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对余英时“士文化”研究的一个批评性考察

在《士与中国文化》中余英时的一个著名论点就是,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因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所在。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士即便真的具有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关怀社会公共价值的特征,但这和士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仍然是两个概念。现代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独立于社会公权力之外的一个社会知识文化阶层的出现,是现代社会职能高度分化的产物。余英时试图通过赋予士以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来论证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但无论是在对士的社会身份的把握上还是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上都产生了一定的思想错误。     

葛兰西论知识分子与霸权的建构

葛兰西区分了两种知识分子,即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前者指的是前工业社会中以人文理想为己任的知识精英,后者指的是现代资本主义中一批以技术为基础、与生产相结合的技术知识分子阶层。有机知识分子通过与社会生产相结合,实现着不同阶级与阶层之间的意志整合,建构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霸权。     

传统士绅与知识阶层的近代转型

梳理相关文献,笔者发现既往研究过于偏重士绅政治角色,轻忽了其知识阶层的本质.因此,将传统士绅与现代知识分子联系起来考察,动态的分析知识阶层在近代的这一转型过程,或可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值得研究的问题大致如下知识阶层是如何超越、游离传统"士绅"的乡土性,走向现代意义的都市知识分子的;以及此一过程中,知识阶层生产机制的转换、知识体系的刷新与转化、其所处社会结构位置的变迁、新知识共同体的形成、新身份与集体意识的孕育等.     

论中等收入阶层

现代中等收入阶层的诞生与发展具有划时代的社会意义,它能增强社会稳定、提高劳动效率,是通向共同富裕的阶梯。现代中等收入阶层的出现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一是人类才能天赋呈正态分布曲线,二是人类创造的产品生命周期按照S型规律发展。社会主义中等收入阶层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等收入阶层的根本区别在于:它由以知识分子为中坚的劳动者组成,不包括剥削者;它的理想型态是上圆下尖的粗胖橄榄型,即更多的富裕和更少的贫穷。认真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使其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士的功能与知识分子的使命--评张东荪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

张东荪在 2 0世纪 4 0年代前后对知识分子自身角色与使命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与深入的剖析 ,他既肯定了中国传统的士阶层在社会各个层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同时也指出了这一阶层自身存在的弊端 ,认为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 ,知识分子应根据时代要求 ,既要保持传统士的品节 ,本着自己的信念与良心 ,发出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的、强有力的声音 ,同时也要与时俱进 ,服务于整个社会与整个文化     

从观念到结构——知识分子理论研究的视域转换

知识分子理论的研究视域经历了一个从观念意义上的价值阐释到社会结构层面的阶层分析的转换过程。在观念论视域中,为寻找知识分子启蒙时代的精神传统,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涵和自身条件进行了阐释;随着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知识分子理论研究转向社会结构研究,从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圈子等方面分析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原因。这一研究视域的转换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启示。     

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与西方社会的变迁

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是高度相关的.纵观西方社会史,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在18世纪之前的前现代社会,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复兴的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权,协助资产阶级打破了封建社会的金字塔型社会等级结构,推动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18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知识分子开始由自为的革命的话语旗手转化为自觉的社会良知的话语捍卫者,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向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型;20世纪60年代以来,虽然知识分子的批判话语有失落的危险,但他们依然承担着防止中产阶级社会异化的作用.     

知识分子出路的寻觅与探索

封建社会,权力决定一切。知识分子的命运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依附性的生存方式和知识的内在要求,铸成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弱点和优点。近代,经过催生、萌芽、雏形、发展,一批新型知识分子诞生。救亡运动取代启蒙运动,一部分知识分子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现代,指导思想上的正、误交织和错误发展趋向取代正确发展趋向,使知识分子遭厄运。知识分子问题的诸多悖论及产生悖论的根源分析。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为形成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奠定了理论基础、物质基础和宪法保障。知识分子不是什么人的“皮”。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世代与类型

广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孕育于两次鸦片战争期间(1840-1860),诞生于洋务运动时期(1861-1894),而严格意义上的、不仅掌握现代知识且有强烈的公共关怀与批判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孕育于洋务运动时期(1861-1894),诞生于清末(1895-1911)。在中国现代化150年的历程中已出现了八代知识分子,即洋务一代、清末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与跨世纪一代,不同世代的知识分子之间有相携与合作,也有冲突与紧张。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进行内部结构分析有着许多视角,如党史研究路径之下的阶级属性分析,区分为分属于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历史学研究路径之下区分传统知识分子、近代知识分子与现代知识分子;社会学研究路径之下从社会分工、社会影响与社会功能的角度进行分析,区分为科技型知识分子、人文型知识分子、传媒知识分子与制度型知识分子,专业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战略知识分子与一般知识分子;文化学研究路径之下区分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保守主义知识分子。     

通往庄子哲学之路

庄子哲学上承老子哲学,但不是对老子哲学的直接继承,而是在孔子通过学校教育所开创的新的文化局面的基础上向老子哲学基点的重新回归.孔子创立了自己的思想学说,同时也创立了能够传承自己思想学说的教育传统;随着知识分子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进入社会的上层,形成了当时的一个精英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为了得到政治统治者的青睐和重用,竞相以自己的思想主张标榜自己,排斥别人.他们传承了孔子的思想传统,但也分裂了孔子的思想传统,酿成了众声喧哗的文化局面.庄子在当时是一个非精英知识分子,他生活在一个近于政治权力真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没有介入上层政治权力关系和精英知识分子文化纷争的积极性,但这也使他超越了并在超越的基础上包容了各种不同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学说.从这样一个非精英知识分子的角度感受和理解庄子的人生哲学,是正确阐释庄子哲学的唯一有效途径.     

