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吏惩戒制度及其失败原因初探

清代官吏惩戒制度分为行政处分、刑罚制裁两大类别.其中定期行政惩戒,贪酷者革职提问,不谨、疲软皆革职,年老、有疾者休致,才力不及者降二级调用,浮躁者降三级调用.不定期行政处分分为罚俸、降级、革职等.刑罚制裁之正刑则有笞、杖、徒、流和死刑五种.无论行政处分还是刑罚制裁清代都有一定程度的落实,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没能达到澄清吏治并挽救清朝统治的最终目的,既有该制度的原因,也有影响制约该制度效果的其他原因.     

论清代命案检验错误之处分

清代为了确保检验的正确,设立了严格的处罚制度。随着整个检验制度的发展,这套处罚体系直到嘉庆年间才基本完善。它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对官员与仵作、吏役的适用都是不同的,这是"八议"制度的演化与行政处分在清代高度发达相融合的结果。同时,它采用了一种严格的连带处分机制。清代关于检验错误的处分总体设计是精细的,但也存在引发官员集体对抗的负面可能。     

行政处分的法律救济

行政处分是指行政主体对违反内部行政法律规范但尚未构成犯罪的内部相对人(主要是公务员),追究行政法律责任的一种内部具体行政行为。作为一种制裁手段和惩戒措施,它必然会对当事公务员的权益造成一定的损害,产生多方面的不利影响。为了防止行政处分权的滥用和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建立完善的行政处分救济制度是必要的。基于在检视行政处分救济理论变迁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对完善我国的行政处分救济制度提出若干建议。     

论校注本《钦定学政全书》的文献价值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所收的校注本《钦定学政全书》,以素尔讷本为底本,实施标点和校注。《钦定学政全书》详细记载了清代学政的考试事宜,是清代科举研究绕不过去的文献,而校注本对书中的名物掌故和典章制度都作了注释,降低了文献的阅读难度,不仅最便初学,也给高明提供借鉴,必能改善清代最低层科举考试的研究现状。     

行政处分的法律救济

行政处分是指行政主体对违反内部行政法律规范但尚未构成犯罪的内部相对人(主要是公务员)，追究行政法律责任的一种内部具体行政行为。作为一种制裁手段和惩戒措施，它必然会对当事公务员的权益造成一定的损害，产生多方面的不利影响。为了防止行政处分权的滥用和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建立完善的行政处分救济制度是必要的。基于在检视行政处分救济理论变迁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对完善我国的行政处分救济制度提出若干建议。     

清代奏折对语文辞书编纂的价值

清代奏折数量众多,日期确定,内容广泛,其中有较多方言词、口语词、行业词、典章制度词,语料价值较高,目前学术界对其语言研究价值措意不够,在语文辞书编纂中对奏折材料的利用有待提升。对语文辞书编纂而言,清代奏折具有增补词目、补充义项、纠正释义、补充书证、提前书证的价值。     

由训诂以考文化——阮元训诂学成就研究之二

清代大学者阮元将训诂学成功地运用于考察探索古代文化,特别于礼仪典章制度等方面创获甚夥。仅就此而言,阮元的业绩也令人瞩目,在其整个学术成就中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清代及此前的许多小学大家罕有能与之匹敌者     

论《日知录》的训诂成就与学术贡献

《日知录》的训诂成就主要体现在经学考辨、史学考辨、考证典章制度、考释文字、考释词义、解释句意、揭示修辞手段、考释用典和校勘文字等方面。《日知录》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顾炎武对经学、史学的考辨,对清代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二,顾炎武对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对清代学者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三,顾炎武开启了清代＂实事求是＂的治学学风。     

清代档案工作制度研究

本文从清代档案机构设置、清代档案管理制度以及清代档案利用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以了解清代档案工作制度,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和借鉴。     

清代《孟子》考据学综论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考据学鼎盛期,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并形成“时代思潮”。清人考《孟》,涉及孟子本人与家世,孟子生卒年月与游历时地,孟子游事之君与弟子,《孟子》作者与篇章次序,《孟子》字词句章与思想主张,名物训诂与典章制度,可谓无所不考,卓然有成。成果丰硕,考证全面,研治深入,影响深远。     

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

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成都官署受到严重破坏。作为国家政治统治象征,成都官署在城市重建中得到高度重视。清代成都官署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前中期,清初直至康熙二年,迫于战争形势,成都官署或仓促修建或"徐图营造"。随着清政府在四川统治的稳定,成都各级官署在康熙二年左右开始全面建设。康熙乾隆年间,各官署多进行了重修或扩建。但由于清代行政体制中"家国一体"的弊端在体制上留下的诸多隐患,成都官署到清中后期大多简陋不堪。成都官署作为国家秩序在地方社会的体现,其在城市空间布局中的位置、建筑规制、布局无一不遵守着儒家的礼制秩序和规范。     

