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立党内罢免制度有关问题的思考

在党内建立罢免制度，是落实党内监督奈例，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重要举措，是党的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结合党内监督实际，认真分析目前党内实施罢免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党内建立罢免制度的一些对策。     

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罢免制度的立法完善

本文论述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罢免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分析了罢免制度运作的现状,提出了现行罢免制度中的程序缺陷,归纳出罢免程序三个阶段十二个争议较大的问题,提出了完善罢免制度的立法建议,以期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过程中能够完善罢免制度。     

只有完善居民自治制度才能杜绝非法撤换重演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最高权力机构是居民会议。居民会议虽然由居委会召集和主持，但居委会向居民会议     

撤换居委会成员的条件是什么，即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撤换居民委员会成员？居民委员会成员犯什么错误才能被罢免？

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看看居委会成员的当选条件是什么。各地规定的居委会成员资格条件不完全相同，但都基本涵盖以下四个条件：（一）模范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二）廉洁奉公，办事公道，热心为居民服务。（三）工作能力和身体状况能胜任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四）身体健康，能胜任工作。除这四条要求之外，各地基本上还规定一个开放性的条款，即对候选人的具体要求，居民会议可以根据本社区情况在选举办法中作出规定。     

居委会主任怎能随意罢免

马桂花被停职是一起严重违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事件,首先,育才路街道办事处并不具备停止马桂花居委会主任职务的权力。居委会成员的罢免权,按照法律只属于全体社区居民。对于这一点,法律早有明确规定。《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     

业委会主任被一纸文件罢免 “家规”大于国法？

在我国许多大城市。随着人们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业主自治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从去年许多地方颁布试行(《业主自治条例》的情况上可见一斑。去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的(《物业管理条例》更是使业主维权变得有法可依。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业主自治的道路决非坦途。利益与权利的冲突总会演进其间。深圳景洲大厦的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吃螃蟹者”邹家健，两年前开全国先例，领导深圳景洲大厦业主委员会，由业主自主投票表决更换物管公司的传奇人物，在去年年末的最后一天。被深圳住宅主管部门用行政“红头文件”罢免了业委会主任一职。在今年3·15晚会上。邹家健荣获“3·15贡献奖”，再度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人物。     

近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巡视制度研究述评

党内巡视制度作为推进反腐倡廉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已日趋完善,并发挥重要作用。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党内巡视制度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关注党内巡视制度的渊源、理论基础、实践运行及视角创新等方面。未来可进一步加强中共主要领导人党内巡视制度或党内监督的思想与实践研究,拓展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研究范畴、研究视角,加强巡视制度的长效机制等方面研究。     

党内询问与质询制度试点工作的回顾与思考

从中共十六大开始到当前,党内询问与质询制度的试点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中共十六大到2004年2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公布;第二阶段从2004年2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公布到2007年4月《地方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开展党内询问和质询办法（试行）》的颁布;第三阶段从2007年4月...     

强化党内监督重在解决“四难”

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后，社会舆论高度关注，党内外信心指数继续回升，两个《条例》被公众称之为“一代新规”。笔者认为这个条例确实集合了党内的组织优势和积极力量．组成了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网络．是名副其实的党内监督大法。然而．再好的制度法规．其威力、功效均在于执行。正如列宁所说．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尽管这个条例的酝酿出台．花费了13年的时间．但笔者认为．条例的贯彻落实更为艰巨漫长．至少有以下四难：     

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方式

党内法规制度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的治理事实。价值一致性、政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宪法和社会主义法治传统为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正当性、合理性和法理的理论支持。就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党内法规制度发挥着政治保障、制度整合、提升参与者素质、完善治理能力等功能。信息汇聚机制、过程实施机制和适应性调适机制是党内法规制度实现治理功能的具体方式。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治理现代化普遍要求在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中的特殊表现。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出发,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既是国家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的历史任务。     

论党内监督法规与国家法律制度的衔接——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与《监察法》为视点

以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党内法规的法律地位为开端,伴随着新时期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深入推进,党内监督法规与国家法律制度的衔接命题得以真正发生。在顶层制度设计领域,综合立法理念、制度设计以及实施原则的考量评判,《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是新时期党规国法监督制度衔接的一个颇具借鉴意义的成功范例。党规国法监督制度衔接推进理应在两个层面展开,理念层面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围绕反腐败工作核心展开;制度层面则需要在立法沟通、协同审查、整合解释方面推进系统化制度衔接改革。党规国法监督监察制度衔接的理想目标应该是围绕共同目标任务,发挥各自制度特色、吸收对方制度优势,在坚守与借鉴中成功打造党规国法监督衔接的制度合力。     

