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反腐力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非洲35个国家为例

基于2007—2019年中国企业对非洲35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运用FGLS模型,实证检验东道国反腐力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企业多元化投资动机导致中国企业对非洲反腐力度的依赖产生差异性,市场寻求型OFDI偏好反腐力度较强的国家,资源寻求型OFDI偏好反腐力度较差的国家;反腐距离对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母国与东道国反腐距离越长,越有利于中国企业的OFDI。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时应权衡投资预期收益与东道国制度风险损失,加强投资风险防范意识,推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母国数字经济优势推动数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和效应

作为数字企业生长的背景因素,中国数字经济具有的母国优势成为数字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推动力。构建包含母国数字经济的新OLI区位分析框架,运用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实证检验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数字企业OFDI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数字企业OFDI数量;数字经济既能够增强数字企业支付更大市场兼容性成本的能力,也能够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二者共同推动OFDI数量增长。较数字制造企业而言,数字服务企业由于产品生产的定制化属性和知识成本的“接近性”特点,引致数字经济对其OFDI数量具有推动效应;无论持市场寻求动机还是技术寻求动机的数字企业,其OFDI均受到母国数字经济的推动效应;数字经济的边际规律和数字产业的“新”特征,引致低生产率数字企业OFDI相较于高生产率数字企业更加显著地受到数字经济的正向影响。因此,提升中国数字企业国际竞争力,扩大“走出去”步伐,需要统筹母国数字经济优势和市场化机制。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流入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行业的OFDI更有助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母国显现,而以寻求廉价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为主要动机流入技术落后国家的OFDI难以对母国技术创新能力产生影响。以中国2003—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OFDI逆向技术溢出影响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技术差距和对外开放水平仅有单一门槛,而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双重门槛,以上四个门槛变量在达到门槛值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单一门槛,但在不同门槛取值区间内,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呈阶梯递减特征;政府对研发的支持程度不存在门槛效应。因此,中国应在鼓励企业“走出去”寻求先进科技资源的同时,持续培育吸收能力并优化研发投入结构,强化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和利用。     

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环境研究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阶段,中小企业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信贷融资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然而,我国不完善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形成了我国中小企业信贷融资困难的局面,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造成我国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环境现状的原因包括:一是中小企业自身原因,二是法律法规相对滞后,三是银行经营管理模式与中小企业信贷融资需求不相符,四是民间金融存在较大风险。因此,应从政策和制度保障、信用担保体系构建、征信体系建设、技术和人才支持等方面采取相应措施以完善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环境。而在这种情形下,政府的介入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只有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下,才能更好地推动信贷融资环境的完善,打破中小企业信贷融资难的困境,进而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私募股权投资风险预测

由于私募股权基金在运作过程中存在着多层委托代理关系,从而产生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进而造成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这是私募股权投资产生风险的最主要根源,这种投资风险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识别和预测。基于此,可构建私募股权投资风险的备选指标体系和支持向量机模型,并进行实证评价。实证结果表明：私募股权投资风险随着投资周期的增加而提高,相应的投资风险也因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增加而呈现上升趋势;SVM方法对私募股权投资风险能够进行有效预测,这将为私募股权投资风险的预测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     

天使投资在政府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投入中的应用研究

科技型中小企业蕴含着较高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相对于其他中小企业面临着更为严重的融资困境。本文试图将天使投资模式运用到政府的科技投入中,通过对天使投资与政府科技投入的分析论证,指出了天使投资与政府科技投入的趋同性,提出了政府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投入的天使投资应用模式,以此提高政府科技投入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促进中小企业多层次融资市场的发展。     

信息不对称与中小企业信贷支持——兼析中小企业信贷市场中的政府作用

通过建立一个银行对中小企业信贷的博弈模型 ,说明当市场上低风险企业过少 ,高风险企业过多时 ,银行不能通过贷款收益收回自己的风险类型鉴别成本。在不可能提高投资项目自有资本比例 ,而利率放开有待时日 ,极易加剧道德风险的情况下 ,银行无法改善其收益小于成本的处境。因此 ,从中小企业信贷市场退出是银行的最优选择。最终指出 ,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建立一个由国家提供部分担保、商业性银行发放贷款的中小企业信贷体系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是可能的 ,也是必要的。     