清朝对偷参活动的惩治

关于对东北偷采人参活动的惩治问题,是清朝参务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学界尚无这方面的专门研究。经过多年有关资料的搜集,在此对偷参活动的各种形式、清朝防范偷参的主要措施和清朝为打击偷参活动而实施的各种刑罚,力争做一番较为详细的阐述。同时认为,清朝打击偷参活动的政策之所以最终失败,主要是东北管理参务的各级官员没有认真地执行朝廷的有关政令,甚至以权谋私,收受贿赂,故纵偷参者。     

试论归降汉族知识分子与明清易代

清朝的建立者满族作为世居关外的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取代大明王朝,除了八旗劲旅的强大和无坚不摧外,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归降对明清易代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些汉族知识分子的参与,加速了明清更替的完成,缩短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时间,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继续发展。     

清词史论纲

不到三百年的清词，名家辈出，词派纷呈。其分期，前人或“三变”或“三期”，然可商之处尚多。如果综考词风的转变、领袖词人的出现、时代风会、各类批评等诸多因素，可将清词的发展演变分为三期六段，能较明晰地把握其发展历程。     

元代地方立法问题研究

元朝地方立法体现出中国古代地方立法的一般特征和元朝自身的时代特征。在元朝国家治理中,地方核心机构是行省,中央中枢机构是中书省,两者成为地方与中央所有行政、立法和司法工作的中心。元朝地方立法受制于这种国家权力结构。地方上行省成为地方立法的中心,中央中书省成为立法的中心。行省之下设有道、路、府、州、司县等地方五级行政机构,其中道、路成为地方立法中最活跃的主体,承担着地方大量立法,府、州、司县主要是提出立法动议和法律草案。当然,同时拥有本辖区内立法的权力。此外,元朝地方立法中还有军事管理机构——枢密院的行院及相关机构和御史台的派出机构——行台及监察御史等。元朝地方立法主体可以分为机构与官员两类,从立法程序上看,有本级机构制定生效与报请上级立法机构审查裁定后生效两类。元朝地方立法体系体现出元朝立法上中央的统一性与地方的分散性等特点。     

论唐代的谋反罪

唐律对谋反罪的处罚是历代法律中最轻的,主要体现在家属缘坐范围小。唐太宗君臣通过反复讨论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这既说明唐代法律向文明的迈进,也反映了唐律持法宽平的特点。后来明清法律一反唐律的规定,又扩大了家属缘坐的范围,这既与专制皇权的加强有关,也与两朝初建时期的政治形势有关。同时,唐代皇权也有与汉、明等朝相同的特点,即利用谋反罪名诛除潜在的威胁势力,这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尤为明显。     

清王朝对章嘉呼图克图的管理

对章嘉呼图克图的管理是清王朝整个藏传佛教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朝统治者对章嘉活佛系统的管理既有尊宠与重用的内容,又有要求与惩戒的规定,充分体现了恩威并施、刚柔相济的策略。章嘉呼图克图能够在清代发挥佐治安民、扬善抑恶的重要作用,与清王朝对该活佛系统的成功管理密不可分。     

清初“贰臣诗人”的“悔愧”心态

清初的"贰臣诗人"为由明入清的一批明朝官员,他们虽然在政治上认可了清朝,但在文化上还有一定的隔膜;又由于受正统儒家忠节观念的影响,对自己的身仕两朝的行为有一种愧悔的心态,这种心态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多有表现,龚鼎孳、周亮工、曹溶3人的诗歌可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     

清季新政时期外官监察制度的变革

清朝特别重视对官员的监督,有一系列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企图确保皇权的至尊、官员的清廉和吏治清明.文章重点对清季新政时期外官监察制度几个方面的变革做阐述和分析.清朝廷不仅对原有的监察制度进行了修正,而且还创设了新的监察制度.由此,清朝的监察制度朝着专业性和近代性方向发展,其监察制度具有了新旧杂糅的特征,开启了近代监察制度的先河.     

乡村地区社会空间建构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以祠神祭祀空间“旗冶的演成为中心

祠神祭祀空间结构的考察是理解乡村社会空间建构的一个重要途径。 田野访谈、地方民间 文献(碑刻、科仪书)及正史资料的系统剖析,呈现了以龙王神崇祀为中心的社会空间“旗冶的演成轨迹: 它最初源自明代边防军屯中的“旗甲冶,属于“军事型冶国家基层区划,继而又在“清初改制冶中变身为具有特殊政治经济功能的“民里化冶基层行政区划,延至民国则在保甲制度推行中被取缔了作为国家基层行政区划的身份,从此成为纯粹的祠神祭祀空间。 围绕这一嬗变历程的讨论与以往证实的明清以降祠神祭祀空间多源于明初建立的基层组织“里社冶系统的研究结论形成了对比,揭示了长时间段历史进程中乡村社会空间建构对国家军事型区划的继承事实及相关之变动,启示我们要更好地理解西北境内地域社会以祠神为中心的祭祀圈社会空间建构,既需要在动态的、长时间段的疆域史视域中特别重视国家制度因素的潜在性影响,同时也要关注国家制度与地方性、民间性因素作用关系的历史呈现与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