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以文为诗”辨

一宋代一些作家、评论家认为:以文为诗,是韩愈创作上的严重缺点;因此就批评他的诗“不工”、“非本色”、“押韵之文耳”、“终不是诗”等等;甚至说他“于诗本无解处”。此外,还怪他变了传统的诗格,坏了诗法。连非常佩服韩愈的苏轼都说:“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有人还把韩诗这种变格和批评宋诗散文化的倾向联系起来,以突出其影响之坏。对韩愈这些片面性的指责,不但成为一时口实,而且展转载入许多论诗专著,影响后世,直到现在。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自宋代起就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贬之者如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又说:“退之于诗,本无解处。”(均见《后山诗话》)沈括更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洪《冷斋夜话》卷二)褒之者如吕惠卿说:“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丿亦未有如退之者。”(惠洪《冷斋夜话》卷二)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愈是唐代的大家,可与李白、杜甫鼎足而三。叶燮《原诗》更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至今仍争论不休。我这里根据古代诗评家所提供的线索,分四个问题对韩愈的“以文为诗”进行一些论述。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韩愈的以文为诗,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手法,也是形成他奇崛诗风的重要因素,曾对宋诗产生过巨大影响。以文为诗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和创作理论的丰富,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长期聚讼的问题。前人,主要是宋人,对韩愈以文为诗,颇多贬损之词。例如沈括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惠洪《冷斋夜话》卷二)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陈师道《后山诗话》引)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所以,在具体分析韩愈的以文为诗之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以文为诗为什么会成为诗歌创作的一种艺术手法?弄清这个问题,对具体评价、优劣韩愈的诗歌创作,是很有帮助的。     

韩诗之变与苏诗的变中之变--论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与宋代新诗格的确立

从艺术创新的角度考察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揭示韩诗之变与苏诗"变中之变"的关捩点皆"以文为诗".作为诗歌革故鼎新的一大法门,"以文为诗"在苏轼手中得到了新拓展.苏轼对韩诗承袭因革的背后尚有深层的诗学意义.有别于丰神韵度的唐诗,典型意义的宋诗是一种以思理筋骨见长的新诗格,新诗格在苏、黄手中得以定型确立;而这,与他们借鉴韩愈的"以文为诗"有一定的艺术关系.     

欧阳修古文理论中的“道”

欧阳修古文理论中的“道”寇养厚欧阳修的古文理论，从总体上看，继承了韩愈的传统。他曾对苏轼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引）就是说，他的古文理论总是把“文”和“道”联系在一起的。《与张秀才第二书》中，欧阳修对自己古文理论中的“道”...     

“诗哲”与“文道”——以柏拉图与朱熹为例

柏拉图和朱熹都是世界文化史上弃诗从道的哲学巨人,柏拉图批判荷马接续“诗哲之争”;朱熹批评苏轼则终结“文道之争”.诗哲争强调诗哲二分,哲学超越诗歌;文道争主张以道为本、文与道合.两者对诗文的批评都包容着对诗文最深刻的认识,柏拉图对真理的强调是他批判诗歌不“真”的根据,朱熹哲学的道本论特征是他强调诗本性情之“正”的前提.强调“真”与凸显“正”是柏拉图诗学与朱熹诗学的差异所在.     

“退之服硫黄”五说考辨

白居易《思旧》诗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退之是谁,有韩愈、卫中立、李建、郑居中、自行简五说。本文从白、韩交游,韩愈卒年,唐代士大夫生活情况,韩愈晚年好声色,以及韩愈曾向友人乞取丹药等方面,考察认为“退之”实指“韩愈”。     

韩愈“服硫黄”考论

白居易《思旧》诗中有“退之服硫黄,一病迄不痊”之句,所言退之究竟指谁,历来多认为是指韩愈。韩愈是否死于“服硫黄”不仅是其生平大端,而且与评价其攘斥佛老的立场及其为人为文品格关系重大。本文通过对有关史料的条分缕析,支持了韩愈未曾服硫黄的少数派意见;并对白诗中的“退之”作了一些推测,从而拓宽了研究这一问题的思路。     

韩愈“文以载道”新探

<正> “文以载道”这一口号,首先是宋儒周敦颐提出的。韩愈的门人李汉说:“文者,贯道之器也”。柳宗元也说:“文者以明道”。我们认为“文以载道”可以作为韩愈一生文学创作成就的一个理论概括和实践说明。但今天我们一定要把它和宋代理学家的“文以载道”,严格区别开来。宋儒认为“文以载道”只是着重在“道”,主张“文”是可以不学而自成的,谁若重文,那就会导致“玩物丧志”,甚至“作文害道”。而在韩愈看来,“文以载道”只是着重在“文”,是“约六经之旨以成文”,他主要只是希望用“道”来充实和提高“文”的思想内容。宋儒批评韩愈是“古人好道而及文,韩退之学文而及道”,是一种“倒学”。但我们认为:这恰恰证明韩愈作为一个“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的文学家的当行本色。因此,象朱熹那样嘲笑韩愈     

对李清照《词论》批评晏、欧、苏三家的理解

本文分析了晏殊、欧阳修、苏轼三人有程度不等的“以诗为词”现象,论证李清照《词论》中“皆句读不葺之诗耳”是对晏、欧、苏三人的批评。从而否定有的研究者认为清照此语仅是对苏轼一人的批评的结论。     

