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化的自我：消费社会的“自恋”人格

在消费社会,人们以身体形象而非以精神品格为自我的身份认同形式,产生“自恋”人格。身体化的自我受个性化、差异性逻辑的支配,但这种个性差异只是符号性的差异化,因此导致自我的趋同化以及自我真实差异性趋于消失。     

自我认同与化身的文化分析——基于网络角色扮演游戏

本文基于网络角色扮演游戏中的化身现象,从文化角度对网络角色扮演游戏的特点、网络角色扮演游戏中的化身存在的意义,以及人们热衷于角色扮演和选择化身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化身、自我认同理论的梳理,以及对网络角色扮演游戏的个案研究,以期说明化身在网络角色扮演游戏中对自我认同促进作用。本研究认为,网络角色扮演游戏中的化身成就了人们实现另一个自我的愿望,为玩家提供了一种自我认同的新方式。     

新媒体环境下青少年亚文化的“新风格化”

青少年亚文化通过一系列符号系统表达自身独特的风格化追求,这种风格化在现代社会与新媒体结缘,新媒体环境下青少年亚文化的表达核心在于价值观的后现代性和社会观中对话语权的争夺,具体表现在个性追求和娱乐精神方面的“新风格化”。在文化意义上,这种“新风格化”与主流文化既存在着矛盾与抵抗,也存在着联系,同时,“新风格化”也在引领着新的主流文化发展的方向。     

作为人类“活动”的艺术

在当代分析美学系统当中,艺术本体论的最基本的分殊就是单一艺术与复合艺术的区分,由此形成了“类别与成员”、“种类与实例”和“类型与殊例”的不同划分方式,其中“类型与殊例”之分最被广为接受。在此基础上,分析美学家又开启了从“活动论”角度来阐发本体论的思路,三种代表性形态分别是格里高利·卡里在《艺术本体论》中提出的“活动的类型”论、尼古拉斯·沃尔特斯托夫在《艺术作品与艺术世界》中提出的“活动的对象”论和大卫·戴维斯在《艺术作为施行》中提出的“施行的活动”论。尽管艺术本体论形成了层层推进的内在逻辑结构,但基本上都是以西方艺术自身作为对象而忽略了非西方的语境,由此难以建构起一种具有“全球视野”的人类学意义上的艺术本体论。     

新媒体艺术实践呼唤艺术媒介批评——关于新媒体艺术批评的思考

新媒体艺术引领当代国际艺术潮流,呈现出强劲势头。与新媒体艺术的欣欣向荣相比,新媒体艺术批评理论建构和新媒体艺术批评实践却显得相当滞后,新媒体艺术实践与艺术批评呈现"失衡"状态。新媒体艺术与艺术媒介显现亲密关系,新媒体艺术凸显媒介(媒材)的作用。媒体的变革和技术的革新影响着艺术观念、艺术形态和艺术审美的革故鼎新,新媒体艺术实践亟需艺术媒介批评予以观照和引导。对艺术媒介和艺术媒介批评的分析,有助于建立新媒体艺术媒介批评理论。     

“仁”、“乐”的会通与疏离——徐复观艺术诠释体系的冲突和建构

仁（道德）与乐（艺术）在其极致处必然会通为本体的“乐”境,是徐复观对儒学艺术精神的基本体认。而他对儒学艺术精神转化与没落的判断,又表明他在事实层面承认了仁、乐关系的疏离。仁、乐关系在本体层面与经验层面的断裂与冲突,源自儒学理想与历史现实的长期冲突,也源自徐复观艺术诠释体系与其所欲规导的多元现代艺术之间的冲突。儒学艺术精神作为一个开放的、生成的过程,正在此冲突中不断建构。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一种经济伦理学观点

从经济伦理学角度来探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客观地思考“以德治国”的意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争议问题。文章探讨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 分析了经济伦理学兴起的原因,论证了经济伦理研究和实践能够与“以德治国”相互促进。     

虚拟身体：现象学与数码艺术的会聚

现象学对身体的思考给数码艺术家以启迪,数码艺术家则以自己的作品丰富了现象学有关身体的理论。在此互动中诞生了交互性影像艺术、遥在艺术与智能代理艺术。对它们的价值,可从人为进化的角度理解。     

欲望：诗意的“放松”与“离开”——“本体性否定”视角下的人生观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如何健康地对待欲望而又不是轻视性地超越欲望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放松地对待欲望”包涵着对“自然性”的新的理解，而“离开欲望”则是指“不满足于欲望”的“穿越美学”所致。如此，人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完整的人”。     

“请客赴宴”与“开店卖饭” ——关于艺术生产与消费的思考

在市场语境下，艺术生产既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又要尽力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把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降低到最低点；既要适应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走向市场，又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设和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超越市场，我们认为这两方面是完全可以辩证统一起来的。     

“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全球化”语境下：自由民族主义的悖论与可能

民族国家的国际参与形式和多元文化生态提示着当下“全球化”态势下的世界真实,表现出普遍与特殊的焦虑。以自由民族主义为政治认同建构起来的共同体,既保持社会的公共价值和普世要求,维护个人自决,以及不同文化和谐共生及其自由发展;同时又强调民族的自决权利,明确有着自身历史与文化传统、疆域边界的政治共同体的重要性,以及个人能力及个性在明确的政治社会（民族国家）中的最大发挥和发展。自由民族主义为“全球化”图景下文化多元的理想,贡献了一个希望。     

一种奇特的书写符号——“鲁班字”

