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熙研究的新阶段——兼评宋德宣的《康熙思想研究》

一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初叶,世界上出现了蜚声全球的三大君主:即中国清王朝的康熙皇帝,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彼得大帝和法国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创造了“康熙之治”,引发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发展高峰,康熙素以文治武功著称于世界。世界上凡是文化比较发达的民族和国家,一直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评论着中国的康熙。康熙健在的时候,西方人已经为康熙的聪明睿智和卓越的政绩所惊异。一六九七年,法     

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之帝国初探

古往今来世界上版图特大的帝国(王朝)有哪些,其中最大的是不是蒙古帝国——这是一个饶有兴趣并有待研究的问题。通过地图量算和文献研究,得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英帝国是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1580—1640年的西班牙帝国是第二大的日不落帝国,19世纪中叶的俄罗斯帝国是欧亚美连成一片的第三大帝国,13—14世纪的蒙古帝国则是地跨欧亚的第四大帝国。     

论俄罗斯文学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

<正> 在十九世纪的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这短短的几十年里,俄罗斯文学以一批独特的形象震惊世界文坛.这批形象,赫尔岑称之为“多余的人”.他们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不仅使俄罗斯文学面目一新,而且在当时世界文学中亦为独树一帜.杜勃罗留波夫指出,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环境条件、个性气质的差异,但都是“土生的民族典型”.“多余的人”标志着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高峰.     

明清时期西欧殖民主义国家对澳门贸易的争夺

<正> “■理大发现”之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冒险家为积累资本而疯狂地追求财富,形成了一股拜金狂.从明中叶(十六世纪中叶)开始,它们纷纷东来,如蚁附膻,以中国领土澳门为主要目标,进行经济掠夺,妄图把澳门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其中打头阵的便是葡萄牙人,接踵而来的有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他们为占领澳门和垄断澳门的贸易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夺,“发展成为十七世纪及十八世纪的商业战争”和“殖民战争”.本文拟就葡、西、荷、英、法等殖民国家在澳门争夺的历史过程、原委和     

关于异端的沉思

在欧洲文化史上,异端一词,同宗教有较多瓜葛。从教皇洪诺留三世(1216——1227年在位)于1220年下令建立“异端裁判所”开始,到本世纪的七百年间,教会残酷迫害了多少“异端分子”或“异端嫌疑分子”,仅两班牙的异端裁判所在1483——1820年间就迫害过三十万人,烧掉了十多万人。古希腊文化就是毁于罗马人之手。为了镇压不信仰基督教的异端,在亚历山大城,一次就焚毁了古希腊人的三十万份手稿。其后教皇格里哥利一世(590——604年在位)又下令焚毁了罗马图书馆的大部馆藏,还说什么“不学无术是信仰虔诚之     

沙俄在远东的扩张与日俄战争

17世纪中叶,俄罗斯人越过乌拉尔山开始向远东扩张,1639年到达鄂霍次克海岸,18世纪末在阿拉斯加实行殖民统治.经过两个多世纪的侵略扩张,建立了横跨欧、亚、美三大洲的庞大帝国.19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取代了商品输出.为争夺原料产地、销售市场,拓展殖民领地,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1904年爆发的以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为目标的日俄战争是普法战争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远东爆发的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这是一场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战争,决非是某些前苏联学者所描绘的“不是1914年大战那样的真正的帝国主义战争,正如巴黎公社和我国(俄国)1905年革命,是属于介乎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过渡类型的革命.”     

认同与排拒--近代转型期的上海、天津城市文化

19世纪中叶,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南北方位,同时崛起两座近代化的大都市。一座是有着“东方巴黎”美誉的上海;一座是被称为“中国北方经济中心”的天津。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论及世界大都市时曾精辟地指出:“世界上大都市的兴起,主要依靠两个因素:一个大帝国或政治单位,将其行     

近代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管窥

古代日本曾学习和吸收中国的先进文化,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近代以来,它又吸收西方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得以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行列。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它并非“全盘西化”,而大体能够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有选择地予以吸收,而且仍注意继续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使两者协调、融合、并行不悖。一回顾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的德川时代(亦称江户时代,1603——1867),日本虽然长期推行“锁国”政策,但仍以长崎为窗口,同中国、荷兰开展贸易活动,使外来文化不断传入。具体来说,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①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势力如葡萄牙、西     

翻译态度与学术创新——谈《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人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一书部分篇章的翻译及相关问题

200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曹天生,张琨等译的《19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人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填补了19世纪中俄文化关系史研究的空白。我阅读了该书的部分篇章,发现“翻译态度”有问题。而且,阅其序,顺藤摸瓜,发现主编者还存在“学术创新”的问题。     

世界汉学研究不可多得的译著——介绍中译《19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人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

2004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安徽财经大学曹天生教授主编,张琨、何英玉、王滢波等人翻译的《19世纪中叶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人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以下简称《论著》)一书。该书50万字,大32开本。作为中华书局“世界汉学论丛”丛书中之一种,该译著有其丰富的学术价值,该译著从搜集资料、翻译到出版,历时8年。该书的编译,始于曹天生教授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王茂荫的研究。马克思之所以提到王茂荫,依据的是当时德国学者译自俄国学者的材料。而俄国学者的译文材料则是从当时的清朝政府搜集到后翻译的。为了查到俄译原文材…     

