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教育哲学简论

戴震是我国18世纪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教育家.他在教育哲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提出并践行了实事求是、存疑求真、淹博精审、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这些,迄今仍颇具借鉴意义.     

戴震“西学中源”思想探讨

西学东渐之时,清代学者对待西学的态度不一。戴震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有为"思想和大一统观念,在对待西学问题上,更是有着"天朝大国"的优越感。他凭借自己扎实的考证功力,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促进了"西学中源"说的发展和成熟。戴震虽然坚持"西学中源"说,但对西学并不鄙视和排斥,他的"西学中源"观因此比前人更为具体和实在。戴震以中学为标准来检验西学源流,未能以理性思维来审视和评判文化传播的相互影响和交流,使人们难以真正认识西方文化的精华,从而导致中学的夜郎自大,其狭隘偏颇的保守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文化本位观及其西学来源于中土的实证结果,当时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消除国人对西学的戒心与排斥,有利于西学的传播。     

戴震新义理学的发生与建构——兼论其与荀学的关涉

戴震虽以考据名世,然其最为看重,同时对清学影响最为深远者却是他的新义理学.其缘起于惠栋"经之义存乎训"的思想启迪,进而发展出由词明理、以训诂考据通达义理的方法论原则,并运乎此法,对程朱理学入室操戈,重构理学的思想体系,复而化方法为信仰,以德性必赖智性,重振了以荀学为代表的儒家智识传统.可以说吴派催成了戴震的思想转型,而戴震又校正了吴派对宋学取舍的分裂情状,并在吴派否定宋学的形上义理后,又建构了朴学的新义理学.具体表现为阴阳气化的天道观,血气心知的人性论,积学尚礼的工夫论.这一建构在儒家内部以荀学为方法,在思想外部又是有清以来社会文化的产物.戴震新义理学的形成,与清代荀学复兴、礼学崛起彼此关涉,互相同构进而同步共振,它们共同融汇成了清代思想史上的智识传统.     

戴震与江永

本文据早于段著《东原年谱》的文献资料，确证戴震与江永首次相见不是在乾隆七年，而是在乾隆十八年。他们二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师弟关系，而是师友之交。戴震于学术观点、治学方法及最终治学目的等方面，皆不同于江永，而表现出近代气息。     

戴震的人性哲学及其启蒙意义

戴震是著名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不仅对"宋儒以理杀人"提出控诉,而且通过对理欲关系的重新诠释为宋明理学推崇的天理祛魅,借此解构理学"以理杀人"。具体地说,他从气化流行入手揭示人性的基本内容,强调天理存在于人欲之中;在肯定人欲正当性、合理性的基础上,呼吁遂欲达情。作为戴震人性哲学的核心命题,"理者存乎欲者也"对理欲关系进行了重新解读,具有鲜明的启蒙意义和价值。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创新性哲学诠释

戴震诠释《孟子》而成的《孟子字义疏证》 ,以“志存闻道”为治学宗旨 ,以程朱理学为理论基源 ,以社会变迁为时代起因 ,属意于理气心性的本体论创新和格物致知的方法论创新。在中国诠释史和哲学发展史中 ,具有终结封建 ,启蒙近代的特殊历史地位     

哲学,还是学问:戴震儒学思想的价值取向和旨归

辨明儒学的性质和旨归,是戴震从事儒学经典诠释工作的主要动机和目的。儒学是修己安人、经世致用的学问,而不是追求思维精致、理论完备的哲学;儒家学者的使命是揭明真理和实现真理,而不是追求真理和占有真理;儒学的价值在于学以致用、国治民安,而不在于个人的道德完善和思想理论体系的完全自足。戴震关于儒学性质和旨归的辨析,对于准确理解和完整把握儒学以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和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戴震经学研究的人文关怀

戴震的经学研究以先秦儒家的论述力驳朱熹的心性之学 ,肯定情和欲的合理性 ,力矫宋代理学与清前期的主流意识之谬 ,为推进当时思想的发展作出贡献。他的学术研究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和独特的学术个性。     

戴震的文学成就初探

关于乾嘉考据学皖派领袖戴震 ,文学家对其贬抑颇多。笔者认为 ,戴震主张“义理、考核、文章”的统一及“道本艺末”的观点 ,实际上就是唐代古文运动“文道合一”思想在清代的继承和发展。其理论与实践的成就与“桐城派”古文大家相比 ,也毫不逊色。     

章学诚与戴震之间学术思想影响述议

本文对于余英时先生关于章学诚在治学过程中受戴震影响一说,根据有关史料进行梳理辨析,认为章学诚对于戴震的学术旨趣既有相许之处,更有相异之见,而其取舍标准,则在于章氏一贯的学术旨趣主张。章学诚通过与戴震的两度相晤,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独特的治学道路。     

