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参天可汗道设立时间考

唐代为了加强和回纥的联系设立了参天可汗道,其设立的时间应在设立瀚海都督府后,故应设立于贞观二十一年。而《资治通鉴》所载在＂永徽元年＂设立瀚海都督府则可能是记载错误。所载＂龙朔三年改日瀚海都督府＂,应是＂瀚海都护府＂之误。     

铁勒与突厥的关系及铁勒是否可以被称作民族的问题

公元六世纪中叶至八世纪中叶,铁勒与突厥都作为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在我国隋唐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铁勒在北朝历史上称敕勒,亦称高车;《通典·铁勒》、《新唐书·回鹘上》皆言铁勒为敕勒之“言讹”,北朝之敕勒、高车即隋唐之铁勒是很明显的。在北朝时期,敕勒(高车)为柔然汗国(公元402—502)统治下的人口众多的被压迫民族,柔然汗国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是敕勒(高车)诸部人民英勇斗争的结果。公元552年,居于“金山之阳”、并     

贞观四年的突厥羁縻州

突厥官职中,设因领兵而独树一帜,致使唐朝于贞观四年为突厥设置羁縻州时,就依据颉利可汗、突利可汗、沙钵罗设苏尼失等三大突厥势力的范围而划定行政区划。传世碑文、史料均明确记载顺州、祐州、化州、长州、北开州、北抚州、北宁州、北安州等都督府是同时并置的。颉利可汗曾于大利城置牙,后来的定襄都督府的治所就治于大利城。云中都督府治于云中故城。贞观十三年,定襄、云中二府并废。十七年,两府复置于灵、夏地界。     

唐代漠北铁勒诸部居地考

对于唐代漠北铁勒诸部居地学界分歧较大,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史料匮乏和对切入点的看法不同。对汉籍史料进行详细辨别,从而对漠北铁勒诸部居地作较为系统的考察。铁勒诸部是游牧部落,其居地不像中原定居民族那样有较稳定的界限。所以,考证铁勒诸部居地时不能把某个部落始终不变地定位于某地,也不能在过于狭小的空间里进行考虑。考证铁勒诸部居地只能围绕某个地理坐标指出其大致活动范围,而不能具体明确地指出其界限。     

隋唐时期北方民族与中原的关系

公元五世纪末六世纪初,通过隋唐两朝对于漠北地区的经略,尤其唐朝进一步完善了对于这一地区的管辖机构,这里的突厥、薛延陀、回纥、黠戛斯、拔野古、骨利干等族与中原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突厥是铁勒系统的一个部落。隋唐时期分为东、西两部,以阿尔泰山为界,西突厥占据中亚一带,东突厥占据贝加尔湖地区和北蒙古地区。隋为巩固和发展统一事业,乃于开皇三     

唐昆陵、濛池都护府设置时间辨析

唐显庆二年（657年），唐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普之乱后，随即在西突厥旧地分别组建了昆陵和该地都护府，隶安西大都护府。这一事件显然有其重要历史意义。然其设置的时间却因史料记载的矛盾而说法不一。找以为有必要再提出一些商讨性意见。关于昆陵、谦池二都护府的设立时间，《旧唐书·地理志》“安西大都护府”条的记载应该说是相当明确的，其称：“显庆二年十一月，苏定方平贺鲁，分其地置稼地、昆陵二都护府，分其种落，列置州县，于是西尽波斯国，皆隶安西都护府”。然这一设置时间，显与苏定方率伊犁道军破贺普的史实和背景有矛盾，故…     

唐代辽东若干地名考释

唐代辽东地区属安东都护府管辖。对该都护府置废的原委,府治的迁徙等,国内外的前人都已有专论,其中金毓黻在《东北通史》卷四安东都护府一节作过系统叙述。安东都护府所属府州,《旧唐书·地理志》二载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新唐书·地理志》三所载数目相同。所不同的,《新唐书·地理志》七除谱列九都督府名之外,另有十四州地名,虽于四十二州仅存少数,较旧书所载又稍为详明。这些府州大体都在鸭绿以北。另外,文献记载还有一些别的地名。为了研究唐代辽东历史地理,谨作若干新定地名考释。     

