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与弟—分道扬镳两典型

<正> 一、“五四”前后的周氏兄弟鲁迅(1881——1936)与二弟周作人(1885——1967),年龄相近,从童年到“五四”时期,走着差不多相同的人生道路。他们都上新学堂,都到日本留学,不但面对着相同的历史任务,而且有着在日本时已经奠定的相当一致的思想基础,这     

长子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周作人

周氏兄弟在童年时期几乎共同经历了家庭败落、丧父等一系列人生遭际,承接着几乎相同的文化滋养.但由于他们在家庭中兄弟排行位置的不同,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长子的文化规约,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感受和情感体验.周氏兄弟在家庭中的角色意识、责任担当和人生体验的迥异,致使他们最终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形成了不同的人生现、价值现和文学观.     

试论中日隐逸文学的异同——以陶渊明与西行法师为中心

中国与日本古代文学史上都出现过隐逸文学,陶渊明与西行法师是其中的优秀代表。陶渊明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西行法师被称为日本隐逸文学的第一人。陶渊明与西行法师都在隐逸生活中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歌。他们所处的时代特点、隐逸动机、所创作的诗歌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点。生活于乱世,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从隐逸动机上来看,陶渊明及中国的隐逸者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西行法师及日本的隐逸者则更多是出于宗教上的理由。     

缺席与在场之间：周氏兄弟介入《新青年》考论

考察鲁迅、周作人与《新青年》杂志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二者在同人团体中的位置介乎缺席与在场之间。根据史料显示,周氏兄弟并非处在轮值编辑之列,而是自居于"客师"的地位扮演具体执行者的角色,他们既要配合杂志文化革新的总体要求,又与作为权威的话语中心保持着相对疏离的态度,对思想启蒙持有自身独特的看法。正是这种若即若离的文化站位使得周氏兄弟能够后来居上,从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两个方向共同合力奠定了《新青年》"立人"的文学传统,进而引领了"人的文学"的思想潮流。从另一层面来说,《新青年》也为周氏兄弟提供了介入现实的文化空间,其作为现代出版物的媒介属性影响了二者五四时期的文体选择。周氏兄弟与《新青年》的双向互动,是作者与现代报刊互相成就的典型案例。     

论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

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是周氏兄弟在晚清最重要的文学活动。在《域外小说集》中,周氏兄弟审慎地选择了代表唯美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世纪之交文艺思潮的小说作品,来践行以文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目标。《域外小说集》能够在1909年出版,与周氏兄弟之前较长一段时间里在翻译领域的摸索和准备是分不开的。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03—1906年是裹挟在晚清译介潮流中的摸索阶段。在晚清译界登场以后,周氏兄弟大致选择了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进行翻译。1906—1908年是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的酝酿阶段。在合作翻译《红星佚史》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文以移情"的翻译理念。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此时他们开始关注俄国文学。周氏兄弟最早关注并认真译介的弱小民族文学是匈牙利文学。     

周氏兄弟早期小说翻译的成就与失误

鲁迅和周作人都是跨越晚清和民国文坛的著名翻译家,他们包括《域外小说集》在内的早期小说翻译可谓得失参半,文学评论界的看法也不一致。详察周氏兄弟早期译作,可以看出其早期代表作《域外小说集》是我国翻译文学史上的重要成就。鲁迅自从事文学翻译之初就特别重视文学翻译的社会功能,同时,又要求翻译家重视译文的审美价值。周氏兄弟均为翻译大家,他们的小说翻译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如语言的欧化等,但其理论主张是进步的、超前的,尤其他们坚持"硬译"、"直译"的翻译作用,对后世的小说翻译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以汉语思想”：论周氏兄弟“五四”时期的文学语言观念

“五四”时期,鲁迅与周作人怀揣着思想革命的愿景介入到文学革命中,这使得他们的文学语言观念在各自内部区分的基础之上表现出“以汉语思想”的合力性。一方面,周氏兄弟警惕于修辞话术对于思想的奴役,反叛作为一种文体而非仅仅是语体的文言古文,渗透的是某种语言决定论的逻辑;另一方面着眼于改良中国语文的需求,他们通过提倡“直译”法来塑造一种欧化白话文的结构,背后更为深入地联通到晚清以降其所关注的“国民性”改造的议题。在这一破一立之间,推崇名实合一的语言价值伦理被构造出来。周氏兄弟力图以之重建国民的意义表达机制,但这一改革方案并不处在以大众化为旨归的语言通俗运动的脉络之中,而是典型地体现出“五四”知识者本位的启蒙精英意识。     