福建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府扶持行为探讨——以国际借鉴为视角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促进产业内部竞争,且在缓解就业压力和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当前,福建省中小企业存在创新意识淡薄、创新人才缺乏、创新投入不足等问题。其原因有内外部诸多因素,但根源是缺乏政府扶持政策。借鉴国外诸多成功经验,福建省政府应采用政策引导型的政府扶持模式,为中小企业建立专门管理机构,完善社会化服务机构,并为中小企业提供法律、财税、投资、信贷等方面的政策。     

VEI规模、偏好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分享机理

创业股权投资(VEI)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性凸显,探究VEI下科技型中小企业分享机理,有利于优化创投效率及新创科技型企业绩效。构建复制动态机制下科技型中小企业分享VEI的博弈模型,设定创投偏好,分析不同VEI规模下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交互影响,探讨均衡实现条件及影响因素。仿真结果显示:演化稳定性受到竞价起始比例、VEI规模、歧视性竞价、股权估价的影响。为了引导向Pareto最优均衡态演化,创投公司应保密或调整VEI规模,设定竞价上下限,通过正面引导、声明发布等改变中小企业初始种群;科技型中小企业应有差异化股权估价值;政府也应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VEI分享管制。     

开放经济下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传导路径

开放经济下对外直接投资(OFDI)已成为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主要途径,在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经济转型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OFDI与产业结构升级及传导路径的互动机理分析,在对安徽省OFDI投资概况和产业结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03—2017年相关数据为样本构建VAR模型,运用ADF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从产业结构总水平角度,实证分析得出短期内安徽省OFDI所能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并不显著的结论。进而从具体传导路径角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10个变量中提取主成分构建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等方法实证分析得出安徽省OFDI可通过贸易、省内投资、就业和技术路径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此,安徽省应扩大OFDI规模,提升OFDI质量和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优化对外投资结构;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作用,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研究

对于投资国来说,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对投资收益和潜在收益有较大影响。为了研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对中国产业的影响,本文基于比较优势,构建发展中国家OFDI决策模型,通过构造评价指标以及构建回归模型,并利用2005-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出口数据、行业相关数据对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作为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两个重点产业,第二、第三产业可以为提高本国对应产业的比较优势提供支撑;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美国自身的产业比较优势、其他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中国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各行业从业人员数均有助于提高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由于中国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的原因,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对提升中国产业比较优势的作用还不明显。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研究

提升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基于本地的研发投入所形成的自主创新;二是基于对国外技术的引进、吸收及消化所引发的二次创新。在明确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技术创新的机理,并分析在对外直接投资提升我国技术创新能力过程中吸收能力的影响基础上,选取2003-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在L-P模型中加入技术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获取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溢出的交叉项,通过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的技术创新;我国东部的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中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并不显著,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其技术创新能力则具有阻碍作用。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预警系统研究

政治风险是海外投资项目评估的起点,是影响海外直接投资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研究政治风险的影响因素以及建立灵敏的预警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依据我国海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的26个国家2002-2009年相关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和BP神经网络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 :政治风险的影响因素主要来源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在政治经济制度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投资者应首先防范政治层面的风险。在政治经济制度发展水平中等且与我国政府具有良好外交关系、社会文化差异性较小的国家,投资者应首先防范经济因素引发的政治风险。在政治经济制度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投资者应防范我国与东道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距离所引发的政治风险。     

中国OFDI的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及其门槛特征

文章解释了国内宏观经济因素对OFDI的内在影响机理,并发现OFDI及其影响因素在中国不同地区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采用门槛回归方法构造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若干因素的门槛特征,并分别从经济发展水平、引进外资、产业结构、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测定了正向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门槛水平.实证结果表明:当宏观经济因素指标达到或超过门槛值时,对中国OFDI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不存在影响甚至对OFDI会产生挤出效应,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影响因素表现出了明显的门限特征.     