《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及其遗产

俄罗斯和乌克兰同属东斯拉夫民族,曾共同生活在古基辅罗斯国家,13世纪蒙古大军的西征使俄罗斯和乌克兰走上了不同发展道路.1654年,俄鸟签署《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乌克兰并入俄罗斯帝国版图.自乌克兰归顺俄国之日起,沙皇政府一直试图取消乌克兰自治制度.经过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乌克兰自治制度基本消亡,《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成为历史遗产.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递进轨迹与转型机理

21世纪的中国文化创新不再是少数人的“呐喊”与“彷徨” ,而是政府与大众的共识和共鸣 ;在历经百余年的苦苦求索和困惑之后 ,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追求 ,将使文明古国更具明确的目的性和更富有理性 ,并可望在 2 1世纪中叶成功地走向人类文明的前沿     

别尔嘉耶夫论新基督教意识

俄罗斯民族于988年从拜占庭帝国引进了东正教,这时的基督教世界已经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天主教以罗马为中心,东正教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1054年,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正式分裂,俄罗斯属于东正教世界。1453年,拜占庭帝国被士耳其人灭亡,东正教的中心转移到俄罗斯,莫斯科成了继罗马和拜占庭(第二罗马)后的“第三罗马”,因为俄罗斯人以为,莫斯科不仅是东正教的中心,而且是基督教的中心。从988年到拜占庭灭亡,俄罗斯东正教无论是体制上,还是思想意识上,一直受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控制。15世纪下半叶,俄罗斯人的宗教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但在这里并没有产…     

俄国民粹主义的资本主义观:一个历史的述评

民粹主义是落后国家普遍出现过的一种反资本主义现象,用恩格斯的话说,它“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是正确的”.俄国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经过了如下的历史逻辑过程:(1)19世纪中叶民粹派先驱和革命民粹派所主张的“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跨越论”;(2)1880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前期代表所谓的“资本主义行不通论”;(3)1890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后期所谓的“俄国资本主义没有前途论”.19世纪末,普列汉诺夫与早期列宁主要批判了民粹主义“经济学上错误的”方面;而1905年革命之后,列宁则肯定了民粹派“世界历史上正确的”方面.     

梁武帝与“水陆缘起”

<正> 在中国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皇帝,有纵情声色犬马的,有励精图治、大有作为的,有谨慎守成、勤于政务的,有平庸无所作为的。而“以佛化治国”以至“怪僻”到一再跑到佛寺里舍身为奴的,却只有一个,这就是南朝梁武帝萧衍(公元464——549年)。他是南朝梁代的创立者(公元502——549年在位),如果将他正式称帝前实际已操纵前朝齐政权的时间算     

多元文论话语中的韦勒克批评理论--评支宇著《文学批评的批评--韦勒克文学理论研究》

雷纳·韦勒克(Ren啨Wellek,1903—1995年)是20世纪世界文学界最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比较文学家之一。我国自80年代初译介其《文学理论》等著作后,他对中国近20年来的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但是,对这位20世纪重要的批评理论家,我国学术界的研究还很不够。人们往往热衷于引证或转述韦勒克的某些新颖而重要的论点,很少全面地对其文论体系进行整体的把握。由于缺乏对其理论体系的整体把握,学术界在引证韦勒克论著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误读”和“误引”。这些“误读”或“误引”不仅抹杀了韦勒克独特的文论观点,而…     

关于民主与科学问题的若干思考

(一)1、今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七十年来,中国社会已经无可否认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世界的变化则更使人惊心动魄.但是,另一个同样不可否认的事实则是,七十年前中国思想界树起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今天仍正是一个需要人们竭力呼唤的目标而远不是一个不再引人瞩目的当然现实.与此相应的是,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仍然在警告国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国政治首脑更是适时地清醒地提出了中国人的“球籍”问题。近十年来,深沉的忧患意识已     

读王安石的《上时政疏》

王安石(公元一○二一——一○八六年),字介甫,江西临州人,是北宋时期一位具有法家思想的进步政治家。北宋仁宗(公元一○二三——一○六三年在位)时,他从地方官被逐步提拔到中央机关,便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积极宣传改革。宋神宗(公元一○六八——一○八五年在位)上台以后,又先后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和宰相。在他执政期间,积极推行变法运动,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展开了尊法反儒的斗爭,把长期进行的儒法论爭推向一个新阶段。王安石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衰落     

清康熙朝治吏养廉事略

康熙一朝是满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初最重要的历史时期.康熙帝雄才大略,在位六十余年,安民心,清吏治,“一心运筹,”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政治远见的廉政措施,建立起一套颇见成效的治吏养廉的法律机制,促成和加强了清王朝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统治。     

从“西方化”到“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国家发展道路选择与确立的世纪历程

20世纪中国人寻求国家发展道路的历程浓缩着西方国家三四百年的历史。“五四”一代面对着苦难深重的中国社会 ,以为“西方化”是世界之潮流 ,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毛泽东“社会主义 工业化”的构想和实践终结了晚清以来的体用之争 ,但毛泽东后来对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的特别强调 ,又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和灾难 ,毛泽东后期的“四个现代化”理想还较多地停留在技术、物质的层面上。邓小平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 ,把精神文明纳入到现代化的内容中 ,勾勒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国家发展理论趋于成熟。处于后现代化世界背景下的中国 ,在 2 1世纪则应当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既要重视经济增长 ,又要不忽略人的生产和环境的生产 ,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以达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