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对上海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研究

科学分析结果表明,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为上海创造的直接、间接和波及贡献占全市GDP总量的15%以上,对上海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上海在未来的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中,应保持航运装备中心事业的优势,完善高端生产服务业;发展航运金融,加强国内航运金融衍生品研发;拓展航运服务产业链,优化航运市场发展环境;加强综合试验区建设,发挥航运中心的辐射效应;加强长三角地区港口合作,提高航运中心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度。     

金融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联动研究

金融与航运之间关系是互融、互动和互推关系。金融政策、投资、创新、服务等推动航运发展。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金融服务领域由环节向整个产业链不断拓宽,手段由传统方式向新方式不断创新,区域由上海向长三角地区不断延伸,政策由限制性向鼓励性不断深化,市场由单一向全面综合不断扩大,机构由＂点＂向＂团＂不断集聚。要抓住中央给予上海的先行先试政策和国际航运金融等服务业向上海转移的机遇,创新金融体制机制和金融服务手段,大力发展航运金融、物流金融,着眼于服务整个航运产业链,努力在离岸金融、保险与再保险等领域中有所突破,在提升金融综合服务水平中推动上海国际航运中转和高端航运服务业发展。     

城市经济转型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十二五”时期是上海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上海大力发展航运业,建设国际航运中心有利于促进城市产业规模的提高,带动城市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实现腹地城市之间的互动发展;同时也会带来城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和港口非良性竞争等负面效应。因此,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和惯例,通过先行先试,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和政策,必须从过去单纯追求“量”的外延式增长转变为注重“质”的内涵式发展,由传统意义的货物集散中心迈向现代意义的资源配置中心。为此,上海港口与航运服务业必须率先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创新服务功能、实现错位异构发展。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提出上海城市转型时期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主要对策。     

改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船舶登记服务的对策研究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进入改善软环境的关键阶段,其中船舶登记服务的改善是重要方面之一。良好的船舶登记服务有利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对船舶要素聚集及其相关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提升,是实现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向航运服务发展转型的重要途径。在探讨改善船舶登记服务的重要意义的基础上,分析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船舶登记服务的现状和存在主要问题,结合当前最新政策动态提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船舶登记服务发展的对策。     

全球化新趋势下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思路和对策

国际航运中心以吸引、整合和保障全球产业链顺畅运行的关键航运和海事产业要素为手段,以形成和提升海事产业国际影响力和控制力为目的。正是这种国际影响力和控制力,将使国际航运中心所在国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包括分配变化在内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全球产业链重构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正是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下的重要具体表现。上海作为中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中的关键枢纽,其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思路势必以顺应、保障、服务这一布局为核心。     

基于条件分析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对策研究

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基础条件、空间条件、功能条件以及金融条件的角度出发,全面分析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强调上海应该采取优先发展航运服务市场、支持航运金融市场,并利用上海在航运服务与金融市场的领先优势整合长三角的港口资源,推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跳跃式发展。     

关于上海建设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的思考

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是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先行区和示范区,其功能定位主要包括口岸功能、产业功能、贸易功能、金融功能、物流功能、信息功能、辅助功能等。探索建立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和措施。要逐步形成功能完善、结构优化的航运服务产业体系和航运辐射体系,大型国际航运企业和知名国际航运组织区域总部集聚,使上海成为全球航运资源配置中心和全球离岸金融贸易中心。为实现上述目标,要探索形成有特色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模式,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两个体系、五大区域＂建设。     

加快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软环境的建设

温家宝总理曾在上海考察时指出,上海要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综合优势,以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为重点,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要紧紧围绕建成东北亚国际枢纽港的目标,大力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体系,着力打造航运服务资源集聚中,心,加快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这是中央对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提出的明确要求。     

伦敦、纽约、东京经济转型的经验及其借鉴

目前上海正处于转型发展之中,日益呈现出许多非常规、非线性、非典型的新变化,同时也将带来许多充满悬念、令人疑难的新问题。为积极应对上海转型发展中的新变化与新问题,学习与借鉴国际经验,特别是20世纪60-80年代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城市经济转型的典型案例,有助于准确把握城市转型的特有规律,更好地指导上海转型发展的实践探索。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南京区域金融中心构想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重要的国家战略,中国迫切需要有这一竞争战略高地的支撑。应当坚持从国家战略高度,理解、思考、谋划、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一要强化目标意识和差距意识;二要加强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两个体系建设;三要大力发展投资基金类金融中心;四要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改善金融发展环境。南京区域金融中心构建是泛长三角一体化的迫切需要,有着众多的优势条件。应当明确指导思想与指导原则：壮大南京金融体系,做强南京金融机构;建设南京金融后台服务产业基地;建立推进南京区域金融中心构建的保障条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南京区域金融中心同在中国长三角和泛长三角地区,区域内各城市都应参与合作共建与联动。上海、南京这两个中心建设应当积极进行错位联动发展。     

