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发展历程与比较分析

“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关注的是政策周期性波动对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西方国家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发展历程不同。由于存在认识过程、前提假设、理论平台的不同，我国“政治-经济周期”理论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周期理论存在区别。     

从制度选择角度看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

本文从制度选择角度讨论转型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权保护制度建立的问题。新比较经济学从无序和专制成本两方面的权衡中提出有效率制度的选择,认为“文明资本”、市场和政府的相对效率是影响有效率制度建立的关键因素。本文依据这一思路,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低效率的政府不利于一国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从而建立起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联系。在对转型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策建议中,本文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积累文明资本是建立良好产权保护制度的必由之路。     

从“单兵突进”到“制度协同”：中国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未来走向

既往改革在论证思路上的逻辑问题,不仅使国内学界对注册资本与公司信用的关系在认识上陷入了一定程度的困惑,而且严重忽略了对公司资本制度及其改革规律的研究。无论何种法系,公司资本制度都是一个由资本形成和资本维持构成的完整体系,在立法目标和控制手段上,两者有所不同,但在追求资本制度总体价值目标的过程中,两者相辅相成。资本形成的管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本维持的制度内容,而资本维持制度的发展完善,则为资本形成提供了制度改革的空间,因此,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规律或者路径应当是资本形成与资本维持两个制度的联动,此即公司资本制度及其改革的整体性。以此为基础,未来中国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走向,不是从“法定资本制”到“授权资本制”,而是在整体性层面使改革由“单兵突进”转向“制度协同”。     

关于9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周期总体协调的设想

经济周期与经济体制改革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矛盾统一关系。当改革与经济周期相协调时,就有利于改革的成功和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减缓;当改革与经济周期相脱节、相错位时,则会加大经济的周期波动,降低改革的成效,甚至导致改革的失败。只有实现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周期的总体协调,才能真正实现改革和发展的有机结合。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回顾与展望

实际经济周期(RBC)理论是在20世纪70、80年代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经济周期理论,其认为经济周期是由实际冲击造成的,经济波动是理性个体对实际冲击最优选择的结果。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被称为“对宏观经济学的有利的技术冲击”,目前,其倡导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已经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工具。本文将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进行综述和评析,介绍标准RBC模型的理论框架、实证检验、特点以及RBC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与制度创新

中国资本市场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 ,然而问题也大量暴露出来。产品市场无序竞争 ,要素市场无序流动 ,行政力量“越位”与“错位” ,法制落后 ,是造成资本市场种种问题的直接因素 ,而根源则在于产权混乱、诚信传统缺失和所有制的歧视。要解决这些问题 ,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 ,必须进行新一轮的制度创新 ,包括产权制度创新、资本市场运行机制创新、资本市场监管制度创新以及资本市场的结构功能创新。     

制度剩余与制度短缺:我国廉政制度建设的结构性问题

制度反腐是国家廉政建设的核心.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府的反腐策略逐步实现了由运动式反腐到制度反腐的历史转型,初步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廉政制度体系.由于缺乏“国家制度建设”层面的顶层设计,中国目前的廉政制度体系存在着制度剩余与制度短缺的悖论性问题.要从根本上扭转“前腐后继”的病态格局,必须立足于国家制度建设的理性思考,构建宏观与中观层面有机结合的国家廉政制度体系,以解决目前的制度剩余与制度短缺问题.     

证券市场制度的历史缺陷及其危害性研究

证券市场制度的历史缺陷在股市退潮后全面暴露,“资本基因”在残余的计划思维中出现严重排异;“拚装”与非“榫头”衔接的制度矛盾及“病床”制度的产生;各部门的利益差异,使政府从证券交易制度的创始者转为监护人时表现出艰难的“撤出粘性”;市场的系统性低迷已触及稳定发展的红色底线,并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更让人担心的是如果投资者把对证券市场的不满转嫁到对政府的不满,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必须重新界定政府对新制度供给的方式和力度,解除政府对市场的隐形担保,把广大中小投资者视为推进市场发展的催化剂,而不是制度的试验“小白鼠”,避免中国证券市场向冰层的临界状态逼近是当务之急。     

中介功能:制度的另一维度

作为“间性存在”,制度具有中介功能:制度是社会交往的中介;制度是社会发展由理想到现实的中介;制度又是个体理性与公共(集体)理性相统一的中介.     

中国资本配置制度变迁的绩效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资本配置绩效判断的计量模型 ,对中国资本配置制度变迁的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后中国资本配置效率相比于改革前有较大的提高 ,但仍与理想资本配置状态相距甚远。为了使中国资本优化配置 ,必须继续创新和完善制度安排 ,努力促使中国资本配置制度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     

民营经济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基于清末至民国的近代经济史考察

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存在互动关系。民营经济发展具有正当性,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作为制度供给者的国家压抑民营经济发展会导致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强力反弹甚至引发政权更迭。辛亥革命、南京政府崛起、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崩溃三次制度变迁的背后,民营经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以史为鉴、尊重规律,还原民营经济发展的正当性,破除制度约束,引导民营经济发挥良好社会作用。     

人大代表述职制度实施的要素分析——以W县为例

人大代表述职是在法律规范的原则性要求下,实现选民监督人大代表的制度性创新活动。在对实施该项制度比较成熟的W县进行实地调研后发现,人大代表述职制度的成功创设与实施至少有三个要素：行动者、制度资源和权力关系。其中,行动者特别是作为制度发起者和设计者的人大常委会具有主动拓展行动空间的强烈意愿,在已有的法定权力和制度资源中,人大常委会能够寻求到行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能妥善处理人大常委会与党委和“一府两院”的权力关系,从而获得了必要的支持和配合。     

腐败的制度性缺陷及其治理对策

当前存在的腐败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体制性腐败的特点,制度上的缺陷为腐败的不断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探讨目前腐败的制度性缺陷及其防治对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加强制度建设,建立有效制约权力、防止权力被滥用的严密制度之网,是遏制腐败的一道牢固防线.     