章太炎对周氏兄弟早期文学翻译之影响——以《域外小说集》为例

东京留学期间,周氏兄弟曾师从章太炎,并深受其思想的影响。章太炎的"文学复古"思想,不仅拓宽了周氏兄弟的文学视野,而且影响了他们的早期文学翻译风格和翻译方法的形成,这种影响在《域外小说集》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鲁迅在早期的文学翻译中追求文风古朴,周作人崇尚"名从主人",周氏兄弟的文学翻译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与章太炎的影响密不可分。     

孤高傲世的绝世风神--宋初晚唐体隐逸诗人的思想情怀

宋初晚唐体诗人大部分是隐逸之士,他们的诗歌虽然学习的是中唐诗人贾岛,但在贾岛奇僻清冷诗风的基础上又向平淡闲远发展,在平淡的艺术追求上实开宋诗的先河.而且,晚唐体隐逸诗人孤高傲世的绝世风神甚至成了宋代乃至后来人们心目中品质高洁的象征.因此研究晚唐体隐逸诗人的思想情怀对于我们认识晚唐体诗歌乃至宋代诗歌都有着重要意义.     

鲁迅周作人的文学语言观比较

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同为现代白话文写作的倡导者与优秀实践者,但周作人强调汉语的不可更张的继承性,留恋于汉语的趣味性。鲁迅认为文言文承载了太多旧有文化的＂踪迹痕＂,反对读中国书,甚至主张废除汉字。殊途同归的是：周氏二人都有面对语言的无奈甚至不信任。但最终周作人走向了自言自语的文人＂闲谈＂;鲁迅则选择与旧式文人彻底决裂,最终成为现代知识分子。     

中国新文学史论纲(上)

我们秉持人性的、审美的、历史的三条原则,编写出这部新文学史.上编分五大板块,分别是“五四”文学、左翼文学、国统区文学、延安文学和台湾文学.“五四”文学的主要代表为周氏兄弟,他们承接晚清而有发展和变异；左翼文学的主体是一种政治文化思潮,茅盾代表了其成就和不足；国统区文学主要包括京派和海派,他们显示出“文学的启蒙”的实绩；延安文学不同于左翼文学,主要是“讲话”以后日益成型的以政治为导向的一种体制化文学；台湾文学是国统区文学在台湾的延续,并在新的条件下产生裂变,后果之一就是离散写作现象.总之,百年新文学表现为文学与现实牵连不断的一场跋涉,更是以“人”为最高目标和最后归依的美学升华之旅.     

周作人译《戚施》与《塞外》的底本考证

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最早接触俄国作家契诃夫,是在日本留学时期。彼时日本译者翻译的契诃夫小说,大多是根据英国译者罗伯特·朗的翻译集《黑衣僧及其他的故事》转译的。通过文本对比和史料佐证,可以确认收录于《域外小说集》第1册的周作人译《戚施》《塞外》的底本也来自于罗伯特·朗的英译本《黑衣僧及其他的故事》,该翻译集是周氏兄弟留日时期阅读契诃夫的一部重要资料。而周氏兄弟选择《戚施》和《塞外》的原因,就在于《戚施》反映了俄国社会等级森严的状况、《塞外》描述了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二者均呈现出《域外小说集》所选小说“结构缜密、情思幽眇”的文学特征。     

中古隐逸传统中被忽略的一环

在中国古代隐逸传统形成过程中,东汉至魏晋时期是一个关键阶段。这一时期,以梁鸿、苏顺、赵岐、皇甫谧、挚虞等为代表的关陇高士,不但身体力行,以自己的生活实践促成了隐逸传统的生长,而且以丰富的传记文学著作,构建起一个有人物可考、有事迹可案的隐逸传统。与《史记》、《汉书》不太系统的历史传记相比,关陇高士对前代隐逸士人及其思想价值的体认更为自觉,记录也更为全面。从地域角度来观察中古时期的隐逸传统,还可以发现,东晋以前,以关陇高士为代表的北方高士是隐逸传统的主流,他们与后来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南方高士一起,成为中古文化史上前后辉映的美丽风景。     

