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道义与消极——论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乌托邦诉求表现为对理想社会的怀想，同时意味着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情绪。国家主义乌托邦具有强大的道义感召力，而个人主义乌托邦作为人性的自然权利具有消极的一面。在非常时期，国家主义乌托邦与个人主义乌托邦之间的冲突会造成人存在的困境。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作为文革时代社会精神分析的文本，表现了个人主义乌托邦诉求对于道义强制的反抗与消解，并揭示了道义乌托邦的虚妄以及对人性的扭曲。     

乌托邦:道义与消极——论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乌托邦诉求表现为对理想社会的怀想,同时意味着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情绪。国家主义乌托邦具有强大的道义感召力,而个人主义乌托邦作为人性的自然权利具有消极的一面。在非常时期,国家主义乌托邦与个人主义乌托邦之间的冲突会造成人存在的困境。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作为文革时代社会精神分析的文本,表现了个人主义乌托邦诉求对于道义强制的反抗与消解,并揭示了道义乌托邦的虚妄以及对人性的扭曲。     

论《水浒传》中的“乌托邦”叙事

乌托邦叙事是乌托邦思想对文学创作形成重大影响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存在着乌托邦文化的源泉,并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水浒传》作为一部最能表现乌托邦思想的小说,它的乌托邦叙事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乌托邦观念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存在状况。     

女性主义的乌托邦——论乔安娜·拉斯的《改变之时》

<改变之时>是美国当代著名科幻小说家乔安娜·拉斯的代表作之一.作品通过打造一个未来世界的女性主义乌托邦,颠覆了关于世界构成的传统观念,瓦解了男女两性的二元对立,反思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发展在带来巨大物质享受的同时,对人类未来生存状态会产生何种影响.     

格拉斯《剥洋葱》的文本真实性与历史真实性

自传长期以来地位难定,它属历史还是文学?是写实还是可以虚构?对这些问题理论界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对后现代派理论家来说,自传不是一个分割的体裁,自传与虚构、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了。德国文学巨匠、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的自传作品《剥洋葱》是后现代派语境中一个典型例子。这部自传是文学还是历史?是虚构还是事实?文本具有哪些后现代自传的特征?论文通过剖析文本试图对这些问题予以解答。     

生命体验的相通——比较《亚当夏娃日记》与《伤逝》

《亚当夏娃日记》与《伤逝》显现了马克.吐温与鲁迅生命体验的相通。二者在人物的启蒙关系维度、爱情与生存的主题维度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二者相似的原因亦源于作者的类似的生命体验。     

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战争观流变及其内在逻辑——基于对《大同书》与《乌托邦》的对比考察

作为西方与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乌托邦》与《大同书》对战争的提及并非巧合,莫尔和康有为先后于近代世界历史的浪潮中目睹全新“他者”的浮现以及“他者”与“自我”的矛盾,在现实的触动下深入反思乌托邦思想体系中“乌托邦”与“非乌托邦”之间的空间矛盾。二人都希望消除战争,但是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展现出空想社会主义战争观的思想演进。《乌托邦》体现出莫尔对扩张者的规劝,其希望实现小邦善治,但这一思想在世界历史的浪潮中显得缺乏实践性;《大同书》则希望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国界区隔会逐渐消融,各国可以实现联合,走上“大同”的道路。这一战争观流变不仅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体现,更是世界历史发展历程的折射,是现实世界中资本主导的“时间消灭空间”的历史进程在思想上的反映。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未能看到消除战争的现实力量,未能对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趋势做出完整评价,但仍可以启发今人批判性地看待资本的力量,为维护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启示。     

《神曲》：诗性的乌托邦

《神曲》以隐寓的方式，指出人类怎样从迷惘和错误中经过苦难和考验，达到真理和至善的境界。诗人提出的道德救赎和精神救赎实际上是诗性的乌托邦。     

未完成的自我与没有所指的乌托邦——论徐则臣《夜火车》中的理想主义叙事

理想主义叙事贯穿在徐则臣的小说创作中,长篇小说《夜火车》是讨论徐则臣小说中的理想主义叙事时绕不过去的作品。陈木年这一理想主义人物并没有彻底地完成自我。陈木年的三个人生镜像,揭示了徐则臣早期小说中理想主义叙事的局限性;徐则臣只有克服和超越《夜火车》中的理想主义叙事模式,他所念兹在兹的理想主义才能产生落地感。     

