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化圈形成浅析

由于地理的、民族的和历史的诸方面原因 ,长期以来 ,形成以中国为中心包括现今中国、日本、朝鲜、韩国在内的东亚文化圈。东亚各国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要素———汉字、儒学、佛教及道教的共识和认同 ,是最终形成东亚文化圈的牢固基础。     

“汉字文化圈”刍议

“文化圈”作为文化传播形成的文化场,指具有相同文化特质、文化结丛的文化群体所构成的人文地理区域。“汉字文化圈”包括使用汉字或曾经使用汉字并承袭汉字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国家。这一文化场在地理分布和构成上以中国大陆为主体,以中印半岛东侧、朝鲜半岛为两翼,日本列岛等地为外缘,即“东亚文化圈”所囊括的范围,从泛宗教视角又可称之为“儒教文化圈”、“中华佛教文化圈”。这一区域的文化共相是：汉字、汉文,儒学、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制度,以及中国式生产技术、生活习俗等,它们共同组成以汉字为信息载体的“汉字文化”。“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是汉字文化发展并在中国境内外传播的结果。以汉字这一文化要素作为标志的“汉字文化圈”,是一个真实的、富于弹性的、有着强劲生命力的人文地理区域和文化存在。     

从汉字文化圈看拼音文字的形成与演变

汉字文化圈是世界上唯一涵盖象形文字、混合文字(语素文字+语音文字)和拼音文字等文字发展不同形态的区域,可以直接观察拼音文字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对于探索汉字的发展与改革趋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汉字、汉语和汉字文化圈及其修辞

以汉字和汉语为交际。具而在东亚形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汉字、汉语修辞在东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特殊的意义,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在进行这一研究的时候,应当充分注意语言和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切不可简单化。     

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形成与演变

唐宋两代放宽条件以附名榜尾的方式录取域外举子为宾贡进士,体现了中朝统治者怀柔远人的政策,对吸引外邦士人到中国来求学和应举、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都起过重要的作用。日本最早仿行科举,也是实行科举时间最短的国家。朝鲜王朝的科举甚至比明清时期的中国还更为频繁开科,在社会中占据核心地位。越南的科举制延续到1919年,是世界上科举制度的终结地。琉球也曾实行过科举制度。12—19世纪,中、韩、越三国连同琉球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东亚科举文化圈。正是由于科举传统的延续,东亚才能够演变形成在世界上颇为特色鲜明的考试文化圈。     

浅谈地方高校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初级阶段的对外汉字教学设计

留学生学汉语不能不学汉字,但汉字难学和难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对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初级阶段的汉字学习。目前,地方高校现行的对外汉字教学中仍缺少成型的教学设计和有效教学方法。本文在遵循随文识字与汉字规律特点的汉字教学模式基础上,提出了改进对外汉字教学设计的新思路,从而将汉字教学与口语教学完美结合起来。     

汉字文化圈缘何相当于儒教文化圈——基于19世纪30年代西士对中朝日《千字文》之译介

19世纪30年代集中出现过多个世上最早的《千字文》欧译刊本.这些译本的西方译者对中朝日《千字文》的翻译与阐释虽各有千秋,但都渗透着这样一个观点:汉字被传播到东亚的中国近邻,它所承载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也为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吸纳,并成为其民族精神的部分乃至主体.基于这些译者的认知,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求解为何人们将"汉字文化"视为"儒教文化"的近义语,从而找到语言学家和哲学家所指的"汉字文化圈"和"儒教文化圈"概念相似的缘由.     

中国在当代东亚经济地位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中国在东亚的经济地位发生过较大的变化。在解放初期 ,中国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在东亚的经济地位有所提高。但是 ,1957年反右特别是 1958年“大跃进”以后 ,由于“左”的错误 ,我国经济遭到了较大破坏 ,发展缓慢 ;而同时 ,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迅猛发展 ,逐步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 ,我国经济在东亚的地位落到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后。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得到巨大发展 ,其速度和总量都超过了东亚多数国家和地区 ,成为了东亚地区的经济大国     

中国在当代东亚政治地位的提高

作为东亚的大国,中国在近代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地位较低。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中国成为东亚地区最早摆脱殖民统治和殖民奴役的国家之一,在东亚的政治地位逐步跃居首位。70年代末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用“一国两制”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空前提高,已经成为东亚乃至世界的政治大国。     

从东亚视野看韩国火旺山城出土人形木简

韩国昌宁火旺山城莲池出土的统一新罗时期人形木简,与中国古代人形木简和日本的人形代有相通之处。此人形木简在头、心、颈、手四处钉有铁钉,恶意伤害明显,不属于解除木简中的移病或驱疫人形木简。同时,人形木简墨绘女性形象,从古代祈雨“开阴”“起阴”的理念出发,把代表“阴气”的女性残酷钉缚,献祭与龙王,是不合常理的。因此也不是祈雨简。火旺山城人形木简前额及背后所书字符为镇符,简文“龙王”二字不是为了向龙王祈求降雨,而是为了请神加殃。火旺山城莲池第4号木简为诅咒人形木简。     

