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消费者后悔权

消费者在冷却期制度中所享有的权利即为后悔权。赋予消费者后悔权,主要是出于对消费者交易过程中交易公开、信息充分、契约自由等目标的追求。消费者后悔权的行使并不是没有任何交易类型的限制,笔者认为仅对远程交易、上门推销的交易以及消费信贷交易予以适用。我国在借鉴消费者后悔权时,应特别注意根据我国的国情对消费者后悔权的适用前提、适用范围、适用期限、适用程序作出恰当的规定。     

德国的消费者撤回权制度

德国的消费者撤回权是指消费者订立特定的消费者合同之后,在一定期间内依法享有的对自己所订立的合同表示后悔,并通过撤回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使该合同归于无效的权利.它本质上属于形成权,但又不同于其他形成权,是在前提条件和法律后果上比较特殊的法定解除权.赋予消费者在缔结特定合同后享有撤回权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保护消费者的需要,在我国建立这一制度势所必然,但这一制度的建立必须以消费者概念和消费者合同概念的确立为前提条件.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后悔权制度探析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列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即将迎来第一次大修。有学者提出此次修改应建立消费者后悔权制度。后悔权制度的设立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笔者拟对我国后悔权制度建立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并结合国外立法和实践,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后悔权制度的建设提出构想。     

反垄断法中消费者损害赔偿权研究

损害赔偿权是反垄断法中保障消费者利益的一项重要规定,反垄断法通过"间接购买原则"赋予消费者损害赔偿权的主体资格.为保障消费者利益,多数国家在损害赔偿中实行无过错责任,三倍损害赔偿或加征判决前利息的实际损害赔偿的惩罚性赔偿,并且在举证责任、诉讼费用等方面建立了有利于消费者权利实现的诉讼保障机制.     

消费者知情权问题探析

由于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存在信息偏差,因而保障消费者知悉商品真实情况的权利对其做出理性经济选择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消费者权利体系中基础性权利的消费者知情权已被各国立法普遍确认,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也早有规定,但随着众多新型交易方式的出现,消费者知情权遭受损害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尤其是"弱势消费者"的知情权,更加需要相关立法进行倾斜性保护。     

论投保人法定解除权的当下立法与制度构建

合同法定解除权本应是救济当事人之间对价失衡的最后途径,只有在严重破坏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对等、对价平衡及诚信基础的条件下,当事人才能获得该项形成权,但在保险合同领域,由于投保人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传统观念,法律对于投保人的法定解除权几乎不设限制。投保人法定解除权的任意性与混业经营、保险连结证券等新型保险发展方式无法融合,且在保险实务中也暴露出固有缺陷。文章从当事人不平等地位的矫正、保险合同信息不对称及保险人社会公益责任等角度切入,对投保人法定解除权的任意性提出质疑,并就限制投保人法定解除权提出立法建议。     

类型思维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建构

概念思维具有抽象化和涵摄性的特点,无法解决金融消费者的界定问题。类型思维弥补了概念思维的缺陷,为金融消费者的形象描述和保护制度建构提供了新的路径。在类型思维下,金融消费者的整体形象表现为金融交易中负担"合同自身特定风险+信用风险"的相对弱势一方,具体可以描述为相对于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者,在金融交易中基于非商业、非营业、非职业目的而接受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自然人,但不包括直接购买证券、债券、期货及其他金融衍生品者。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建构应当以金融消费者的风险管理为中心,从金融消费者的风险认知、风险预防和危险处置三个环节依次展开。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应当采取分别修法的形式,通过在《商业银行法》《保险法》《信托法》等单行法中作出相关规定,最终形成系统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体系。     

法经济学视野的消费者后悔权及其立法构想

由于诱导或者欺诈等原因,消费者购物后容易后悔。研究表明。消费者后悔权在本质上是一种合同撤销权,不仅能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而且在解决信息不对称、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存在消费者滥用权利的可能,应从行使权利的时间等方面进行规制。     

赠与人"撤销权"的厘定与赠与制度的基本构造

理论上对赠与人撤销权制度的认识存在着极大的分歧.赠与人的撤销权为民法撤销权体系中的特例之一,它实际上应被称为"撤回权",并具有后悔权的意义,在性质上更类似于解除权.赠与人的任意撤回权与赠与合同的诺成性攸关,是旨在弥补赠与被立法确认为诺成合同后对赠与人要求过苛的弊端而设计的救济性手段.任意撤回权的行使虽为法定,但赠与人亦应赔偿受赠人因此所遭受的信赖利益损失,且其责任基础不是一般所认为的缔约过失责任而应是违约责任.     