论《狂人日记》的时间形式与现代性意义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一篇关于时间的文化寓言,时间与空间的交互式结构使文本获得一种立体的横向延伸和纵向衍射的时间形式意义,以“现在时间”为核心,“过去时间”、“将来时间”为参照的时间场域与文本所生成的意义结构联系在一起,共同参与和介入个人时间的觉醒,这种主观时间的绽出与确信具有现代品质,其现代性意义是不容忽略的。     

论孙玉石的《〈野草〉研究》及《重释》

孙玉石的《〈野草〉研究》 ,是作为鲁迅学一个分支的《野草》学正式形成的标志。其最为明显的特点是系统性 ,使《野草》研究从单篇的解析、专题性的论析 ,迈向了体系化的系统研究。第二个突出特点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理研究 ,反对从主观臆想出发的逞意判断和任意发挥。第三个突出特点是善于以美学的眼光审视《野草》 ,以诗学的思维方式研究这部散文诗。系统性、历史的和美学的眼光这三个特点聚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全书的重心 :《〈野草〉的艺术探源》。而他最近出版的《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 ,又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本《野草》解释性读本 ,与《〈野草〉研究》一起 ,合为孙氏《野草》学著作的双璧。为鲁迅学以及《野草》学的发展开拓出了一条正路 ,树立了一个范式。     

试论生态主义的乌托邦特性及意义

生态主义是现代西方生态环境运动中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以现代生态学为依据,把道德价值建立在生态系统上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生态主义作为一种反主流的意识文化,在探寻人与地球生态道德关系的新思维和新观点时,也蕴藏着乌托邦式的臆想。正是这些乌托邦特性充分展现了人类可贵的超越精神,激发新的激情和多维视角,导引人们去破解生态伦理困境,拓展其新境域。     

教育:必要的乌托邦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教育需要乌托邦精神,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是社会变革的阿基米德点,或大或小的内部变化都将会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子机构中;认清必要的乌托邦中教育可能存在的问题,才能保证教育朝着健康、有益、良性的方向发展。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论中西交往中中国作为他者的形象建构

在异国形象建构中往往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即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以形象研究的基本方法论为基础,通过对异国形象构建过程中常见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倾向进行本质的分析和研究,可以发现意识形态式的形象和乌托邦式的形象本身就只是一种社会想像,是一种关于他者的文化表述。其只是反映了形象建构者的文化心理,而这种文化心理归根到底还是形成于利己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在中西交往过程中,西方人塑造了大量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通过对西方构建的中国形象以及构建过程背后的心态进行剖析,我们也可以发现和论证这两种倾向的文化利己主义特点。     

《狂人日记》的另一种读法

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不仅在内容上体现了反封建伦理的时代要求,而且在形式上第一次觉悟到封建伦理的潜在制约,因而改变了传统的叙事者、人物、作者的关系,建立了一种内在论争式、对话式的叙事伦理秩序,这是现代性伦理的形式体现。     

论《狂人日记》的文化心态

《狂人日记》中蕴涵着孤独、多疑、被迫害、觉醒等多种性格特征与生命体验,所有这些都是鲁迅独特性格和切身体验的“变形记”,因此,要想全面这篇把握作品,就必须从鲁迅的内心世界出发,突破仅用再现理论研究其社会历史内涵的樊篱。     

新时期以来的《狂人日记》研究述评

新时期以来的《狂人日记》研究大致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即：思想意蕴的全面开拓、狂人形象的百家争鸣,艺术表达的异彩纷呈。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探讨作者与读者面对同一文本而表现出的认识上的参差与龃龉,将会为《狂人日记》以后的研究开辟一个新的领域。     

"罪"与"罚"的彰显——论《但泽三部曲·铁皮鼓》的象征意象

德国当代小说家君特.格拉斯于1999年获得了20世纪最后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文学院在世纪末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君特·格拉斯也许只是巧合,但我认为实有其深意。因为他的创作记录了整整一个世纪人类命运的沧桑变换,为德国乃至整个世界作了一次世纪末的陈词,它既是德意志     

《狂人日记》与文化批判

文章认为,《狂人日记》是鲁迅先生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全面考察的一个结论,也是他大半生人生经历的一个痛苦结晶。小说既呈现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时代主题,又呈现了个人的发现和灵魂的自我拷问这一“个人主题”,并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出色地完成了他的文化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