社会存在与社会认识--浅论马克思的哲学范式革命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最集中地体现在其社会存在论上 ,正是它彻底地摧毁了“绝对存在”的神话与“纯粹知识”的幻想 ,并因此引发了哲学范式的重大革命。通过将抽象绝对、超历史的存在还原为活生生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存在 ,通过阐明“劳动 -交往 -认识”三位一体的全新实践观 ,马克思从根本上消解了存在与意识、理念界与现实界、认识与实践的狭隘对立 ,从而完全颠覆了“在社会实践之外、从抽象本体出发去思辨演绎世界及其历史”的旧哲学范式 ,并最终创立了始终植根于实践、将世界万物和人类历史理解为作为社会实践之产物的社会存在物的全新哲学范式     

社会空间与社会阶级

本文旨在阐述布尔迪厄有关社会空间与社会阶级的社会学理论,考察了他所运用的一些基本概念:惯习、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场域、区隔等.布尔迪厄试图建构一种由社会空间构成的差异化模型:社会空间是一个差异体系,即根据不同阶级而差异分布的,每一空间在结构上具有整体性特征,也可以说,社会阶级是通过划分社会空间的各个区域而区分出来的.     

社会保险与企业社会责任

社会保险是中国企业的主要社会责任内容,目前企业社会保险存在着严峻的问题,面临着许多困境。文章认为应该通过调整社会保险费率,重构企业社会保险体系,加强社会保险立法与执法,深化社会保险责任中的公平效率、权利义务观念,使企业自觉、合理地承担起社会保险责任。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29年以后,正经历着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矛盾凸显并存的"发展悖论"。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并且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驱动力。仔细分析中国当前各种社会矛盾的性质,可以发现,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内在统一性,这些社会矛盾对社会政治发展与稳定造成了威胁,但同时赋予了持续发展与动态稳定的内在推动力。应该从共识重构和制度建设的视角致力于建立政治共识、加强制度建设、提升社会资产、构筑和谐基础,这将是经济社会和谐统一的根本之道。     

从社会史到社会生活史——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忻平教授访谈

本刊特约编辑(以下简称编):忻老师,您好!您自大学毕业以来,一直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中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您的研究范围广泛,对现代化进程、中国近现代史、上海社会史以及中日关系、日本佛教等方向都有深入的研究,特别是您的代表作<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一书,1996年出版以来,对国内外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该书也在去年修订再版.该书内容极为丰富,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语言学,甚至营养学的相关理论在书中都有涉及,可谓蔚为大观,您能不能谈谈这部著作的基本观念与写作情况呢?     

城市化、社会排斥与社会政策的选择

中国城市化最主要的问题包括农民工问题、失地农民问题以及城中村问题。社会排斥理论提供了一个解释这些问题的视角,从社会排斥的角度探究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以及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社会政策,首先要做的是转变观念,以社会公民权为基础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此基础上逐步改革户籍制度,并为流动人口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社会转型与创新乡村社会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期,乡村社会管理出现利益主体多元、管理内容复杂等特点,传统的乡村社会管理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乡村社会管理作为社会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全面发展的根基之所在,其成效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展。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对于乡村社会管理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创新乡村社会管理追在眉睫。现阶段,整合各种资源,协调各方利益,形成良好的管理运行机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社会阶层结构、社会流动与社会和谐：自重庆观察

在抽样调查和大量分阶层访谈调查基础上,对现阶段重庆的阶层结构,各阶层的生存状态、政治诉求、社会评价、心理预期以及社会流动状况、阶层关系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现阶段重庆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倒“丁字型”结构,开放程度较低,社会流动渠道不畅,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应着力改善社会结构,促进阶层关系和谐和社会稳定。     

从社会诊断迈向社会干预:社会工作理论发展的反思

自社会工作诞生一个多世纪以来,其一直受到西方社会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与实证主义方法的影响,致力于回应社会需要和解决个人/家庭或社会问题。然而,伴随着社会与文化变迁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社会工作早期发展起来的价值判断、技巧与实践模式,已难以适应变迁的文化与政策环境。因此,在21世纪,社会工作需要进入新的启蒙状态,对过去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做全面的反思。而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制度、文化、专业学科体系和社会结构等的差异,社会工作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将经历不同的发展道路。     

从社会分层看我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

建设全民共享的、发展型的福利体系是我国新的社会福利体系的构想,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在社会福利方面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和发展不平衡的,国家的财力只能维持一个基本的、低水平的福利全覆盖。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阶层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社会分层对社会福利体系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影响。针对不同阶层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制度安排,对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