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找魂--论鲁迅的早年精神求索

从三个方面求证鲁迅的早年精神求索--寻找民魂的历程.在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中,查证"民魂"丢失的根本所在;认证"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的"立人"、"立国"的启蒙思想,为此,必须恢复"民之信",使民众发其"内曜";在"摩罗诗人"与民众的关系中,确定恢复"民魂"的前提条件.这样,将鲁迅早期的理论主张就定格在"民众"立场上.     

从《摩罗诗力说》说开去——浅析鲁迅的早期文学观

鲁迅于1908年发表在《河南月刊》上的长篇论文《摩罗诗力说》无疑为当时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不同于以往传统的文学观.简言之,这一文学观对中国传统社会中旧有的“不撄人心”崇尚“和乐”的文学观进行了无情抨击,并试图通过对“摩罗诗人”创作经历及作品的论述,为中国文坛树立起由“天才”型作家创导的富于斗争精神和不妥协性的“撄人心”的新时代文学观.     

“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变异——读摩罗《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

一、能绝望的是高贵的几年前摩罗以一册《耻辱者手记》为荒芜沉寂的文化界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摩罗之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恐怕主要是由于他批判的激情与青春的血性以及他锐利的锋芒。钱理群先生欣然为摩罗的第一本书做序文:《“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称摩罗继承了由鲁迅先生开创而中断已久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战士的传统。很多人一直以鲁迅为中国20世纪道德文章的楷模,认为回归鲁迅,可以找到前进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然而人们多关注的是鲁迅作为一个批判者的勇气与骨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钱理群先生称摩罗是对鲁迅谱系…     

鲁迅作品中的复仇主题新论－－从鲁迅笔下“摩罗”、“中间物”、“脊梁”谈开去

在鲁迅笔下,"摩罗"、"中间物"、"脊梁"等语词置于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矛盾中,在作品中反复出现,鲁迅借此赞颂反抗压迫的复仇精神.     

“爱国主义”没有错，“学理疏漏”方为错——评析摩罗《中国站起来》

2010年初,摩罗先生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他的新书《中国站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摩罗在此前创作的《耻辱者手记》等著作中,曾坚定主张继承五四传统和鲁迅精神,对“耻辱”的奴性主义中国文化极尽批判,对具有尊严感的西方文化不吝颂赞。而在《中国站起来》这本书里,摩罗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摩罗：大地上的悲悯

从摩罗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人、艺术家正在从对立和对抗当中破掉自己,从忧怨和愤怒之中解放自己,而面对未来了,面对具有爱、具有希望的心灵的未来。心灵的未来,只能是更加的包容和博大。摩罗在《因幸福而哭泣》中为自己没有幸福的感觉而羞愧。为什么摩罗以前没有这种幸福的感觉呢?说他很敏感,但他以前为什么会对幸福如此麻木?我想因为一直在怨,在向外投射的时候,没有用这颗眼睛和心力去发觉这种幸福与美。当他经历过种种挣扎之后,发现爱和幸福成了他最有前景的出路。     

谈《摩罗诗力说》对我国古代文论的继承和发展

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907年写于日本。该文虽然主要是介绍以拜伦为代表的西方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摩罗诗人),但实际上是立足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现实土壤上,在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还不强大、中图无产阶级文化还未形成的条件下,吸取了西方革命民主主义的文艺观,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了继承和改造,阐发了适应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国情和文情的文艺观点,从而成为历史转折时期的重要文艺理论篇章。它的继往开来的意义在文学的社会功能这一重要理论问题上得到了突出的体现。     

“拿来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初探——从《摩罗诗力说》到两个《艺术论》译本

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一文虽然写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但他“拿来主义”的实践和理论的萌芽却是很早的事,应该从《摩罗诗力说》算起。鲁迅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拿来主义”的榜样。但是,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有人对“洋货”发生恐怖;也有人对“洋货”顶礼膜拜,鼓吹“全盘西化”。近来有人提出要引进外国文化,而一些人则感到震惊,认为技术、资金才能引进,文化怎能引进?因此,现在来探讨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并非多此一举。     

第三代诗歌的乡土文化精神

第三代诗人的创作蕴含着浓烈的乡土文化精神,这集中表现在他们采用乌托邦话语描摹的方式上,他们将乡土视为城市文明压抑下的精神憩园和民族国家想象的书写载体.具有宏阔的象征性和历史寓言性的乡土乌托邦负载了第三代诗人重建人与生存之根的联系、营造诗意栖居地、修正人文精神和道德价值的沦落、护持民族文化主体地位的冲动与渴望,代表了他们对一种超拔的精神人格的建构.     