突厥碑铭所见黠戛斯与突厥、回鹘关系考

黠戛斯是唐代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古突厥文碑铭中写做qirqiz.由于汉文文献记载黠戛斯的资料很少而且零散,对黠戛斯与突厥、回鹘的关系问题仅有很少的反映.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蒙古高原发现了数量不少的古突厥文碑铭,是研究突厥汗国、漠北回鹘汗国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黠戛斯历史的重要史料.在突厥碑铭中,清楚地记录了突厥、回鹘对黠戛斯的数次征讨,填补了汉文史书记载的不足.通过对这些碑铭的解读,可以清晰地了解黠戛斯与突厥、回鹘闻的复杂关系,看出突厥、回鹘文明对黠戛斯历史文化的影响.     

突厥初世史探幽(下)

四突厥的社会制度和国家组织突厥汗国的建立使漠北、西域的社会政治面貌为之一新。这个汗国本质上是铁勒化的塞人所建立的,又继承和发展了古匈奴、柔然等漠北古国行政建置中若干精华,形成了一种融贯东西的崭新骑马民族文化。(一)社会制度突厥共同体是一个建立在父系大家长私有制基础上的游牧奴隶制社会,这种社会具有以下特征。首先,畜牧业是全部经济生活的主要支柱。史载“其俗畜牧为事,随逐水草、不恒厥处,穹庐毡帐,被发左衽,食肉饮酪,身衣裘褐”(41)“种类资给,惟籍水草”(42)举凡衣、食、住、行,生活所需,无不取给予牲畜。其中尤以羊、马为主,余则     

匈奴呼韩邪单于朝汉路线再探

关于匈奴呼韩邪单于在甘露三年前往甘泉宫朝觐汉宣帝之路线问题,学界普遍认为是从五原郡向南沿着直道而来。呼韩邪单于若走直道,所经过之郡不满文献所载的途经7郡之数。直道与秦汉王朝北边国防体系之建设密切相关,从宣帝君臣谨慎的行为而言,不可能让其行走直道。呼韩邪单于朝汉之行成为汉廷处理此类外交事务所遵循的“汉家故事”,后来段会宗、班伯因匈奴单于来朝而任职雁门、定襄,所以呼韩邪单于路过之郡依次是五原、云中、定襄、雁门、太原、河东、左冯翊。     

隋初幽州防御形势试探

隋初,突厥乘王朝立足未稳之际,对边境屡屡构成威胁。幽州作为东北边镇,受到臣服于突厥的东北诸族以及亡齐营州刺史高保宁势力的威胁。隋王朝通过增强幽州的军事防御以及对突厥采取分化瓦解的战略,有效抗击了突厥对幽州的进犯,保障了东北边境的安定。     

魏晋军权分配与管理成效刍议

军队和军权是政权的基石。如何合理地管理军队和分配军权 ,是一个政权能否稳定的关键。魏晋两朝的军事领导体制大致相同 ,但两个政权的成败走向却迥然有别 ,这与两朝在相同的军事领导体制下对军队和军权采取不同的管理分配方式有关。魏政权行都督之制授权地方 ,建军司作有力监督 ,置中军居中威慑 ,从而保证了中央集权和朝政的稳定。西晋政权以都督授宗王 ,以封地就督区 ,罢州兵 ,弱中军 ,从而使刚刚取得统一的政权不久而亡     

元代河南散曲创作

元代河南籍散曲家共10人,现存散曲作品247首。10位曲作家中,王恽、薛昂夫、滕斌等人的作品更显文采,姚燧、钟嗣成等人的作品更见本色。王恽、姚燧、薛昂夫、钟嗣成四家传世作品较多,在散曲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位置,可称名家。其余诸家传世作品虽不多,但亦有可观。     

鬼方种族考

鬼方是殷商至西周时的一个强大方国。关于它的地望及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等问题，经过多年的探讨，大多已有定论。唯鬼方的种族问题，少有人提及。笔者经多方考析，大胆立论，提出鬼方及其后裔赤狄是印欧人种的观点，以期推动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史和山西古代史的深入研究。     

论纪昀对《二冯先生评阅才调集》的“删”与“正”