论韩学与苏学中的“海”“潮”之变

韩愈与苏轼博大其文,深邃其思,曰海曰潮均不为过。故学界以“海”、“潮”形之,始称“韩海苏潮”,继谓“韩潮苏海”。称海称潮,位置之变,反映了韩学与苏学界对韩愈、苏轼二人合乎实际的重新认识和了解。韩浑灏流转,势如长江秋注,潮之喻更切;苏海涵地负,澜翻波卷,其博其深非海不足以形之。韩潮苏海内容为何,正是关键之所在。     

元稹诗歌艺术特色浅析

白居易诗云:“诗到元和体变新”;《旧唐书·元白传评》载:“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清冯班也说:“东坡云:‘诗至杜子美一变’,按大历之时,李杜诗格未行。至元和、长庆始变,此亦文字一大关也。”由此可见:元和年间是唐诗大变的重要时期,而这大变的主盟者,则应包括元稹、白居易在内的韩愈、孟郊、李贺、刘禹锡等元和诗人。对唐诗大变的主盟者——元稹的诗歌,     

从《江城子》《水调歌头》看苏轼“以诗为词”

“以诗为词”,是苏轼词作的一个突出特色。对这一点,早在宋代的文人就已看到,如陈师道就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后山诗话》);李清照也指出,东坡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李清照语)。苏轼创立清雄高旷的豪放词派,固然与他生活的时代环境、坎坷的人生经历、独特的性格特点、深厚的学问功底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以诗为词”的创作方法,用写诗的笔力写词,增加了词作的雄健顿挫、曲伸自如的气势,大大地促进了其豪放词风的形成。     

梅诗师韩之奇险论

梅诗师韩之奇险论唐春生梅尧臣师法韩愈，前人、今人早有评说。清田山《古欢堂杂著》云：“梅、欧、王、苏、黄、陆，皆……入昌黎之室。”叶燮《原诗》云：“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韩愈）为之发其端。”夏敬观《说韩》云：“宋人学退之诗者，……梅圣俞亦颇效...     

方东树《昭昧詹言》论黄庭坚诗述略

《昭昧詹言》是方东树晚年为后辈讲论诗学的内容汇编,是桐城派诗学理论的集中体现,其中对黄庭坚其人其诗的品评是全书较为典型、精彩的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方东树多将黄庭坚与他所推崇的杜甫、韩愈及苏轼等人进行比较分析,并且以杜甫、韩愈为黄庭坚诗学之源。该书于黄庭坚诗的思想内涵缺乏必要的挖掘,但却长于分析其诗章法与句法,于诗的起承转合与格局布置的探研尤为精妙。另外,方东树还对黄庭坚诗的用典、用意及个别句法提出了异议与批评。     

韩愈《双鸟诗》意义探微

韩愈《双鸟诗》意义晦涩难明 ,引起许多争论。总括起来有四种观点 ,即韩愈前后之执政者说 ,佛、老说 ,李白、杜甫说 ,韩愈、孟郊说等。但从《双鸟诗》文本出发 ,参之以相关文献 ,“佛、老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武功体”价值新探——兼论姚贾诗派心理定势及内部差异

一、“武功体”潜在影响与传统评述之关系 中唐诗人姚合,世号“姚武功”,其诗被称作“武功体”。对于当时和后世诗坛都有重大的影响。史称其“名为诗,士多归重”。一时诗人如马戴、李频、周贺、方干、郑巢、喻凫、刘得仁等都拜其门下,推崇备至。顾陶《唐诗类选序》中还列其名于王昌龄、陈子昂、韦应物、韩愈等“挺然颓波间,……乃能抑退浮伪流艳之辞”的“十数子”之中,表明时人的评价。接下来他更“成了后一期诗人的一个中心”(郑振铎《插图本文学史》),自     

全国第二次苏轼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

如何看待苏轼的“以诗为词”,评价苏词的艺术风格?如何认识苏轼谪居黄州期间的思想,谪黄期间的创作是不是他创作的高峰?一百五十多位教授、学者、书画、文博工作者聚集黄州,举行第二次苏轼学术讨论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关于苏轼“以诗为词”的问题。有人认为,苏轼对词的贡献在于“变”,即“以诗为词”。它既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必然产物,又因缘于苏轼自身的人格精神。词在开创之初,本和诗同宗,区别不大。后来逐渐形成了婉约的风格,以致产生了“词别是一家”     

清代赵翼与朝鲜李瀷对韩愈诗歌的批评——以《瓯北诗话》与《星湖僿说》为据

清代赵翼的《瓯北诗话》和朝鲜李瀷的《星湖僿说》都对韩愈的诗歌进行了批评,批评的内容包括韩愈以李白、杜甫为宗的诗学观,韩愈奇崛的诗歌风格,韩愈以赋为诗的创作手法和韩愈的《南山》诗,在对韩愈诗歌的研究上,提供了域内、域外两个诗评视角。     

浅论韩愈的“诛民”说

论及韩愈思想,专门谈其对待人民态度问题的甚少,即使有所论述,也多是持否定态度。尤其对韩愈的“诛民”说,一些学者更是直接斥责,毫不留情。这些都不十分符合韩愈的思想实际。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韩愈的“诛民”说,我们不妨从“诛民”说之出处谈起。“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