国有企业OFDI的特殊地位与政策需求

国有企业在我国OFDI中具有极其重要的特殊地位。导致我国OFDI绩效不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完全是国有企业占OFDI主体所造成。国有企业OFDI体现国家意志,从我国OFDI的特殊背景看有其合理性。仅仅从短期收益的角度、单纯从利润水平去评判国有企业OFDI的绩效,是不准确也是不科学的。我国OFDI的动因和发展模式有着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特征,国有企业在我国OFDI的主体地位短期是不会改变的。我国OFDI的制度改革和绩效提高,需要将国有企业OFDI的宏观经济利益还原为企业的投资收益,细化和分类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审慎利用国有企业自身所有权属性的特定优势。     

我国能源资源行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及评估

文章基于能源资源行业对外投资风险的总体特征和分类特征,以中亚、西亚和俄罗斯为例,评估并分析三大地区2014-2015年期间投资的分类风险和总体风险。研究表明：整体上西亚风险最高,其次中亚,俄罗斯风险相对最低;投资俄罗斯应注意政策风险、经济风险,投资中亚应重点注意经济风险和资源风险,投资西亚应注意政治风险和文化风险。优化评估方法,科学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构建能源资源海外投资风险保障制度;充分发挥行业商会引导中国企业与当地员工、土著、自然和谐相处,是有效预防和化解能源资源行业对外投资风险困境的有效路径。     

中国经济增长与OFDI增长:机理与实证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growth, the paper uses panel VAR model to empirically study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with the data from 30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5. The results of system-GMM estimation show that economic growth and OFDI growth can promote each other and the two-way interactive effects are very significant. The results above exist both in the aggregate term and in the term of labor average.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on the growth of OFDI flow is higher than the effect on the growth of OFDI stock, and the effect of the OFDI stock growth on economic growth is higher than the effect of the growth of OFDI flow on the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of the further investigation by considering the regional heterogeneity show that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growth on OFDI growth are stronger in middle and western regions than that in eastern region, while the effects of OFDI growth on economic growth are stronger in eastern region than that in middle and western region. The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analysis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analysis consistently support the results above.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results are the following: When carrying out the “going out” strategy, China should depend on its own development to implement OFDI, and it is ought to promote the good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OFDI growth, and it is ought to fully consider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levels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东道国数字经济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用Ward聚类法对2006—2020年我国与104个国家的OFDI动机分类,用功效得分法计算出数字经济,加入数字经济与投资动机交互项进行调节效应检验,并用泊松伪最大似然法PPML和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此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OFDI及OFDI动机的影响,结论如下：各种检验表明东道国数字经济显著促进我国OFDI;数字经济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作用最为突出,创新科技转化能力和信息通信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较弱;数字经济的提高会抑制市场规模、研发投入对我国OFDI的促进作用,会削弱工资水平对我国OFDI的抑制作用;市场型OFDI偏好数字经济和研发投入高的国家,创新科技转化能力对市场型OFDI促进作用较明显;东道国研发投入越高,创新科技转化能力和提升信息通信技术水平才越能获得额外收益,双边协定的签订有利于OFDI的发展。文章为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RCEP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印尼的潜力和挑战

为推动中国与印尼经贸合作,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印尼发展战略对接,发挥双方经济互补优势,通过文献阅读法和统计分析法梳理了印尼的投资环境、外来投资区位结构,中国对印尼直接投资的区位结构和海外园区分布;通过回归模型,分析投资环境对中国在印尼直接投资的影响,探索RCEP背景下中国在印尼直接投资面临的潜力和挑战。研究认为,中国在印尼的直接投资面临经济发展水平、投资便利度、政府影响和人力资源等因素共同影响着中国在印尼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投资便利度、政府影响、人力资源等投资环境是制约印尼吸引外国投资和发展经济的外在阻碍,行政管理体制是制约印尼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如何处理好外来产业和本土产业的关系是印尼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研究表明,中国和印尼要充分利用RCEP签署带来的巨大政策红利,利用好两国已有的合作机制和平台,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对接相关产业合作园区,深度参与印尼海洋经济、食品制造、能源经济等重点产业的投资开发,形成较多互补性和较少竞争性的中印尼经贸关系,实现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飞跃发展,外贸与投资领域的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