制度资本与新型城镇化的机理研究简

通过问卷与访谈调查发现．中国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已具有了新的根本性质,即新资本形态（制度资本）、新商业模式（制度经营）、新作用路径（制度资本更新）、新动力机制（高效）、新平衡机制（包容）、新推进措施（可持续性）等。从制度资本理论的视角,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是创造中国制度红利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家制度经营的关键平台,更是制度资本动态积累的核心载体。民营企业通过参与新型城镇化明显地改变了基层的土地管理制度、社区规划制度、社区管理制度、就业择业制度与基层财税制度等,从而形成了企业的重要的制度资本。既有利于民营企业突破瓶颈而显著提高经营绩效,也有利于居民摆脱困难而明显地改善生活条件。还有助于基层政府转变职能而有效地提升管理效率等。同时,制度资本积累的新型城镇化路径亦是实现中国人民共同富裕中国梦的关键。     

意识形态的经济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启示

意识形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工具之一.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在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挥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制度经济学中六个基本理论问题新解

纵观所有的制度经济学,可以提炼出以下几个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还没有被很好地解答或解释,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可能取决于这些问题被解决的程度。这些问题是:(1)制度变迁既受到个体目的性行为的作用,也受到个体意识之外的系统动力的作用,是在“知”和“无知”的协同演化中展开的。(2)制度是构建还是演化而成,需要关注制度的不同层面、制度的长期和短期,短期的和具体的制度往往可以构建,而长期的基本的制度却往往难以构建,任何建构都是局部和短期的均衡,是长期演化过程中的某一个驻点。(3)制度及其变迁,客观上存在着演化与博弈的互动关系,但是,它们是两个层面上的互动,而不是一种演化博弈的运动。可以分别用博弈方法和演化方法分析,但是不能用所谓的演化博弈方法把两个层面的运动当成一种现象分析。(4)制度和技术的关系在不同的时空场景中可能不同,不能笼统地谈论制度和技术的关系,必须将其置于不同层级类型和不同时空场景下进行研究。(5)清晰界定计量工具在制度分析中的边界和条件,在一系列约束、假定条件和控制变量下,对某一特定时空下制度绩效的测量或许是可行和必要的,但是,测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各种交易成本的总量或许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6)制度经济学应该界定其制度分析的边界,这样才能集中精力研究本学科的一些重大主题。制度经济学的解释范围应该集中在直接影响资源配置和财富演变的经济制度领域,适当地关注较为强烈但却是间接地影响资源配置和财富演变的政治制度、习俗和惯例等。     

新型城镇化的制度资本理论研究

通过走访7个典型河南省新型农村社区,调查了50多个社区,研究发现,制度资本对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高效包容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离不开制度创新;同时,还发现,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镇建设中的投融资体制以及企业制度等五方面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有重要影响;文章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场以人为中心,涉及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的全面转型,包含着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高效包容、制度经营与制度资本更新。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同时文章还从制度创新角度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合理的建议,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制度竞争: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现代经济学相关理论的一个暗含前提是把国际竞争的主体设为企业 ,对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分析强调微观的物质技术效率层面。本文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一国政府作为独立的国际竞争主体 ,在国际竞争中获得的宏观层次的制度优势是微观层次竞争优势的前提。国际竞争包含以政府为主体的宏观层次的制度竞争和以企业为主体的微观层次的物质技术效率竞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 ,国际制度竞争在三个维度上进行 ,竞争绩效最终表现为三种制度优势的构建。在这种理论框架下 ,论文最后考察了中国的制度竞争态势     

CEPA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如果说“一国两制”解决了祖国统一的大问题,那么CEPA则是试图解决“两制”情况下香港、澳门与祖国内地如何进行市场经济的问题。CEPA作为一种获得潜在利益的制度安排,无论对港澳还是内地,都是一种“双赢”的制度安排,它表现出社会总福利增加的制度效应。同时,CEPA作为一种制度变迁,其实施的主体是政府,但不确定性和政府及其官员在认知上的缺欠,也会加大制度变迁的成本。     

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与制度建设模式

在以发展为取向的社会条件下 ,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过程中 ,自由与秩序的问题凸显出来 ,成为关系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核心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以及相关其他问题的基本思路 ,是全面推进和加强制度建设。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客观趋势 ,作者提出 ,中国社会所需建设的理想制度模式 ,是形式化、程序性、民主优先于自由、以人为本的非人格化制度。它的形成和建立 ,需要我们全力做好三方面工作 :一是改变制度建设模式 ,将与计划经济相匹配的“类推模式”逐渐转变为上下互动的创新模式 ;二是将程序制度建设作为一个突破口 ,推进制度整体的合理变迁 ;三是根据制度建设的需要 ,加强文化建设 ,提高人们的制度创新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