“反叛-抗世”型生命范式“批判-解构”型话语形式——青年鲁迅的精神建构之一

青年鲁迅对"摩罗"精神的呼吁乃是对一种"反叛抗世"型生命存在范式的摄取,鲁迅冀望以这一生命范式去建立起自我生命与现实世界的创造性联系,去创造自我生命存在的独立价值.青年鲁迅所向往的"反叛抗世"型生命范式正是被儒家正统文化长期压抑的"异质"生命力量.与"反叛抗世"的生命范式相联,青年鲁迅拥有一种藉"批判解构"而"肯定建构"的话语形式,而发现青年鲁迅的这一话语形式其意义在于它启示我们在研究鲁迅后来的思想和创作时,应当透过他的"批判解构"话语而发现其背后蕴含的理想建构.     

洞穿尘世仰望天国——读摩罗《站在自己的墓碑上发问》

面对摩罗的新书《不死的火焰》和《因幸福而哭泣》,基于对《耻辱者手记》和《自由的歌谣》的好印象,人们也许不再对其中诸多的亮点感到太在意(因为亮点曾经那样的多、那样的密集和出人意外)。或许一些人也会感到几许失落,毕竟这不再是《手记》与《歌谣》时的摩罗了,毕竟这不再是几十个血肉岁月压炼出的生命精华了———即使它们已经标示出摩罗念念不忘、极其宝贵的生命高度:信仰。但是,苛刻的读者们难免会对曾经为之击节赞赏的生命者、写作者有着诸多的幻想,而当幻想不继……然而,那幻想多么不切实际啊!生命的能量是需要积聚的。想想看,83岁…     

从神思说到解释说:鲁迅神话观的逻辑进程

鲁迅神话思想的发展可分三阶段。在日本留学时期,鲁迅提出"神思说",高度赞扬神话的想象力特质,对神话在激发主体情感、自由想象和变革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进行肯定,认为神话思维是人类文明不断更新、前进的基本动力;在北京工作时期,由于理想受挫、学理限制等原因,鲁迅提出"解释说",认为神话是原始先民解释万物存在的产物,神话成为外在于主体的历史遗留物,主体精神与神话之间的一体性关系遗失了。这一转变是鲁迅由"做着好梦的青年"向"真的猛士"转变的缩影:归国后的寂寥与挫折让鲁迅从充满激情的诗人变成了冷峻的思想家。在此背景下,鲁迅撷取神话片段陆续创作了《故事新编》,神话由此成为鲁迅自我精神的呈现物。     

“不存在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就“国民性：”问题与摩罗先生商榷

摩罗先生一直以来都是笔者由衷崇敬并喜爱的作家,但本文却是从反面对他的一篇文章提出一点商榷意见。不久前,摩罗在柏杨逝世之际发表《但愿柏杨的时代就此结束》一文,对鲁迅和柏杨的“国民性批判”思想提出质疑和批评。摩罗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是由西方传教士、鸦片贩子和枪炮手发现和描述的,国民性话语表现为一种西方／东方、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关系。     

现代还乡母题小说的故乡想象

现代还乡母题小说的故乡想象密切联系着我们这个后现代化国家文化转型的选择性焦虑,隐含着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寓意".激进的"现代化"立场和保守的"反现代化"立场,都在故乡想象中找到了他们各擅其长的书写空间.在现代还乡母题小说的故乡想象中,"故乡"是生命出发之"乡",也是与都市相对的乡村之"乡",与异域文化相对之本土文化之"乡",与道德沦丧、人性衰退、精神荒芜相对之道德人伦醇美、人性自然、精神健康之"乡".     

