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爱情诗艺术特色的道教文化诠释

爱情诗是李贺作品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道教神仙事物、道教典籍和存思术对李贺爱情诗的意象意境、思维方式、艺术语言等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可以说,道教文化促使了李贺爱情诗艺术奇葩的绽放并最终开晚唐乃至宋代爱情诗、词之先河。     

《诗经》爱情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影响

《诗经》爱情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是与它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独具的风格分不开的。首先便是初民社会在“男女大防”上的相对开放性，这可在《周礼》等典籍中找到依据。这是产生那些健康、活泼又大胆波辣的爱情诗的土壤，是为后世同题材文学创作所无法具备的，于是造就了《诗经》爱情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完美、诗歌情境美、艺术个性突出等独特风格。《诗经》对后代的巨大影响当然首推其现实主义精神和赋、比、兴艺术手法，但其中爱情诗也带给《诗经》巨大声誉，使其闪烁着夺目的光芒。     

中世纪盛期西欧经院著作中的奥维德爱情诗元素

在基督教文化占据优势的中世纪西欧,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爱情诗常被视为教唆犯罪、引诱堕落的异教作品。而在中世纪盛期,经院著作中却常常出现征引奥维德爱情诗的现象。这类古典诗作在学堂教学中的应用是经院作家对之了解的前提和基础。寓意释读是经院作家运用奥维德爱情诗的重要方式,通常表达抨击女性、反对异教等思想。为了劝慰信众保持信仰纯洁和遵守行为规范,经院作家还借奥维德爱情诗进行道德说教。中世纪盛期西欧经院著作中频繁出现的奥维德爱情诗元素既促进了拉丁古典文化传承,又有利于经院哲学和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发展。     

试论道教与李贺爱情诗

爱情诗是李贺作品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而道教文化中的神仙意识、重阴思想和房中、长生之术对李贺爱情意识的萌发,以及道教神仙事物和道教典籍对李贺爱情诗的意象意境的创造都有着重要作用。李贺与女冠间的恋情也是其爱情诗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可以说,道教文化促使了李贺爱情诗的兴盛并最终开晚唐乃至宋代爱情诗、词之先河。     

试论道教与李贺爱情诗

爱情诗是李贺作品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而道教文化中的神仙意识、重阴思想和房中、长生之术对李贺爱情意识的萌发,以及道教神仙事物和道教典籍对李贺爱情诗的意象意境的创造都有着重要作用.李贺与女冠间的恋情也是其爱情诗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可以说,道教文化促使了李贺爱情诗的兴盛并最终开晚唐乃至宋代爱情诗、词之先河.     

爱欲与焦渴的生命咏唱──曾淑美情诗论

台湾女诗人曾淑美在爱情诗创作中，既有传统女性的浪漫与唯美，又有现代女性的爱欲与焦渴，还有徘徊在传统与现代间的女性不安和寂寞。她的诗揭示了生命与文化永恒冲突这一人生命题，体现了个性卓群的艺术特色。     

中国古代的爱情诗及其评价

中国古代的爱情诗,是文学宝库中十分珍贵的遗产,在诗歌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历代对爱情诗的评价却极低,多数被斥为“艳诗”“淫辞”而打入冷宫。就是建国三十多年来,古典文学研究者也未给予应有的评价。本文试图从爱情诗的发展,历代的评论和今人估价中存在的问题等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以一己之见就正于读者。     

评李商隐的爱情诗

李商隐的政治诗中固然有不少佳作,然而他的爱情诗毕竟是更为著名的。要全面研究李商隐的诗,对他的爱情诗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技巧不能不进行探索,因为他的爱情诗正是他的整个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研究李商隐的爱情诗首先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由于他的诗意境迷离,加以年远事湮,资料缺少,爱情诗的对象较难明确。正如屈复所说:“……诗之文义如此,若必立所指何人何事,谁能起玉溪于九原而问之哉?”①也正因为如此,过去有一些李商隐研究者就往往     

诗可以爱:论爱情诗兼评<<田秭援爱情诗选>>

由“诗可以怨”推及到“许可以爱”,反映了诗歌心路历程中内心情感的波谲云诡之变。诗由最早的民歌肇始到向个人创作的演进,记录了诗的艺术创造的历史。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诗,在２０世纪多经磨难,直到最后的二十年,才进入它的勃发时代。在爱情诗 中记述的怨与爱的两种心灵体验的相互漫漫与纠缠,正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美的融合。 爱情诗是展现人性美与人情美中美与崇高的最佳文学手段之一。     

不同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的北朝爱情诗

产生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相融合历史背景下的北朝爱情诗,具有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南朝爱情诗根本不同的特征:由于对人性普遍欲求和张扬人性的肯定以及封建礼教束缚的相应弱化,诗人的感情得以任意宣泄,由此而形成自由浪漫的情怀以及大胆、真率、热烈的风格特征.这是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原始文化成分对于中原封建礼教及有关观念的不自觉冲击和突破.真正能够代表和体现北朝诗歌特点和成就的,正是这些深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思想观念比较开放的诗歌.这类诗歌不但有助于后人正确认识北朝爱情诗的文学史意义,而且说明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少数民族文化亦曾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过一定影响.     