土家族地区木匠这一行业中通用着一种主要用于土家族民间房屋建筑上的奇特的书写符号,木匠们将其称为“鲁班字”。其书写方法、读法及使用范围都极为独特。“鲁班字”应该是一种“土俗字”,其产生时间最迟不晚于明清时期。其创造人就是无数土家族能工巧匠。     

“水”和“树”——沈从文与福克纳的乡土文化认同

“水”与“树”是沈从文和福克纳叙事世界中反复出现并极具象征性的文化意象。透过这两种乡土世界的象征物,不难看到,基于共有的相对务实、保守的人生态度和文学观念,他们以不同的风格和方式鲜明地认同着、追述着各自独特的乡土文化传统。     

炫目的艺术景观：新媒体与动漫艺术的耦合

"新媒体"是指一种诞生于新技术条件基础上的一种媒介形式。本文总结了新媒体相对于旧媒体的几种主要的变化,并进一步讨论了新媒体的到来对动漫艺术产生的影响,形成了炫目的艺术景观,进而总结了新媒体动漫的主要类型,并归纳出新媒体动漫的艺术特征:互动性、模糊性、平民性、分离性、沉浸感等。文章认为新媒体动漫艺术的深层意识形态是:它极大地加速了艺术的平民化过程,使艺术由少数特权阶层独享的专利品,变成了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的精神财富,变成人人皆可参与、可以栖居的精神家园。     

中国“神话”语源的生成——检讨“神话”概念中的日本因素

日本早期的“东方学”研究对原始儒家赖以生存的思想根基,如“圣王传说”进行了初步的颠覆性的研究,此种学术研究为日本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社会思潮之反映。受此学术意识之影响,中国早期对神话认知成为启迪民智的工具之一,即通过改造或进行古史研究来达成某些政治夙愿。同时中日早期神话学者研究方法也有诸多趋同化的表现：如均遵从文字、音韵、训诂的传统考据法;共同推重欧洲汉学界惯用的历史与语言相结合的传统语文学研究法,而拒斥葛兰言使用的社会学与历史相结合的新方法。上述方法试图借助对材料或知识的梳理从而复原历史真相,是一种旨在追问真相的求真求实的科学主义态度,而此法对于本身以“神圣性或信仰性”为精神特质的神话来说,值得反思。     

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的现实追问——从“哲学语境”到“中国语境”的研究范式转型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仅仅理解为关于世界观的解释原则的革命,从而推论出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是一种“解释原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之为一种方法或解释原则,才使历史之唯物主义地作为研究对象得以可能。现在需要对此种论断加以发问与反思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旨趣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克服历史唯心主义或者旧哲学,而在于战胜以资本为基本建制的资本主义,思维原则的变迁仅仅是一个“手段”,不能认为是一种“目的”。这样一来,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是“关于世界观的解释原则的革命”的说法是有限度的,需要进一步丰富哲学变革的内涵。这就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从哲学之内的讨论转型到“社会实践”的讨论,实现当下的研究范式转型。     

南朝时代中原旧曲的“新声化”现象

南朝时代,以相和歌为代表的中原旧曲和南方新声-吴声、西曲在共存中实现着新、旧递嬗,在此种音乐背景下,旧曲显示出“新声化”趋向。音乐的“新声化”包括曲调和体式的新变,曲辞的“新声化”主要反映为曲辞内容的艳情化。中原旧曲“新声化”在乐府史上的意义体现在：延续了中原旧曲的艺术生命力;丰富了乐府诗的创作方式;显示了音乐在乐府艺术中的重要位置。     

“统合治理”： 地方政府经营行为的一种理论解释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统合治理”模式下,政治机制、行政机制与公司化经营机制的联结成为地方政府权力运行模式的主要特征,项目平台公司成为承载权力运行的典型组织化治理工具,并进而实现了外部资源汲取能力的提升及内部资源整合能力的强化这两方面的权力扩张。我国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统合治理”模式推动开发区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取得了显著绩效。但这种治理模式也面临着权力冲突与合法性问题,其未来走向取决于地方政府在集权权力结构下对中央绩效压力回应策略的选择。     

转变中的中国“都市一代”电影： 全球时代中国“电影节电影”的文化面向

 　　　摘要：  作为一个定义多元的指代,“电影节电影”这一概念能够用于批判地考察两代中国电影——尤其是对在过去20年中在国际电影节平台上大放异彩的“都市一代”——的全球流通轨迹。一方面,全球化语境下的电影节体现出巴赫金式的多声部性,而“世界电影节体系”作为世界“电影经济体”的重要环节,通过销售代理、发行商和影评人等的协同努力将电影协力打造为“有利可图的国际奢侈品”。同时,电影节影片甄选和节目策划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皮埃尔·布迪厄所说的文化产品的“经典化”倾向;更重要的是,甄选过程本身无疑也融合了多样化的社会文化议题。通过略览领风气之先的第五代电影导演如张艺谋等人的“自传民族志”电影作品,人们能够看到当代后社会主义中国语境下,“电影节电影”这一概念如何演进。而新一代中国电影中所谓“电影节电影”的制作、流通和展映,也成为中国大陆独立电影生态中的重要部分。同时,部分年轻的电影作者通过在自己的作品中模仿特定的美学特征或者重复受关注的题材来赢得国际电影市场的通行证——这种做法也不应该完全被看作是负面消极的：一方面,电影节网路成为中国独立电影进入全球视觉制作/消费食物链的关键一环;另外一方面,关于“电影节电影”的刻板看法也应该做出相应调整或者部分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