全面落实党内监督责任

党内监督是永葆党的肌体健康的生命之源。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新形势下加强党内监督的顶层设计,是规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内监督的基本法规,必须抓好贯彻落实,使其成为规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行为的硬约束。     

一居委会主任被居民罢免

2003年7月21日,从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民政局传来消息:在莲新街道海椒市社区第三届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上,该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兼治保主任王勇被居民罢免。王勇成了锦江区被群众罢免的首名社区干部。他成了“扰民”干部据海椒社区党支部介绍,2002年5月,王勇经选举当选为海椒市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兼治保主任。上任伊始,他工作热情高、干劲大,获得了群众好评。可不久后,王勇经常醉酒后滋事。2002年9月29日下午,王勇在协助莲花社区一区交房发放钥匙时,因为醉酒失态,对群众言行粗暴;2003年1月27日夜,王勇在酗酒后尾随社区一女市民回家,在其家中吵闹至次…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基本经验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已经走过百年历程.根据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中心任务以及需要解决的紧迫性问题的差异,这一历史进程可以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党内法规法定概念之评述与重构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对党内法规进行了界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正名与定分止争的作用,但没有从本质、形式等各方面全面揭示出党内法规的主要特色,还存在定义要素不完备、调整范围把握不准确、创制方式规定不全面等问题。党内法规法定概念,需要从内在要求、制定主体、创制方式、制定程序、调整内容、保障手段、外在形式等方面进行重构：它是有权主体按照规定程序制定或认定的,反映党的统一意志,调整党务关系,规范党务关系主体行为,并由党内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具有特定外在形式的规则体系。     

本刊与梅园街道联办党刊进社区活动

6月3日，《金陵瞭望》杂志社与玄武区梅园街道举办“相约梅园·党刊进社区”活动。本刊相关负责人、编辑，以及本刊的一批特约撰稿人冯亦同、徐延平、王炳毅、沈存步等十多位作家，与梅园街道工委书记张瑜等街道领导及社区群众代表进行了座谈。     

教师资格制度刍议

教师资格制度是国家实行的一种法定的职业许可制度 ,只有依法取得资格后 ,才能被教育行政部门依法批准举办的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聘为教师。目前 ,我国已全面开始实施教师资格制度 ,但是社会上还有许多人对教师资格制度认识不清 ,本文针对这些认识进行简要的分析 ,并就教师资格制度进一步完善提出一些看法。     

制度创新是社会进步的桥梁--读《制度学:走向文明与理性的必然审视》

制度是社会系统的运行机制,《制度学》对社会制度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具有一定开拓性,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传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渊源

传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与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渊源。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最早起源于 16世纪的英国 ,后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逐步建立与完善起来。而传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是前工业文明社会中最有典型意义的保障制度类型 ,它的历史渊源 ,一是原始社会部落共同体互助相恤习俗 ,二是古代国家“敬德保民”政治理念。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 ,传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由古代国家主导 ,在不断吸收前代经验的基础上逐步确立的。     

遗嘱信托制度的司法适用与立法完善

遗嘱与信托的双重属性使得遗嘱信托的设立与执行需要同时符合继承与信托制度的要求。《民法典》的颁布赋予了遗嘱信托在继承法框架中的合法地位,但依然未能解决长期以来继承制度与信托制度不相衔接的顽疾。从涉及遗嘱信托纠纷的裁判可以看出司法实践存在遗嘱信托的定性混乱、遗嘱信托效力的裁判思路不一、受托人行为效力的认定标准不一、信托诉讼适格主体的判定规则不一、遗嘱信托的执行监督制度缺失等问题。因此,为完善遗嘱信托的适用规则与制度框架,应当在司法适用层面统一遗嘱信托与受托人行为效力的认定标准与审判思路,弱化遗嘱信托的要式主义,明确受托人的诉权与受益人的代位诉权,并在实体规则上明确遗嘱信托的生效要件,完善遗嘱信托中必留份与特留份制度,引入生前遗嘱代用信托制度,完善遗嘱信托执行的监督机制,以构建符合我国法律制度框架与社会实践需求的遗嘱继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