中西情爱诗比较研究

在中西情爱诗中,诗人对男女之间纯洁美好、忠贞不渝、欢乐幸福爱情的描写和歌颂,是基于人类自然的、共同的人性本质的基本特征,反映了中西爱情诗的共通点。但是,由于中西方社会不同地域特征、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影响,其情爱诗也必然表现出不同的审美艺术特征,昭示出中西方不同的爱情诗歌风貌。中西方情爱诗反映出中西方民族不同的文化底蕴及文学旨归。     

从李商隐的无题爱情诗到温庭筠的爱情词

晚唐诗歌创作与此前诗歌创作的一个显著差异在于爱情题材成为诗人们大力抒写的内容。李商隐无疑是晚唐爱情诗的突出代表,而与他并称"温、李"的温庭筠则开晚唐艳情词之风气。温、李二人在诗的创作上具有相似性,而温庭筠的词与李商隐的诗在艺术上实则也有相通之处。本文拟从对李商隐的无题爱情诗和温庭筠爱情词的比较来看一看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和后者对前者的发展。     

古代诗歌中的异质文化思想情感及其历史命运

中国古代文化中主要有两种与正统文化(道德文化)异质的文化,即半文明宗教文化和科学文化。在古代诗歌中,半文明宗教文化的思想情感在宗教的信仰、仪式和神话等三个方面都有表现;人文性科学文化的自我思想情感,则主要表现在爱情诗中,其次表现在某些思索生命和感叹人生的诗中。关于异质性自我思想情感的诗论主要是"性灵"说和"尊情"说。在古代诗歌中,正统道德文化的思想情感与异质文化的思想情感的历史关系是:随着正统道德思想情感的确立,与之异质的宗教思想情感很快消逝;随着正统道德思想情感的日渐僵化,与之异质的自我思想情感则日渐活跃,并最终与诗歌语言形式的变革相结合而产生了现代新诗。     

《雅歌》和《诗经》爱情诗比较

《诗经.国风》中的爱情诗和《圣经》中的《雅歌》,作为东西方爱情诗歌的源头,有很多可比之处,通过对《诗经》和《雅歌》爱情诗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初民的爱情观和爱情的本质,以及不同民族文化传统对爱情的影响制约,指出人类最纯最真的感情都具有相通之处。     

多恩爱情诗中的宗教裂痕

多恩爱情诗中反复出现的忠贞与背叛的主题,是多恩宗教生活中的叛教行为在他心理上留下的阴影;多恩爱情诗中有关圣徒和殉教者的描述,反映出他希望灵魂获得拯救的虚幻意识;散布在多恩爱情诗中一些表示对人类残酷迫害的词语如＂囚禁＂、＂肢解＂、＂尸体＂等,则是多恩宗教情感上留下的疤痕。     

艺术创造的文化通约

文化，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类”形式的体现，具有整合性、功能性、符号性等特征。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样式，艺术包孕着文化的全部基因，并在其创作动机、功能实现、符号建构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的整体制约。另一方面，艺术创造又并非纯然出于对文化的顺应，而是在个体差异性、审美超越性、形式独创性等方面显示出对既有文化模式、价值规范、符号系统的反叛。正是在这种顺应与反叛之间，给了艺术以源于文化并引导文化的生存空间和价值体现。     

浅谈艺术教育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论述了艺术与文化的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从保护艺术与文化的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方面,分析了目前文化与艺术方面存在的问题;从人类文化与生存方式上,指出了艺术教育的重要意义及如何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坚持正确的美育方向和综合式艺术教育的措施和建议。     

从宗教意识发展过程观照中国爱情诗

宗教意识的发展经历了自然的启示、否定的启示、肯定的启示三个层次,从这一进程观察中国爱情诗,就会发现自《诗经》肇始的中国爱情诗也有三个方面的倾向,即以《诗经》为代表的自然的、唯美的诗篇,汉代以后的思妇诗和数量众多的宫体诗。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论“湖畔诗歌”在五四新诗史上的价值

应修人为首的四位年青人的"湖畔诗歌",在"五四"诗坛上奏响了时代的强音:推动了爱情诗的创作潮流;转变了人们把握人生的艺术形态;支撑了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和表达出对人生苦难的深切同情;表现了对亲人的思念,特别是写景诗也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因此,"湖畔诗歌"以独特的艺术把握和思想成就,在五四新诗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中国传统装饰纹样与儒家精神

汉代以降,儒家思想在我国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经济生活等各方面占据统治地位,传统装饰纹样作为文化艺术的一个方面,同样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中华文化的精妙之处也体现在赋予装饰纹样的象征意义,如赋予纹样元素动物、植物、山川云水等以人格化的魅力和完美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