论合同解除权与减损规则之间的矛盾协调

解除权之有无和行使与否与减损措施存在诸多联系和矛盾,二者应当在减损措施合理性标准的框架内实现二者的协调。在非违约方没有解除权时,其减损措施也不得否定整个合同;非违约方享有解除权时,解除权的行使与否不是非违约方为减损行为的前提,积极行使解除权还是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要依据事实情况而定。替代安排作为减损措施的一种也不以解除合同为条件,但应当符合"合理措施"之要求。     

法定解除权若干问题探析

对于约定解除权与法定解除权的关系,在当事人约定的解除条件与法定的解除条件相异时,可以排除与之相异的法定解除权的适用,但合同自由原则并不具有超越民事强行法和其他基本原则的效力,且默示方式不能排除法定解除条件的适用.对法定解除权规范性质的认定,原则上应按"有疑义,从任意"方向解释,<合同法>总则关于法定解除权的一般规定不能适用于<保险法>、<海商法>等民事特别法,<合同法>分则所规定的特别法定解除权,是对普通法定解除权的补充,两者可以同时并存.     

金融消费者权益及其保护初探

金融消费者权利,是指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确认的,消费者在金融消费领域所能够作出或者不作出一定行为,以及要求金融经营者相应作出或者不作出一定行为的许可和保障,它是消费者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金融消费者权利的具体内容和基本特征,是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予以充分、有效保护     

网络购物消费者权益保障

在网络购物这种特殊的买卖关系中,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与传统购物产生了极大区别。需明确网络购物中消费者权益,保障该消费群体的利益。     

产业集群营销:一个区域聚集力构建的新框架

产业集群营销是基于空间竞争而发展出来的一种公共管理理念,是对各级政府意欲寻求培育、扶植、提升产业集群方法的战略性思考.空间属性是产业集群最基本的特征,产业集群营销的对象必然与集群所在的特定空间有关,其目标就是为了吸引所谓的空间消费者;由于空间产品的宏观性使然,产业集群的消费者构成非常广泛,而真正的产业集群营销,其目的就是要形成能够满足消费者价值诉求的聚集力(空间引力).空问消费者需求与集群的空间特性有关,产业集群空间之所以有被消费(投资与参与)的价值,主要是因为该空间内包含了区位、物流、交易费用等众多优势.产业集群营销的操作性框架完全是根据构建或增进区域产业聚集力而设计的,产业集群营销也存在"市场细分、目标市场选择、定位以及营销组合(4Cs)设计"等具体问题.产业集群营销对提升特定区域的空间聚集力有很大的帮助,它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并大力开展空间创新,构建适宜集群发展的空间、空间品牌及社会形象.     

网络点击合同下在线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

网络点击合同的出现是网络垄断势力不断扩张的结果.网络管理的非中心化强迫在线消费者被动服从网络服务商制订的不公平、不合理规则,使合同利益向己方倾斜.在线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知情权、隐私权、退换货及求偿权、人身财产安全保障权是未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等亟待完善的方面.行业自律、行政及法律手段三方并举,是切实保护在线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义、减少网络行为盲目性的理智选择.     

论商事合同解除权的特殊性

商事交易注重经济效益、强调市场秩序,由此决定了商事合同解除权也表现出与一般民事合同不同的特点,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正确地在个案中适用合同法规则具有积极意义.在商事合同的法定解除权设置上,由于不同行业的不同商业需求,需要对商主体的权利加以限制或特别保护;在商事合同解除权消灭的情形下,合同标的物的灭失在很多情况下并不造成解除权的消灭,同时对商主体应适用更短的"权利失效"期间.     

合同解除论

根据合同解除的类型、解除权的行使方式、解除权的消灭以及合同解除的后果来看,应明文规定违约解除,承认起诉要求解除合同是一种特殊的解除权行使方式,由法律指定解除权的存续期限,赋予合同解除溯及既往的效力并支持用价值补偿方式恢复原状.     

建设工程承包人优先受偿权之进与退——以正反视角对相关权利的再认识

建设工程领域涉及的利益主体较多且法律关系复杂,含括建设工程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人的抵押权以及购房消费者的权利等。因此,在利益相互冲突之时,就需要综合平衡协调各方利益,作出合理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此之谓"进";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让位于购房消费者的权利,此之谓"退"。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在性质上为债权优先权。与抵押权相比,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是法律为了保护特定利益而特别规定的,具有优先性。与购房消费者的权利相比,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此时应当退居次位,购房消费者的权利优先,生存利益理应优于经营利益。因此,在三者利益之间,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人的抵押权,而购房消费者的权利又优先于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这不仅符合对特殊群体的保护政策,更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我国劳动合同解除权的体系问题研究

劳动合同的解除是劳动争议案件的最大诱因。《劳动合同法》对于劳动合同的解除进行了规范,使得劳动合同的解除权之间具有体系的关联性。从宏观来看,基于"实质正义"的法律价值,形成了"劳动者解除易,用人单位解除难"的基本体系架构;从微观来看,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各自的解除权之间又形成难易有别的体系层次。尽管如此,《劳动合同法》对于劳动合同解除权的规定仍然存在体系混乱的状况。     

论消费者的价格监督权

消费者的价格监督权问题历来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消费者行使此项权利有其正当性、合法性和必要性,并可通过四类制度化的路径予以保障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