意象“超稳定”向“非稳定”的超越——论海子的中国形象书写与“行动诗学”建构

研究海子诗歌中的中国形象,包括诗歌文本以及由此引出的有关中国的美学想象,可以发现海子短暂诗人生涯里曾有过“超稳定”与“非稳定”这两条书写与建构中国形象的路径。对于两条路径的阐发,展示了海子从诗歌书写向诗歌行动的艰难突破。联系他的哲学思考来看,这种对于诗歌行动的积极追求,反映了诗人在文本与形象之上不断冲破自身桎梏的自觉尝试,或可借用杜威的理论称其为一种行动诗学。海子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所探索的这条行动诗学之路,一方面彰显出诗人献身于诗歌的理想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则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注脚,同时又为未来的诗歌书写尤其是中国形象建构给予了启示。     

五四代际之争与辛亥原点再议——以《失掉的好地狱》为中心刘春勇

《失掉的好地狱》与《杂忆》写作于同一天,后者颇为详尽地讲述了鲁迅的辛亥经历,深情地回顾了民国建立的经过以及民元时期的"希望",同时表达了对民元之后的中国社会的失望。在鲁迅看来,自己及辛亥同人之所以倾力于文学,并非因为文学是高雅之物,而是那里面记录着弱者的苦痛与呻吟,这正是辛亥一代同五四一代("现代评论派们")的本质性区别。正是这个原因触使了鲁迅在五四退潮时期,不断地在文字书写之中重返辛亥原点,重拾辛亥革命的精神之力,这成就了《失掉的好地狱》这一系列文本的书写,并且通过这样一些书写,鲁迅"扬弃"前一个阶段因辛亥革命失败之顿挫而苦痛不已的自我和已然登上"高雅之文学殿堂"的五四同人,而向新的革命征程进发,去拥抱异样的具有强力之意志的"别一类人们"去了。     

由叶赛宁之死看鲁迅对革命文学的态度

对叶赛宁之死的关注是鲁迅思考文学与革命关系的一个焦点,鲁迅从叶赛宁之死中看到了诗人与革命之间难以挣脱的悲剧性宿命。通过苏联革命这面镜子来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并探寻中国新文艺的出路,是鲁迅晚年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摩罗”精神下的“呐喊”——鲁迅早期创作之一瞥

<正> 一1908年,青年鲁迅在《河南》月刊第二、三号上,发表了长篇论文《摩罗诗力说》。这篇带有宣言性质的论文,展示了青年鲁迅独特的认知视角。这种寻找“新源”的离经抗俗的情绪走向,在鲁迅那里形成了强烈的内驱力。它包容着作者很浓的使命感和浪漫的情怀。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价值取向、文学情趣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鲁迅后来思想与个性的发展变化,其起点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摩罗诗力说》不像一般的译介文章那样带有学究的味道,它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诗人的理性直觉。从鲁迅所介绍的那些作家的思想中,可以看出,他是把人的精神解放与艺术自     

"鲁迅风"与狄马的杂文写作——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换,思想文化开始进入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综合时代.思想价值的剧烈变动催生出了一代颇具叛逆色彩的"摩罗"型青年作家.他们不同于上世纪70年代以北岛为代表的一代"愤青",更不同于80年代以王朔为代表的一代"顽主",在向旧的社会秩序发出"我不相信"之余,精神却并没有从旧秩序中脱身.比之于上述两代青年,他们身上更少有传统的精神羁绊.他们接续了鲁迅的精神之火,以社会文明批判为主要内容,以短小精悍的杂感为主要文体,从而在中国文坛刮起了一阵思想的旋风.     

意象&#183;象征&#183;审美：一组“野兽”诗歌解读

野兽以其威猛的形象作为审美对象,往往为诗人们所重视。在中国诗人牛汉的《华南虎》、曾卓的《铁栏与火》、穆旦的《野兽》和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虎》以及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豹》等"野兽"诗歌中,诗人通过对"虎"、"豹"等主导意象及与之相对应的铁栏、观众意象的描绘和组合,寄寓了对社会、人生、自然的主观思考,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由此,这种"野兽"意象的力量之美也就具有了无限的开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