《才调集》是后蜀韦縠编定的一部大型诗歌总集,收诗一千首,是现存唐人选唐诗选集中数量最多的。在清代,此集盛行,评注本众多,其中冯舒、冯班评点本影响很大,纪昀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删正。在对比二者所有评点过程中可以发现:从"删"诗上看,纪昀重诗的"质""兴象""自然",又不排斥"调响秾丽";从"正"二冯的评点上看,纪昀对江西、西昆两派基本持"折中"的态度,主张应相容并蓄,博采各家之长。     

秦浙江郡考

历来论秦郡的论著从未提及浙江郡。秦灭楚所设会稽郡,南界浙江。到秦统一全国的公元前221年,浙江水以南的广大区域,尚未纳入秦帝国的版图。《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所载:陈婴"定豫章、浙江,都浙,[定]自立为王壮息";陈贺"定会稽、浙江、湖阳,侯",两处"浙江"不能读作水名,应该都是行政区域。虽然《年表》所叙之事在秦亡之后,但秦楚之际连续几年的混战中,不可能对秦的行政区划有所更动。现存秦代印玺中的"都水"印,如"东晦都水"、"齐都水印"、"琅邪都水"、"长沙都水",均为郡一级行政官员印玺,"浙江都水"自也不应例外。上海博物馆藏秦玺印"浙江都水"也可证浙江为一级行政区划。秦浙江郡东濒海,与会稽郡、鄣郡(故鄣郡)、九江郡(庐江郡、豫章郡)、闽中郡相接。     

关于光绪帝死因的思考与献疑

关于光绪帝的死因,一直是传言纷纷,为清代历史上的一大疑案。有人认为光绪帝是因病正常死亡,有的人则认为光绪帝为他人谋害致死。钟里满等专家,利用现代精密仪器,对光绪帝头发上的砷（即砒霜）含量进行测定后认为,光绪帝死于“急性胃肠型砒霜中毒”,学界多数人的认识为之一变。“光绪因病正常死亡说”,史料依据翔实充分,其结论本应是可信的,但由于这一历史问题的特殊复杂性,因而又具有诸多的不可信性;而“光绪帝为人谋害砒霜中毒说”,可能已经非常接近、甚至即是客观事实了。但在有些问题尚未得到解释说明以前,即认定光绪帝确为他人谋害,死于砒霜中毒,尚为时过早。“光绪帝为人谋害砒霜中毒说,”是极其重要的学术结论,但还不是学术定论。     

康熙“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辨

康熙自言"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在语境上表现出"满蒙一体"的融合局面,这句话也往往成为研究者高度赞扬清廷对蒙古怀柔政策的佐证,认为"以蒙古为长城"是18世纪清政府重要的战略方针之一。事实上,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并没有消失,康乾时期清廷在长城沿线重要关口均驻有重兵,且清朝之所以能够"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离开了对叛乱和离心倾向的镇压,离开了在内外蒙古设置的军府,仅仅靠所谓"施恩",是不可能实现的。     

幕阜天岳伏羲氏之陵考辨

伏羲与太昊是两个人而非一人。两人出生地不同,世次关系不同,部落图腾不同,姓氏不同,在远古氏族部落中对社会的贡献也不同。在先秦史料中,言太昊则不言伏羲,言伏羲则不言太昊。在可读史料中,最早将太昊与伏羲称为一体的是西汉末年刘歆的《世经》。河南淮阳的太昊伏羲氏陵墓实属太昊之墓。而根据史料查实和地下文物印证以及湖南楚文化与民风民俗的论证,湖南平江天岳幕阜山应是伏羲氏之陵,其下有“皇坛”,有四十八灯,四十八柱供奉着手捧八卦的伏羲神像．且历朝多遣官致祭。相传幕阜天岳,舜帝所封,即为《禹贡》之东陵,楚国之东祠,与《史书》记载伏羲去世“崩葬南郡”地望完全吻合。     

论商族早期社会形态的演进历程

夏代之时,商族在迁徙过程中,其整个社会形态、氏族组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母系向父系、由父系向部落联盟的军事民主制,最终向原始的国家雏形过渡、变迁。对于商族而言,其始祖契时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阶段,王亥王恒时期已是典型的军事民主制时期,而大约在上甲时期商族已初具国家形态的雏形。商族国家的形成之路,颇有些与后世那种周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模式相似,或者可以说有些像是征服者日耳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