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学翻译择介的意识形态影响

纵观英国文学翻译历史,其作品选择自始至终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在清末民初、五四前后、1949年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及80年代以后,英国文学翻译一直以意识形态为首要择介标准,使文学作品成为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这充分说明,翻译是一种文化行为,文化与意识形态有关,翻译文本的选择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制约。     

鲁迅早期翻译的意识形态操控

鲁迅早期的翻译活动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烙印。在鲁迅早期的翻译作品中,归化策略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该文探讨了鲁迅早期的翻译作品及应用的翻译策略,说明鲁迅早期采用的归化翻译策略是受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的。     

鲁迅对日本文学的选择与翻译

鲁迅对日语和日本文化的态度是复杂的,他对日语有较多的誉美,并认为是汉语白话可借鉴的模范。鲁迅先后翻译了19种71个日语文学和评论作品,同样,他也有心地利用日译的世界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鲁迅的翻译选择表现了鲜明的文化目标和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这些日本文学和文艺评论的翻译,一般的,鲁迅是逐句的翻译(直译),也有较少的改写,虽然其中不免艰涩的译文。总体上,鲁迅的词语、句式和语法是风格化的、个性化的,且混杂了少量的方言。     

浅析晚清小说翻译中的政治倾向性

小说翻译是文学作品再创作的一种艺术形式.选择什么样的翻译材料及文本,利用什么样的翻译技巧及策略才能表达再创作者的目的及意图,对所翻译的小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晚清时期的小说翻译者们就是利用这种译入语的意识形态在其所再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凸现出自己的政治倾向性,从而进行文化移植.     

论典籍中意识形态的翻译与文化功能对等——基于《孙子兵法》两个英译本的比较为基础的翻译批评研究

讨论了意识形态的翻译与文化功能对等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典籍翻译中意识形态的翻译是否起到与原文中意识形态相同的文化功能可以作为翻译批评的标准之一。以《孙子兵法》两个英译本意识形态的翻译为例,认为译者对源文本中意识形态的理解与翻译,在译文中表现为文本内部和文本与副文本之间诠释的一致性。如果译文在意识形态的翻译上没有达到文本内部和文本与副文本之间诠释的一致性,则译文与源文本的文化功能对等也就无从谈起。     

翻译意识形态维度研究的辩证考论

翻译的意识形态维度研究应坚持辩证的意识形态观点,把握翻译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操控和意识形态创新的辩证关系,坚持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的翻译意识形态研究并举以及意识形态翻译与翻译意识形态并重的理念,运用批评话语分析和深度阐释学等理论对文本意识形态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杨宪益英译鲁迅作品的翻译策略及其域外传播

对于杨译鲁迅作品的研究旨在探讨译作选择、翻译策略、译作推介对于译作域外传播的影响。使用数据统计的方法,对杨译鲁迅作品的选择及国内外出版给予客观呈现;通过文本对比,分析杨译鲁迅作品的翻译策略;通过馆藏统计和文学评论分析,阐释杨译鲁迅作品在域外的影响。最终得出结论:杨译灵活的翻译策略为杨译鲁迅作品的域外接受铺平了道路。但其译作在国内的出版高潮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国外的重印高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文学接受上出现了明显的滞后。这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因素在50年代对于杨译鲁迅作品的域外接受产生了消极影响。到了70年代,意识形态对立相对缓和,通过出版人和文学评论家的共同努力,杨译鲁迅作品迎来了域外文学接受的高潮。     

文学翻译对中法文化传播的贡献

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可以追溯至十三世纪,这时期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就是翻译.通过文本翻译,十三至十八世纪法国汉学家积累了丰富的汉学研究成果,十九世纪法国正式设立汉语教学科目.二十世纪,法国对中国作品的翻译选择转移到纯文学文本,对于《红楼梦》以及鲁迅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传播都值得我们关注.在中法两国的文化传播中,翻译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是加强两国文化交流的有效途径.     

建国后十七年外国文学经典的翻译标准

建国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了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统治地位，以一定的批评标准翻译引进了众多外国经典。其具体情形为，在国别标准上，苏俄的文学作品的翻译占据压倒性优势；就国家之间的差序而言，以政治意识形态作为翻译的取舍标准；就国内的阅读权力而言，采取内部发行措施。     

再说《野草》“外典”

<正>读《野草》,会不断发现其文本深处有鲁迅对外国文学暨非文学作品直接间接、或显或隐的译介或改作,与作者直抒胸臆自铸伟词的内容构成复杂的互文关系。内涵于《野草》的鲁迅本人之译介,大致完成于1903年鲁迅开始翻译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与1924、1925年接连翻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