戴震与朱熹之分歧的学理辨析

时下学界批评戴震而为朱熹辩护的观点值得质疑,从学理上看,戴震学说与朱熹理学有着根本分歧。朱熹把皇权专制社会的统治秩序神化为先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的精神本体,构建了一套以先验的“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并以此来规范现实世界和现实的人性;戴震则从社会发展和人性发展的内在要求来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向往建立一个“人人欲得遂,情得达”的真正道德之盛的理想社会。这种分歧贯穿于两种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     

钱载与戴震交恶之缘起

就戴震进四库馆后与钱载发生激烈争执一事,追溯钱戴争执的缘起,在乾隆三十一、二年,戴震曾因议论朱彝尊《经义考》而招致钱载极大不满。馆中的争执,不是双方交恶的开始,而是交恶的持续和总爆发。从中可见戴震在治学方向上的自觉及考据学的高涨所引起的社会反映,同时也能看到朱彝尊在乾隆年间北京学人中的显著影响。     

戴震对理学的批判改造

戴震是我国 18世纪的著名学者和杰出的思想家。戴氏之学 ,博通经史 ,融贯汉宋 ,为乾嘉之际学术重镇 ,不仅在文字、音韵、经史、考据、天文、算学诸方面有专精造诣 ,而且对宋明性理之学有独到的批判诠释。他对“理”范畴的新诠释 ,对理学先验论的批判 ,对理欲之辨的新见解 ,对程朱“借阶”佛老思想的揭示 ,具有反封建启蒙意义。在只有学者而没有哲学家的乾嘉时代 ,尤为可贵。     

戴震对知识与道德关系的新诠释

知识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向来是儒学的主题之一.在原始儒家那里,二者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知识如何服务于道德,知识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在理学中,道问学总是服务于尊德性这一目标.由于脱离了知识从而失去了真理的内容,道德很容易降低为个人的意见.戴震认为,道德必须在认识论中才能取得它的可靠性和合法地位,否则必然导致独断论,还可能被权势利用,成为杀人的借口.他以道德知识化、知识道德化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力图在此基础上实现仁与智的统一.     

戴震的理欲观探析

戴震以人性论为基础提出了他的理欲观,与程朱相比,他既看到理和欲的统一性,又看到理和欲的矛盾性,提出了对立统一的理欲观和人性择善论的思想。这不仅在新安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近代思想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论凌廷堪与西学

在清代天文历算学史上,凌廷堪是一位较为特殊的人物。他在此领域的成就并不算太大,却与焦循、李锐一起享有"谈天三友"的美誉;他是继江永之后,唯一敢于反对"西学中源"说的学者;他的历算学成就及其对待西学的态度,反映了清代众多学者在汉学与西学关系上的艰难应对,以及传统学者在中西文化碰撞时期所展示的学术精神与品格。     

苏联哲学与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

近代中国接受的是苏式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哲学。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哲学经毛泽东等人的阐释逐渐“中国化”并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它是一种实践性与通俗化更为显明,既有教条与政治化倾向,也有实事求是之精神,并注入了民粹主义(或民本主义)、儒家哲学等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带有苏式与中式双重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再评价——从18世纪社会史出发的考察

以往在对戴震哲学进行思想史评价时常将其与近代思潮相关联,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做法。由于近代思潮与之前的儒学思潮存在一种断裂,这种思想史的评定方法缺乏合法性。实际上应当将戴震哲学置于儒学的自然进程中加以考察。18世纪的中国社会尚未受到西方入侵而处于自在自为的发展状态,作为其有机成分的儒学亦处于立足自身发展逻辑的自然进程中,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从18世纪的社会史出发考察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是更为合理的路径。18世纪中国商贸的发展造就了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市民社会,催生了一个世俗化浪潮。戴震哲学是这一浪潮的代表,表达了市民阶层的诉求和心声。戴震哲学因而可以被视为一种市民儒学,是对以往的政治儒学和精英儒学自下而上的反动。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也就在于其第一次使儒学获得了一种"民间"身份,这在儒学发展史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戴震的理欲观

戴震的理欲观,不仅在新安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古代思想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戴震在批判程朱理学理欲观时,既看到理和欲的统一性,又看到理和欲的矛盾性,提出了对立统一的理欲观。为了进一步完善他的理欲观,他在理欲观的理论基础人性论的问题上,极力与程朱理学划清界线,提出了人性择善论的思想。戴震之所以要推翻程朱理学的理欲观,重新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理欲观,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政治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