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两个版本系统

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对十三经注疏作了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正本清源工作,故阮刻《十三经注疏》成为诸本中较善之册。追溯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成书过程,辨述版本流变,考证阮校实有两个版本系统:一是嘉庆十三年文选楼单刻本,一是嘉庆二十一年南昌府学合刻本。两本相校,互有异同。现流传较广的中华书局本《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底本是南昌府学本,有待于参用文选楼本重加整理。     

阮元与段玉裁之恩怨探析

纵观阮元与段玉裁交往的全过程,他们之间的"恩"是主要的,"怨"是次要和局部的.阮元对段玉裁这位长辈是很尊敬和信任的,对他的学问给予高度的评价.从段玉裁的角度而言,他与阮元的关系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他对阮元的最大不满在于段氏认为自己在参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编写工作时,扮演了"为人作嫁衣"的角色.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段玉裁在编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实际担任"总纂"的重要功绩,但也不能因而否认阮元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尚书正义》点校札记

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是目前最通行的《尚书》版本 ,但其中错误很多。不仅阮刻本存在着不少漏校、误校、校记选录不当、刊刻新出错讹等问题 ,用唐石经等 11种本子作参校 ,发现《四部备要》翻印本、世界书局及中华书局影印本、北京大学出版社标点本等 ,也有一些新出现的问题     

敦煌本《尔雅》P.3719白文写卷校录疏证

P．3719《尔雅》白文写卷至今未见详尽校理,我们将写卷与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尔雅》进行对校,校得近百处异文。本文对其中一些条目进行疏证,以见写本的特点,进而较为全面地评判写本的研究价值。     

阮元的校勘思想和方法——阮元研究之四

阮元校书最卓著的成果是《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研究他的这一力作,便可大致了解其校勘思想和方法。本文试从研究《校勘记》入手,对他的校勘学作一初步探讨。一校勘工作有三个主要环节,一是发现讹误,二是改正讹误,三是证明自己所改不误。这三项工作,首要的在于发现讹误。如果不能发现讹误,自然无从改正讹误。众所     

《春秋榖梁传》注疏合刻之后版本考

《春秋榖梁传注疏》作为十三经注疏之一,是《春秋榖梁传》在吸取前人注疏成果基础上所形成的详细的补注补疏,是《春 秋榖梁传》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通过详细考辨历代所刻《春秋榖梁传》注疏本的版本及其流传状况,勾勒历代《春秋榖梁传 注疏》的发展状况,了解版本目录的重要性,为春秋经学的研究作出贡献。     

杭大藏孙诒让《经迻》稿本略说

瑞安孙诒让(1848—1908)是晚清一位对经学、诸子学以及古文字学都有重要贡献的著名学者.他一生著述繁富,已刊定者有二十余种.未刊行的尚有数种,《经移》盖其一.以其未经刊定,学人未见,故各家著述多无言及是书者.孙氏玉海楼藏书,和孙氏手校、手稿本,现多由杭州大学图书馆收藏.在他诸多的手校、手稿本中,有关《经移》一书的,我见到过两个本子.一是孙氏以江西刻阮元校勘的《十三经注疏》为底本,通校全经,多有朱墨校语于书眉.这个本子,共一八四册,杭大图书馆编《馆藏善本书目》(下简称《书目》)著录作:“经移手稿不分卷”.这部分孙氏校经的成果,我巳依例选录、整理,汇成专著,题作《十三经注疏校记》(下简称《校记》),并撰文介绍,此不详述.另一个本子,就是这里要说的“《经移》稿本”.该稿本,《书目》著录作:“经选节本不分卷清孙诒让撰手稿本有玉海楼藏印.”今按:这个稿本,小三十二开,十六页,中有空白数纸,原题“经移”二字于册端,册中夹有浮笺.     

论张敦仁刻《仪礼注疏》格式之由来

清嘉庆张敦仁刻《仪礼注疏》被公认为《仪礼》经注疏合刊本系统中的最善之本。该书实为顾千里取宋刻《仪礼经注》及宋刻《仪礼疏》重编而成,与此前同类刻本相比,其材料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张本《仪礼注疏》的格式大体同于明陈凤梧刻本,但其行款係据元刻十行本设定,其书名则在复古的基础上有所革新。分析张本格式的由来,有助于推考其成书经过及其与阮刻注疏的深层联系,同时也反映了顾千里强调疏文在合刊本中之地位的礼学史观。     

足利本《毛诗注疏》校文探微

足利本《毛诗注疏》中校文的产生时间当在永享十一年(1439)之前,非出一人之手,当是历代藏书家(主要应为日本经学博士)所作。据校文的内容可知,参校本中既含有出自写本系统的六朝隋唐写本,又有出自刻本系统的宋明善本。此类版本尤其是写本,虽多不复存在,但藉助校文,仍可窥见诸本之一斑。足利本中的校文既可改正今本中的许多讹误,又可与阮元《校勘记》等互相印证,故其在校勘学上具有一定的价值。     

重印《礼记校勘记》弁言

《礼记正义》七十卷,唐孔颖达奉敕撰。向以前宋岳珂九经相台本最为精审。即所谓十行本也。朱明一代,复有正德闽板、万历监本及崇祯毛刻本等,次第流传。惟迭经翻刻,舛误日增,经义本源何由究竟,学者病焉。至请乾嘉之际,文达阮公究心经籍,特于退食余闲详加勘定,卒成《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士林宗之。其所校《礼记正义》,素称精确,犹不免(?)漏传讹之处,盖所据尚非尽善之本也。迨三山黄唐本发现,其雠校之谨严,     

