,2001年我国就加入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为此,公共健康服务正在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引起体育系统与卫生系统     

基于公民健康权视野的医患和谐机制构建

医患关系日趋恶化业已成为一个社会热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医患关系是以公民健康权为核心议题的社会化关系,医患不和谐的焦点在于公民的健康权不受尊重,保障义务无法实现,根源在于卫生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以及政府职能的僵化。基于公民健康权视角,以法律原则和法治化管理机制创新理论为依据,探讨医患和谐机制的构建势在必行。     

性权利概念探析

性权利指在不妨害社会秩序和他人性权利正常行使的前提下,自然人为了实现个人的性利益而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的性方面权利,以及排除他人妨害的资格。性权利首先是物质性权利,即保持性生理载体健康和完整的权利,包括性健康权和肉体安全权;其次是精神性权利,包括性自由的权利以及性平等权。性权利与健康权、身体权、名誉权、隐私权、配偶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论父母监护缺位与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障问题

由于父母监护缺位,农村留守儿童的受照顾权、生命健康权、受教育权及发展权等权益遭到严重损害。要切实保障其权益不受侵害,使留守儿童群体能健康快乐地成长,父母应以儿童利益优先,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政府应加强经济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应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对儿童权益保障的系列法律,使儿童权益的保障依法进行。     

"穷人经济学"的健康权透视: 权利的贫困及其治理

舒尔茨的"穷人经济学"为"和谐中国"建设打开了一条历史与逻辑地考察贫富问题的通道。"穷人经济学"的中国式借鉴,为我们剖析特定境遇下的收入分配制度及其演化而成的贫富分化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穷人经济学"与健康权的对接,为我们在"健康权是一种基本人权"的命题下,严肃审视其中具有标本意义的穷人的健康权问题提供了新的范式。从权利贫困观到强化穷人的能力建设,既是现代文明的映照,又是时代发展的升华。旨在使穷人获得、巩固和扩展其健康权的能力建设,本质上就是国家制度特别是分配制度设计优化和建设强化的过程。     

权利发展与制度变革

传统的权利理论不足以对权利发展进行可靠的证明,而将权利解释为社会可供资源与人的内在需求的契合,不仅能说明权利的产生,也可以阐释权利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权利产生与发展的解读就须以制度作为必要条件。在现实中,WTO在公共健康领域的措施可以作为健康权与知识产权相协调的例证;欧盟的区域政策可以作为发展权利在新兴工业和传统工业及农业之间协调的例证;紧急状态下的人权克减则是社会公益与个人自由协调的例证。由此可以看出,通过制度来维护和实现权利,是权利运行与发展的唯一途径。     

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救助安置政策分析:社会保护的视角——以“河南模式”为例

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救助安置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河南模式",通过开展社会救助、社会服务和实施就业及家庭政策,初步解决了他们的生活、教育、医疗和发展问题,但是在实施中还存在一些困境和不足。基于社会保护理论的视角,有效解决"河南模式"困境与不足的路径是实现从一元到多元、从个人到社区、从生存到发展、从需要满足到权利本位的转向,重构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社会保护取向的适度普惠型的社会福利体系。     

共产主义:平等与社会自我否定

平等作为人与人关系的本性,在自我否定的社会中实现;只有形成自我否定的社会,平等才能得以存续,这是对共产主义的辩证解析。阶级社会里的阶级斗争就是人类平等本性的自我异化,是阶级社会阶级强制而导致"中心"与"边缘"的社会分裂。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资本异化和社会分裂,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无产阶级为"物质武器",消解任何外在否定,使劳动从实现资本本性的手段或工具中解放出来,回归人的创造本性,才能实现"人类社会"——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平等社会自我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流浪儿童救助:政策评估及相关建议

通过对我国流浪儿童现状的考察,认为流浪儿童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弱势群体,这一群体虽然已经引起广泛关注,但生存权、发展权和教育权等基本权益却并未得到制度保障;正因缺乏健康成长的环境和条件,这一群体极易成为潜在的犯罪后备军,对社会治安构成威胁.因此,国家应当建立有效的流浪儿童救助机制,维护流浪儿童的各项权益,同时实现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目标.文章主张整合国家、政府、社会及家庭等的力量,形成一套以生活临时救助机制、预防流浪机制与回归社会机制的"三位一体"流浪儿童救助体系.     

"穷人经济学"的健康权解读

解决国家治理最为棘手的"本质两难",是"穷人经济学"中国化的最大意义和现实难题.对于"穷人经济学"的健康权的深度解读表明基于权力与权利扭曲关系的矫正和"健康权是一种基本人权"的严肃命题,强化穷人的能力建设是当务之急.     

人权背景下我国劳动者职业安全的立法保护

近年来，由于安全生产事故频繁发生，保护劳动者的职业安全权从人权的角度看，职业安全权是对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强调，更是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的要求。对劳动者职业安全权的保护有利于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公正，促进经济发展。     

"车让人"规则与社会福利的再思考

《道路交通安全法》公布前,部分地方政府制定的"人让车"条款,即"撞了白撞"条款,是对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的极端轻视.一些经济学家从成本分析角度认为"人让车"可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是走入了经济学误区.     

健康保险参与健康权私法救济及其规则表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健康权确立为一项重要的人格权，这是我国健康权保护向私法领域拓展的重要立法信号。法学界对健康权从确权到救济的研究，缺乏系统的、规范式的分析。建立在“损害赔偿”救济理念之上的侵权责任和以“损失补偿”为救济理念的健康保险制度是我国私法体系内关于健康权救济的两条路径。健康保险制度凸显出进步性，在救济效果上可以有效地转嫁、分散疾病风险，真实地填补健康损害，在救济机制上，将健康权益救济从事后填补转向事前预防，是更为经济有效的救济路径。健康保险“损失补偿”功能的落实须遵守损失补偿原则。由于健康保险有不同于人身保险的特殊属性，损失补偿原则在其中的适用须确立配套、补充、细化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