国际航运中心航运服务信息整合研究

以航运高端服务为特征的伦敦和以航运基本服务为标志的新加坡、汉堡等国际航运中心都具有完善的航运服务信息整合能力,本质上也是国际航运信息整合中心。与发达国家相比,上海在国际航运中心航运信息整合范围、信息平台集成水平、权威信息发布和政策自由度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未来需要尽快明确整合路径、落实保障措施。     

“十二五”时期加快建设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思路研究

“十二五”时期是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加速推进期。上海要牢牢把握战略机遇,以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市场功能体系、市场机构体系、市场产品体系,聚焦重点,更加注重功能开发,更加注重扩大开放,更加注重环境优化,力争在新的起点上实现“四个中心”功能和制度创新大突破,形成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经济中心。     

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路径及其对上海的意义

人民币国际化成功推进的标志是国际市场计价份额的提高,而不是央行储备资产份额的多少。前者帮助中国一劳永逸地避免汇率风险,后者只是让其他国家分享中国的高成长。人民币国际化应采取前期稳健创造需求、后期激进释放供给的推进策略。当前应快速推进（美元与人民币双币种）资本输出,强化海外商业存在;加快金融转型,促进本土资本市场规范而有深度的发展;并从亚洲着手推动国际汇率和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其仿真预测分析结果是2025年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有可能接近欧元水平。这对上海的意义是：未来5～10年应加强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建设,健全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功能与效率;债券市场发展可有重大突破;涉外现代服务业需要加快发展。     

上海加快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战略思考

上海所确定的“四个中心”的发展战略目标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其中国际贸易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则起着核心与先导的作用,具有非常迫切的战略意义。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内涵应是以货物贸易为主,具有国际化水准,并对国内外市场具有强大的集聚力和辐射力的核心交易市场。本文在分析当前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网络核心优势尚不明显、贸易主体尚未确立、核心交易平台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些战略思路与推进措施。     

金融危机影响下上海外向型制造业恢复增长研究——基于闵行区问卷访谈调查的分析

本文根据对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所获资料的分析,了解到金融危机对上海市闵行区外向型制造业在海外市场的销路影响非常严重,使经营成本对企业发展的制约显得更加突出。在应对金融危机影响方面,更多的企业选择直接降价和缩小经营规模等消极应对措施,而选择转产和搬迁的企业较少。但调研结果也表明,上海的外向型制造业基础比较扎实,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赢利能力,内外并举的和谐发展模式仍然需要。通过政府帮助企业减税或增加退税、扩大内销、降低成本和推动升级换代,并支持和帮助企业大力发展供应链管理,发挥自身的优势,更加专注于研发、精密制造等高端制造业以及港口加工、包装、贸易和物流等核心业务,上海的外向型制造业一定能够再创辉煌。     

后危机时代国际投行的发展动向、发展趋势及其启示

自2008年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投行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由此给我国证券行业带来了哪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加强并进一步深化我国证券业的金融创新,加快建立证券业的自主创新体系,同时加强金融衍生品的全面审慎监管与风险控制,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从而促进证券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贸易方式、贸易功能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基本形态

从上海目前存在的国际贸易方式入手,分析不同贸易方式下的贸易功能,以及这种贸易功能与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之间的关系,同时进一步分析上海要求和能够建设什么样的具有贸易利益和城市功能转型的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国际贸易中心需要什么样的贸易体制环境。     

Family as a eudaimonic bubble: Women entrepreneurs mobilizing resources of care during persistent financial crisis and austerity

Drawing on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family as a eudaimonic bubble, the study explores how women entrepreneurs mobilize familial resources to navigate the gendered challenges faced during persistent financial crisis and austerity in Greece, a country affected by acute socioeconomic crisis. Through qualitative interviews with women who started their own business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it investigates how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ies built on care enabled women to start and sustain their own business and achieve a degree of normative conformity, creating social cohesion in the here and now. The analysis reveals the transformational potential of familial care by illustrating three modes of resources of care that contribute to business viability, and positions the family, an organizing principle, in the centre of research on gendered mobilizations in crisis economies. In that way, the study critically contributes to debates regarding gender, entrepreneurship and austerity.     

世博会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研究

成功举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对于提高上海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建成世界级城市,以及对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带动和促进作用是全方位的。世博会召开期间,大量人流、物流、商流、信息流交汇,将直接促进各类交易和贸易活动大幅增加;世博会所产生的新的科技成就及理念,将推动上海国际贸易方式与贸易内容在更深层次上发生转变;世博会期间汇聚上海的国际贸易组织和贸易促进机构提供了新的贸易主体,铺设了新的贸易网络;世博园区后续利用更将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提供新的空间载体。上海要紧紧抓住世博会机遇,充分利用世博会所带来的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探索推进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新的突破口。只要拥有坚实的产业,再加上繁荣的贸易,就能够使上海城市发展和产业结构率先实现调整转型,在全国起到示范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