汉字文化及其社会传播功能

汉字历史悠久,从它的形成、发展可以透视中华民族的传播思想和深层的文化渊源。对传统“六书”进行现代诠释,从汉字的结构揭示先民的自我传播意识,从汉字的使用展现华夏民族的原始文化底蕴和哲学观念,是一个新的研究角度。汉字不仅凝聚着我们祖先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还映射着民族感情和人文观念;汉字不仅以其平面具象特征给人视觉的享受和体现审美价值,还以其和谐的韵律传播字义文化;汉字不仅具有语素特点的独立性和功能性,还具有极强构词能力的超想象性和灵活性。汉字实际上已成为研究中华民族文化的“语言化石”。     

论海洋文化及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意义

从东西方文化交汇的视角解读“文化”的含义,海洋文化有祈求、合作和先进的特点。海洋文化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海洋文化将引导和鼓舞我们的民族拓展新的生存空间,使我们的海洋实践提升到文化自觉的水准,并使我们的民族文化重新振奋起来,达到现代的水平,在和世界各族人民一起建设和谐世界中发挥出自己的力量。     

壮族铜鼓文化的复兴及其对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启示

铜鼓文化是壮族人民主要的传统文化形态.铜鼓文化在新时代的复兴是壮族人民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精神风貌的映射,是民族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方面很有借鉴意义.     

论中南亚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及对中国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初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高度政治化的伊斯兰教宗教极端势力得以崛起,中南亚国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影响到中国新疆的政治稳定及国家安全。在中南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中,通过对阿富汗、印巴及克什米尔、车臣及中亚的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分析研究,可以看出中亚、南亚一些国家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对中国的影响。     

全球化时代的移民对东亚的影响

在东亚 ,民族与国家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自 2 0世纪 80年代全球交往加深以来 ,这些社会所深深认同的在国家范围内民族单一性的观念受到了国际移民的挑战。这些移民多数是来自亚洲或者是有着亚洲种族血统的拉美人。多元民族社会的出现已经开始了 ,由全球化而引发的移民和较高收入社会的人口下降对近来及未来数十年的公共政策会有很大的影响。尽管各国的中央政府继续推行使单一民族国家现实化的政策 ,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和市民组织已经在很多情况下对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现实以及外国工人在他们的社区的生活、工作及社会公平问题做出越来越积极的回应。这必然对东亚的社会结构及民主的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东亚汉文小说的衍变及本土特色

明清时期中国小说大规模传播到了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直接促进了东亚地区汉文小说创作的全面兴盛.中国小说在东亚的传播与东亚各国汉语学习的旺盛需求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汉语学习尤其是汉语口语学习便成为明清通俗小说得以在东亚各国广泛流传的重要契机.对中国体制的模仿及文化崇拜,给中国小说在东亚的广泛传播带来了机会,也为东亚汉文小说的创作和发展创造了契机.正是在吸收和改编中国小说的过程中,朝鲜、日本及越南的汉文小说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本土文化特色.     

异体字与汉字学研究

异体字对于汉字的规范使用、信息的准确传递从来就有负面的影响,但作为巨量堆积的异体字,不仅是汉字演进发展的见证,并在汉字文化学研究上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异体字、俗字的多变性、多选择性和充满活力的特征,又在汉字演变和发展过程中,起过变革和积极的推动作用。     

汉语趋弱与民族文化复兴

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文化交流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不对等互动和单向度的渗透,文化忧患意识便是基于这种不平衡的渗透而引发的忧虑、深思和警醒。亨廷顿之所以在"文明冲突"论中将中国文化看作是非西方文化中可能与西方文化产生激烈冲突的主要对象,是以对中国文化独异特质的认可为前提的。而文化殖民的结果是中国人对国家和民族认同感下降,唯西方思想文化是从,从这个意义上看,提升汉语文化竞争力迫在眉睫。     

从中华法系到东亚法——东亚的法律传统与变革及其走向

现今学术界有关东亚法的整体认识,大致有新中华法系、东亚普通法和东亚法系这样几种代表性论说。以法系理论为视点,我们观察到东亚共同的法律传统在近代开始发生变革,中华法系在西法东进中趋于解体。如果以构成法系的要件为标准来衡量现今的东亚地区法,可以确认现在还没有法系意义上的东亚法,包括东亚普通法、东亚法系和新中华法系都是不存在的。但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现今东亚地区法确实由于历史传统和近代继受的原因,加上地区共体化的推动,形成了某些类同与趋同的现象,这也许预示着未来东亚法的某种可能走向。     

论“东亚福利模式”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

最近十余年来,有关东亚福利的研究已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对于认识东亚各国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政策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试图从多个角度归纳东亚福利体制的特点,提出了儒家文化圈中的福利国家、东亚福利模式、生产主义社会政策等概念,并力图从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揭示东亚福利模式的形成原因。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于东亚福利体制是否具有为东亚各国或地区所共享的“特质”仍众说纷纭。在东亚福利这一研究领域中,也存在着学理基础欠缺、研究方向模糊、缺乏共同资料平台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应暂时搁置研究概念和研究先设方面的争议,开展诸多专题研究,按研究方向组建团队,按照一定标准采集数据,争取区域组织的合作,以推进东亚福利研究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