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务工人员素质提升战略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已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在为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素质低、技能差、不能很好融入城市等问题。宁波作为首批全国文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素质提升也面临一个亟待改善的状态。本文通过对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素质提升的意义、现状的论述,着重从法制建设、制度保障、教育培训、服务管理和社会宣传等方面提出了加强外来务工人员素质提升战略的相应对策与措施。     

关注泉州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安全问题

近几年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已经得到较好的解决,但是随之安全问题又成为一个困扰着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沉重话题.至2009年初,泉州市外来务工人员达200多万人,在泉州接受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人数达到25万.每年节假日特别是暑假成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非正常死亡的高发期.关注和探讨解决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安全问题,应该成为政府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和谐社会中对外来务工人员管理的思考

改革开放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导致城乡贫富差距增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使得农村贫困人口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涌向城市,特别是沿海、沿边等经济发达城市。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每年大规模递增,给城市管理和社会治安带来巨大压力;外来务工人员犯罪问题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那么外来务工人员流向城市并犯罪的原因是什么?面对外来务工人员带来的大量的社会问题有关政府部门将如何解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管理也必须以和谐社会理念为指导。     

从边缘到共生——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解读

农民工阶层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寻求非农活动,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但现实情况是,农村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却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中。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决定了他们在就业、社会保障、政治参与等方面处于边缘地位。我国应从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建立平等就业制度、充分发挥社区作用、发展民间组织促进其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社会支持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变农民工群体的边缘化处境。     

文化自觉:从娱乐消费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基于长三角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考察

内害提要: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主力军,他们在生活方式、心理态度等方面与老一代存在着较大差异,在娱乐消费上主要表现为内容趋向多元、观念愈加开放.文章基于对长三角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考察,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娱乐消费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在探讨新老两代农民工世代差异的基础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面对城乡跨文化传播的冲突,凭借更为敏锐的文化自觉,正在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以新的路径融入城市.但这仍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外来务工人员参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理念和模式的发展,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差异逐步缩小,但供给差异消除将需要一个过程;同时,基于个体自身或所属群体特征的原因,外来务工人员对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差异将成为影响其文化生活的主要因素。从供需两个方面分析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参与的影响因素,可以发现文化设施评价、服务便利性评价、个人教育水平、空闲时间、劳动强度、人际环境压力和城市文化适应性是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参与的主要因素;对此,可以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理念和模式完善、外来务工人员终身教育体系建构、外来务工人员城市生存条件改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宣传和外来务工人员城市文化习性培养四个方面提出相关对策。     

城市化水平愈高会愈减少歧视吗?——中国城市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之间的社会距离

文章通过对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发现随着一个城市城市化水平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居住在这个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歧视态度也愈加严重;沿海地区城市居民比内陆地区城市居民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歧视度要高。     

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偏好选择的作用机理

在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和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外来务工人员这个特殊群体的就业偏好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本文通过分析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偏好的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探索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偏好的作用机理。重点研究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偏好演变中的制度影响因素、企业影响因素、个人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宏观制度层面,户籍制度、就业与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教育制度等对于就业的偏好具有负面的影响;在企业层面,企业需求、劳动强度、用工制度、薪酬分配等左右着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选择;在个人层面,年龄、外出就业年限、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主导着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偏好。应该针对这些影响因素,采取相应措施,促进外来务工人员提高就业质量和就业稳定性。     

市民化过程中的准市民群体价值观问题思考

城市化的发展必然带来人口在空间地理上的转移,城市中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在突破户籍等城乡二元结构制度性障碍后,转变为真正的市民仍需历经长期的复杂过程。通过对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农民工群体以及城中村村民、失地农民的研究发现,准市民群体的价值观既有重视经济价值的一面,也有重视政治权力和公共参与的一面;既有重视家族、宗族和道德伦理的一面,也有善于学习先进都市文化、崇尚教育的一面。如此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对于其市民化过程既有积极作用,也有阻碍作用。只有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探索准市民群体新型价值观的塑造路径,才能使准市民以更好的思想状态融入城市社会并完成其市民化过程。     

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厘定与理论阐释

"社会融合"自产生以来,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没有达成一致认同、模糊不清的概念。维度标准划分的多元性、交叉性,导致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概念表述也存在界定模糊、缺乏针对性等缺陷。通过研究国内外学者关于外来移民"社会融合"概念的基本内涵,对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的界定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选用"城市融合"来描述中国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并融入城市生活的这一过程更为贴切、合理、有针对性;保留自身一些良好的传统秉性,同时也积极适应新的城市文化,应该是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合理道路;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就是农民工在享有平等权的基础上与城市居民、城市文化相互适应的过程。     