鲁迅与周作人的同胞情谊与矛盾冲突

鲁迅与周作人不仅是一奶同胞,而且是少年时代的亲密伙伴,青年时期的要好同学,工作中的益朋良师,斗争中的并肩战友。两家在一起生活了将近四年的时间。后来,他们之间先是由经济原因闹意见,而后结怨,最后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多年来,有些研究者对于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不是讳漠如深,就是宁左勿右,使这个问题蒙上了一层面纱。本文在)位专家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于鲁迅与周作人的胞谊与冲突,进行公正的剖析与评价,以期解决文学史上这一有争议的问题,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就教于专家和学者。     

试论乡土小说从五四时期到左翼时期的转向——以王任叔乡土小说创作流变为例

滥觞于五四时期的现代乡土小说到20世纪30年代左翼时期发生了明显的转向。王任叔作为五四乡土作家,后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了左翼乡土作家。从五四到30年代,他的作品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风格色调都有了一个明显的跨越。透过王任叔乡土小说创作的变化,揭示了五四时期到左翼时期乡土文学从文化启蒙逐渐过渡到阶级批判,从对国民性的改造逐渐转移到对农民阶级意识觉醒的挺进,这种文学现象的转向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茅盾的女作家论与五四女作家的文学史塑形

茅盾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三篇女作家论是《庐隐论》《女作家丁玲》和《冰心论》。这三篇女作家论影响深远,不仅总结了三位五四女作家的历史意义和价值,而且形成了一种价值评判的导向,即在思想上遵从时代精神反映论和历史进步趋向论,以切合意识形态和时代需求的观念为标准,对作品作权威性的价值判断,强调文学反映社会历史潮流的功能,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后来的文学史就是在这套价值体系中对五四女作家进行评价,对五四女作家文学史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样的评价体系突出了女作家属于时代的群体性特征,却遮蔽了女作家的个体生命体验,使五四女作家的文学史形象单一而固定。     

五四时期写实主义理论的开放性

尽管韦勒克说现实主义的理论是极为拙劣的美学,但是针对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以及文学史出现过的其他流派,我们应该以历史主义的标准来评价,而不是用后来发展起来的审美趣味来评价其价值。五四时期的写实主义理论是在一种开放的语境中形成的,不同观点之间的差异构成了它的开放形态,它打破了旧文学模式的封闭樊篱,使文学可以直接面对现实生活;它直接参与社会变革而不是在审美王国中自我陶醉;它应合社会思潮、参与思想论争,使文学产生震撼人心的社会效应,而不是在形式技巧的游戏中自生自灭。因此,从历史的视角看,五四时期的写实主义并不像韦勒克所说的那么拙劣,而是具有推动历史变革的力量的。     

古代隐逸风气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人大都有着隐逸情怀,隐逸成为一种历史深厚的文化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人心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抱负得不到施展。古代隐士大多追求避世隐遁,渴望自由恬静的生活。隐逸之风促成了隐士平和的心态和独特的审美体验。正是如此,隐逸对古代山水学、古代环境美学和古代正史隐逸传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研究古代隐逸文学有助于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保持一颗平静的心。     

山水优游与南宋遗民词风貌

南宋遗民词人,以群体隐逸的空前规模,带来了隐逸文化在宋元之际的空前繁荣。他们的山水优游活动,作为遗民词人隐居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他们的思想感情、创作范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表现了遗民词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情感、心路历程和生活体验,使群体的创作共性凸现出来,呈现出统一、鲜明的创作风貌,词体文学的表现功能,因此也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拓展。     

山水优游与南宋遗民词风貌

南宋遗民词人,以群体隐逸的空前规模,带来了隐逸文化在宋元之际的空前繁荣。他们的山水优游活动,作为遗民词人隐居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他们的思想感情、创作范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表现了遗民词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情感、心路历程和生活体验,使群体的创作共性凸现出来,呈现出统一、鲜明的创作风貌,词体文学的表现功能,因此也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