“乾”“坤”经文与《尔雅》

《易经》是中国儒家典籍,六经之一。《易经》又是一套符号系统,用卦象来代表具体事物或特定状态,然后借卦象的组合与变化,指涉未来的发展。《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词典。本文仅选取《易经》六十四卦中的"乾"坤"二卦经文,以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周易正义》为底本,重点选取《尔雅》词义与多个通行注本作简略比对校读,通过观察同义词语变化现象简要总结词语历史演变规律。     

《礼记》版本杂识

本文讨论《礼记》经注诸版本间之关系及其价值，认为现存版本可分两系统，一为《唐石经》——宋监本系统，抚州本、八行注疏本属焉；余仁仲本、纂图互注本及十行注疏本、闽、监、毛本属另一系统。清代校勘《礼记》的两部代表性著作《礼记注疏校勘记》、《抚本礼记考异》都未见到余仁仲本及纂图互注本，因而未能辨识十行本众多讹误的由来。今校余仁仲本，知十行本经注文本的底本是余仁仲本或类似余仁仲本的别本，十行本与抚本、八行本之间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至于岳本，应视为这两种系统的混成品，实不足珍重。这种认识也推翻了十行本在经注、疏汇刻本的基础上附入《释文》而成的通俗概念。     

论焦循的《孟子正义》

焦循的《孟子正义》为清儒新十三经之一，是清代学术的典范之作，同时这部撰述又是焦循一生学术思想的总结之作，集中反映了清代中后期的学术风貌。焦循《孟子正义》的注疏方法典型地体现着清代学术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其注疏方法背后深具思想史的意义。焦循在书中重新确立了《孟子》一书的经典意义，构建了自我的义理之学，实现了对汉宋之学的超越。     

阮元卒年质疑

关于清代学者阮元的卒年,《清史稿》、《辞源》、《辞海》及有关文史书籍都无一不说是1849年。但笔者最近在查阅清代另一位学者梁章钷(1775一1849)的《称谓录》(杭州贾景文斋本)时,从该书的自序中发现阮元的卒年并非1849年。阮元卒谥文达,但这篇写于“道光二十八年戊申霜降之辰”的序言却有“忆昔尝与阮文达师谈艺及之”云云,且结尾又叹:“惜文达早骑箕天上,不获与之商榷。”道光二十八年即公元1848年,那么据此可以认为,阮元的卒年应在1848年霜降(农历9月)之前。 梁章钷与阮元交谊很深,阮长梁十一岁,梁尊阮为师,他们二人常在一起“辨证金石,讨论隶古”(见林则徐《梁章钷墓志铭》),应该说,梁章钷的序文是可信的。还应该说明一下,《称谓录》刊刻时,曾经梁章钷之子梁恭辰校勘,这种可靠性程度就更高了。     

《春秋左传正义》校读札记

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简体标点本的出版,对推动经学史以及整个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影响。但由于诸多原因,其中错误在所难免。针对《春秋左传正义》(简体版)一书中出现的问题,本文分“标点不确”、“校勘不当”和“繁简字问题”三种情形,按先后顺序录出,以就正于该书整理点校人员和其他同好。     

《汉语大词典》之微瑕

《汉语大词典》第六卷“溃”字下“溃溃”词条第2个义项“怒貌”后有这些内容:“《诗邶风·谷风》‘有(?)有溃’毛传:‘溃溃,怒也……《韩诗》云:溃溃,不善貌。’”查《十三经注疏》,从“《韩诗》云”起为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解释,不是《毛传》的注释。原文是“《韩诗》云:溃溃,不善之貌”。《经典释文·毛诗音义》在《十三经注疏》中是用小“○”与《毛传》、《郑笺》隔开     

《礼记正义》标点商榷

标点《十三经》是一项浩繁艰苦的工作,整理者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当。笔者经过研究《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发现《礼记正义》标点中有21项不妥之处,现提出以供参考。     

阮元籍贯正

清代学者阮元,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是“三朝阁老”;曾为“九省疆臣”、体仁阁大学士,晚年晋加太傅衔,死后被谥为“文达”。阮元一生著述甚丰,为国人所重。《阮文达公墓表》称其为:“丰功伟烈,武纬文经,国史碑传详焉。”阮元本是扬州公道桥人,而官方史料上却说他是仪征籍贯。本文就此加以辨正。《清史稿·阮元列传》中,《辞海》“阮元”条中,均称阮元为仪征人。而阮元在《扬州北湖万柳堂记》中写:“余家扬州郡群城北四十里僧道桥”(今邗江县公道桥,引者注)。清初,僧道桥属江都县。雍正十年     

论焦循的《孟子正义》

焦循的《孟子正义》为清儒新十三经之一,是清代学术的典范之作,同时这部撰述又是焦循一生学术思想的总结之作,集中反映了清代中后期的学术风貌.焦循《孟子正义》的注疏方法典型地体现着清代学术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其注疏方法背后深具思想史的意义.焦循在书中重新确立了《孟子》一书的经典意义,构建了自我的义理之学,实现了对汉宋之学的超越.     

《揅经室外集》与阮元目录之学

《揅经室外集》著录书目,多可验之于《宛委别藏》丛书。故论《揅经室外集》著录书目之特色,可明《宛委别藏》丛书收书之特色,更可彰显阮氏版本目录学之学术价值。阮元为乾嘉时之大儒,亦为扬州学派之殿军。欲窥其目录学上之成就,离不开《揅经室外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