珠三角地区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城市融入分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四个维度,农民工社会资本划分为个人关系、组织参与、政策制度和社会关注四种类型。基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调查问卷数据,通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四种类型社会资本都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显著影响,但作用强度不同;高中以上学历农民工,主要依靠个人关系型社会资本促进其城市融入,高中以下学历农民工,个人关系、组织参与和政策制度三种类型社会资本共同作用促进其城市融入;政策制度对高中以下学历农民工心理融入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外来人才社会融入问题研究——基于浙江舟山的调查

人力资本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外来人才因自身素质、流动目的、流动方向、与流入地的关系、需求层次等原因,其社会融入具有一定特殊性。基于舟山市外来人才社会融入实地调查数据,结合其他地区外来人才社会融入的案例,发现外来人才的经济融入情况普遍较好,社会生活融入其次,心理情感融入不甚理想。人才自身素质,流入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前景,当地的人才政策、用人观念等是影响外来人才社会融入的主要因素。     

灵活就业流动人口养老保险服务研究——基于社会融合视角

户籍制度引致的城乡二元结构让灵活就业流动人口难以真正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也给养老保险扩面工作带来困难。区别于既有研究侧重于流动人口养老保险政策和制度的调整,并基于经济融合、心理融合、社会接纳三个社会融合的维度,我们对浙江、四川进行了专项调研,分析了灵活就业流动人口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意愿不高的原因,发现缴费能力低、城市归属感不强、就业地政策排斥是制约该群体在城市长期居留和养老参保的主要因素。为此,政府应着力提升该人群的个体人力资本,搭建社区交流平台,拓宽其社会融合的意见表达渠道,进而推动养老保险扩面服务。     

农民工的社区融入和社区支持研究

融入社区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的有效方式和最终目标,有利于其在社会生活和心理方面融入城市社会,也有利于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与社会和谐。从与社区关系和代际差别的视角看,农民工融入社区的状况存在差异,但总体上面临社区融入难的问题。这是由制度、社会和农民工自身原因共同造成的,特别需要社区的有效支持。社区支持是一个全面的概念,包含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类型农民工建立社区、将其纳入社区管理体制和对农民工进行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保障、社区参与方面的支持,最终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     

心理资本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

基于多学科的方法,探究心理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机理,通过对长三角826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构建了研究模型,研究发现:心理资本既直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也通过影响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进而间接影响他们的城市融入。心理融入是新生代农民工最深层次的融入,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中,企业与社会应强化以员工帮助计划为核心的支持性人力资源系统,通过提升心理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长效机制的形成。     

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济南市的调查

目前,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口迁移流动呈现出复杂的上升趋势.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是导致社会转型、人口结构转变的重要变量因素,而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又受到许多因素制约.本文就是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对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情况及影响因素对其影响的情况进行了定性地分析概括.本文试创立了一个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度测定的操作化模式——5·20·43模式,即从5个维度上,确定20个一级指标,43个二级指标,通过问卷赋分测定、回归分析、检验,得到了目前中国社会省会城市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水平呈现“半融入化”,而制约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城市社会中的制度因素的结论.这为促进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缓解社会矛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完善制度,使流动人口有机融入城市,实现中国人口适度城市化.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是一个重要和现实的问题,日益引起社会的密切关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实现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此过程中不管是政府、城市市民还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员,都需要作出努力。     

西部地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

通过对昆明市流动人口的抽样调查发现:流动人口已基本实现在城市的生存,经济融合状况相对较好,但由于居住条件差、收入不稳定、子女进入公办学校难或教育成本高,与本地居民交往融合程度较低,从而心理融合度处于较低状态。这说明,经济的融合并不必然导致其他层面的融合,经济融合、社会适应、身份认同之间并没有呈现依次递进的关系。在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的融合过程中,经济层面的融合和制度的接纳最为重要,而与本地人的接纳互动关系不大,这说明,区隔型融合是流动人口与城市融合的可行方式。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本地学生的社会距离研究——基于双向度社会距离测量

本研究设计了信度和效度较高的社会距离量表,以武汉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与本地学生的社会距离问卷数据为基础,分别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本地学生双向度测量二者的社会距离加以比较,并研究社会地位、交往网络对两个群体之间社会距离的影响.     

“群体性排斥与部分的接纳”——市民与农民工群际关系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与融入是一个农民工与市民双向互动的过程,不仅需要农民工对城市的适应以及自身的转变,同时还需要城市的接纳。从总体上看,市民对农民工持排斥态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农民工。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既需要制度变革,也需要从非制度层面改变市民对农民工的排斥与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