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现代化问题

“儒学能否现代化”和“儒学是否能有第三期发展”应是同一的问题。先秦儒学是儒学的第一期发展;宋明理学是在儒学受到印度佛教冲击以后的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它适应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后期的要求,从而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学说;那么在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下,儒学可不可能有第三期发展?如果儒学能够有第三期发展,那么它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这也就是儒学第三期发展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照我看“儒学第三期发展”     

东方各国的儒学现代化

<正> 一、儒学的时代课题和现代命运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对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儒学文化圈①国家共同的文化意识。但儒学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断面临着时代课题,正如蔡仁厚所说:“儒家‘时中’之义,正要随时变应;故儒家之学,亦永远有时代之问题必须面对,是即所谓‘时代性’之考量,或‘现代化’、之因应。”②各时代的儒学大师们不断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调整着儒学的内容,所以在中国,就有所谓儒学三期发展问题,国际社会中也有当代新儒学与中国大陆及港台的第三期儒学相呼应,由此而引发了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学的现代化,正说明现代人与儒学之间的动态的关系。     

孔子文化大学“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项目申请指南

“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是由世界艺术文化振兴协会独立设立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专项基金,其宗旨之一在于资助、支持以孔子文化大学为中心的儒学研究。经酝酿讨论,现面向全国征集有关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问题的研究项目或成果,谨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参考选题 世界“文明冲突”中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与祖国统一 儒家“德治”学说与中国古代政治 儒家的“德治”学说与“以德治国”理论 儒学普及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 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关系 儒学与生态环境保护 中国近代以来的尊孔与“批孔”思潮 出土文献与儒学典籍研究 …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     

儒学走向世界的引领者—杜维明

正他是现代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当代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他学贯中西,享誉国际,数十年磨一剑,矢志不渝地探究、注释、传播儒家哲学;他奔波全球,风雨兼程,为儒学精神的现代认同与显扬,做了大量艰苦而又颇具开拓意义的工作。他将儒家文化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中来进行研究,直接关切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接轨,通过借鉴跨学     

儒学的反思与吸收西方文化

<正>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而儒学与现代化问题,只不过是这个大问题的一部分;但是由于这一部分的极其重要性,而在时代课题中占有特殊的位置罢了.人们关心,在现代化过程中,儒学是否发挥、又如何发挥作用?它能否顺应潮流,在现代化进程中求得自身的发展,以至在未来世界文化的总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一种意见予以肯定的回答,不仅断言儒学自身存在着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能顺应并促进现代化:而且展望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预料未来将建立起一种"以儒学为根的哲学的人学."在多元化的背景下,     

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部

在近年来海内外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中,某些欧美日本学者师承韦伯的理论,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够孕育出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因素;某些海外华裔学者则宣扬"儒学第三期复兴",呼唤儒家文化风行的"第二轴心时代".前者否认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狃于多而失于一;后者忽视传统文化本身是二元的甚至多元的事实,执于一而失于多.二者都不能科学地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部问题.     

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

在当前的文化讨论中,有一种观点颇为引人注目,并有进一步发展和滋蔓的趋势。这就是复兴儒学或所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主张。“弘扬儒家学术”,“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本来是五十年代后期以来港台和海外的现代新儒家学者提出和一直坚持的口号。随着对外开放和海内外学术交流的发展,国内个别学者也接受了这个口号,并把“第三期发展”解释为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近年来,不少海外华裔学者先后应邀回国讲学,也有人     

面对西方挑战的儒家文化

在儒家文化历经沧桑的半个多世纪,儒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一种哲学思维模式、一种意识形态重新引起了学者的重视。重新研究儒学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担负的文化使命,而且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必然发展。实际上,现代儒学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面对和接受西方的挑战。20世纪初由五四运动的中西之争而进行的一系列反思,就是由于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所促发的。现代新儒家掀起的重建儒学的文化哲学思潮也是由回应西方的挑战而产生的。当代儒学能否完成民族文化现代建构的历史使命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进而促进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     

试论现代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

国内外广大学人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发展时期、代表人物及其发生发展的原因等看法不一。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观的时代意义与现代价值是它必须首先证明它在现时代的时代价值。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观这个问题是现代新儒家这一文化思潮对全盘西化派、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驳论中得到比较细致却又是病态的发挥,但其病态的文化理论体系中又包含了合理的理论和方法论成分。认识现代新儒家与当前学科研究的关系可以在“一元统领下的多元互动”的原则指导下进行。     

儒学的内在生命与儒学的现代化

在现代社会生活条件下,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核心的儒学能否实现现代性的转化?究竟怎样才能使其现代化?现代化的儒学在当代中国文化建构以及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又能发挥何种作用?或如何发挥其作用?是每一位关心儒学命运、关心中国文化建设大业的学者都认真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儒学形成于中国封建化进程的始点。生存、活动在权力下移、礼崩乐坏之看秋时代的孔子,在继承、     

析当代新儒家的“返本”

一近来,海外有些学者提出,“如何在接受‘儒门淡泊’这一客观事实的前提下,重新认识、理解、体会并进一步发掘儒家传统的精神资源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有利的条件,才是我提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立言宗旨”。怎样实现这一“立言宗旨”呢?回答是:既要“继承五四”,“坚决和假尊孔读经之名而行专制之实的反动势力划清界线”,又要改变“传统文化几成绝响”的状况,“重新认识传统”,发展儒学;对儒家传统文化,既要“扬弃封建遗毒”,又要像“西方学人对待柏拉图采取敬之如神     

儒教文明在现代化当中作用的再评价

儒教作为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20世纪初期以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儒家文化褒贬不一。一个多世纪间,儒家文化曾一度被边缘化,学术界也曾掀起一场以儒学为中心的国学热。然而时至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儒教文化是否仍有适应性以及时代价值,已然成为学术上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结合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国内外学者对儒学的主要观点,来重新探析儒教文明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一以贯之和生生不息:儒家的构成和发展

对于中国人而言,儒家文化是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寻求文化认同的重要基准。儒家文化具有丰富的、多重性的内涵,其制度化的层面以及与中国方术传统的内在关联,使得近世一些启蒙思想家批评其只知追逐功名和现实利益。但儒家之所以能够绵延几千年而不绝,是因为有一种内在的超越性价值———和,这是儒家的核心价值。制度化儒家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儒学的衰落。我们应发掘“和”作为儒家核心价值在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时的原理性作用,同时回到原典,重建开放的、融摄性的儒学系统。     

儒学与现代东亚价值观

儒学在东亚国家和地区具有深远的影响，是东亚国家近现代时期主要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是现代东亚文明发展的重要历史文化基础。现代东亚文明在精神层面其核心是现代东亚价值，这种价值观的思想根基显然是儒学。事实已经和仍在继续证明，东亚模式基本是成功的、有活力的。儒家文化既处于东亚模式的结构性关系中，又处于历时性关系中，随着东亚模式的更新、完善和发展而不断获得新的塑造。因此，儒家文化可以与现代化相结合，现代化割不断与传统的联系，在具有深厚儒家文化传统的历史背景中发展现代化事业，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好这种儒家文化传统资源，应当是现代化实践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杜维明与“儒家文化归谬主义”

杜维明提出和探讨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一方面针对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认为儒家传统也已进入博物馆的说法,一方面继承新儒家前辈确立的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的传统,推崇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成为杜维明先生系列讲学和论著的重要基调。这一基调始于杜先生对儒家文化     

从“新民”到“四有新人”之塑造看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的作用

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表现出超越时代、开放吸纳、不断走向未来的潜能及斩不断的强大生命力。文化重构实质是人格或人的价值观念重构 ,文化变革的关键在于调整和改变人格 ,即塑造“新民”或“新人”。儒家“新民”思想表明 ,儒学将随中国文化的变革而发生转化 ;近代梁启超“新民说”对儒家“新民”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毛泽东“新人”观中的儒家思想成分 ;邓小平“四有新人”观与儒家文化的自然联系 ,都表明儒学在中国文化重构中具有重要地位 ,也表明儒学具有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并发生转换和走向现代化的特性。     

试述当代新儒家的基本特质及其精神

新儒学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通过汲取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的有益因素,促使儒学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文化思潮。它所形构的理论是与胡适等的科学主义相对应的儒家式的人文主义。“忧患意识”是这股思潮的出发点,“返本开新”是其建立理论体系的重要手段,再度复兴儒学是其直接的目标。“儒家主位主义”、“道德的中心主义”、“内在的生命主义”、“即理性而超理性主义”是这股思潮的总特征。不过,由于新儒家人数众多,其学又各有极致,因而这些特征在不同学者那里具有不同的展现形式。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中的儒学困境

二十世纪是在前现代作为整体的儒家文化经历解体的历史,但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儒学的价值仍然是一个不断受到关注的问题。现有的研究模式都未能恰当地应用于二十世纪的儒学论争。二十世纪造成有关儒学的论争的最强有力的根据,始终围绕在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与伦理秩序和人生理想的问题。儒家伦理所以在近代社会转型后仍每处于焦点话题的必然性,植根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道德性”与“现代性”的分裂,及对克服此种分裂的要求     

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的建构理念、困境和根本出路

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一直是近百年来儒学研究中的焦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作为影响深远的儒学现代化的尝试,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现代新儒家"儒学现代化"的建构理路、争论焦点和面临的困境,深入探究儒学现代化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