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与创新之作——读《明清易代史独见》

<正> 明清之际的历史向来为史家所关注,在李自成的农民军、明王朝势力及新兴的满族势力三方角逐中,为什么最终会导致以清兵入关统一全国为终结呢?是历史的必然还是纯属偶然?古往今来不少学者皆陈己见,力求能将这一复杂的转变解释得清楚些.陈生玺先生倾十余年之心血研究明清易代史,硕果累累,他的力著《明清易代史独见》最近已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独辟蹊径,立论新颖,史料详尽,论证充分,对于明清易代提出了一系列新颖而又令人信服的观点,在某些问题上可谓盖棺之论.笔者读后,掩卷而思,意犹未尽,遂草此文,将所感述之一二.     

简论实学思潮对明清野史的影响

基于学术理念与文化精神的一致,明清时期的实学思潮与这一时期的史学呈现出相辅相成的互动态势.本文以该时期野史稗乘的极度繁盛为主线,围绕着史家主体意识的强化、“求真”与“致用”的张力维度、史家视野的扩张等方面,简要讨论了明清实学对野史繁盛的推动与规约.     

广搜博览论述严谨--《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简评

明清时期 ,太湖流域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对此研究一直较受经济史家的重视 ,其中陈学文先生是一位较有成就的学者。他的新作《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于２０００年１１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八五”社科国家重点课题的研究成果。全书３４万余字 ,主要从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商品市场的结构和网络、与商品经济发展相关的问题三个方面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太湖流域的地理范围 ,作者界定在苏、松、常、杭、嘉、湖六府。作者首先对太湖流域农产品的商品化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认…     

晚清新学书目的民族本位史学意识与政治诉求

晚清出现了一股编纂新学书目的高潮。它们通过提要、类序、自注等多种形式,评论晚清新学历史书籍,体现出浓厚的民族本位史学意识。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在批判世界史编纂的语境中争取中国史家的话语权;在对外国(主要是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中国史的批驳中进行国民爱国主义教育;著录、评论中国史家的新学历史撰述,反映出晚清史学的自我期许与学术自信。晚清学者身处内忧外患之中,在所撰写的新学书目中,通过对兴亡史和变法史的评论寄予了保国、强国的政治诉求。     

叙述与感悟:陈涉史传嬗变的现代启示

在传统语境下,陈涉该不该列入世家成为千年争议的学术话题.这涉及对陈涉的历史编纂与陈涉史观两个层面,主要有世家体例与司马迁支持陈涉列入世家的理由,陈涉降入列传以至视之为盗与班氏父子、刘知几等陈涉史观的变化,司马光编年体例及其陈涉史传的转变,还有延续到近代陈涉史观再次回到学术视野的重要领域等.陈涉史传的嬗变,说明了史家叙述与史家感悟之间的差异,展现了不同时代史家的处境及其探索实践的意义.     

西班牙天主教文献中的郑成功家族故事

17世纪西班牙天主教会曾经多次派遣传教士进入当时郑成功家族控制的东南沿海地区传教,尤其是方济各会士利安当、文度辣等人,更是深入郑氏家族内部,与郑氏家族重要成员有过直接接触,基本上可视为是同时代郑氏家族兴衰的见证人。他们在华传教期间,撰写了不少反映郑氏家族内外活动的书信报告,其内容涉及郑氏家族与马尼拉的早期关系、郑氏家族与澳门葡人之间的交往、郑氏家族经营安海的情况、郑成功的抗清活动等,内中不乏许多以往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透过这些弥足珍贵的西班牙文资料,有助于学术界深化郑氏家族史与明清易代史的研究。     

史学建构中文学化与科学化趋向平议——以史景迁的史著为例

"泛史料"意识下史料趋于文学化,这弥补了民史史料的缺乏甚至匮乏的现状,是伴随史家"眼光向下"的治史理念应运而生的。在强调科学化、规范化的严谨分析模式下,合理的历史想象、富于文学性的历史叙事方法之勃兴拓展了史学的传播和影响力。文学化叙述描写与科学化剖析解释本不冲突矛盾,更无优劣之分,均是史学构建过程的两个方面,史家因治史理念、侧重等不同各有选择,文史界限之存在自是必然,可言辞之使用则为共通,在维护史学本质的基础上或执其一端或兼融相通,都应被历史研究所包容,毕竟多元方可能造就生机。     

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中的叙事思想及其价值

哈斯宝评点《新译红楼梦》对"真/假"二元对立深层叙述结构的揭示,对"拉来推去"、"一语带过"等叙述笔法的探讨,以及用"史家臧否之法"来思考《新译红楼梦》不可靠叙述模式,蕴涵了丰富的叙事思想,是中国叙事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女性话语权的建构——以《慈悲》为例

美国现代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小说《慈悲》为读者呈现了美国殖民地初期女性叙述声音的魅力,文章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代表人物兰瑟关于叙述声音的理论,通过分析作品从叙述声音角度对女性话语权的建构,揭示建构女性话语权的重要意义,以期深入理解作品内涵。     

明清通俗小说与京杭大运河

明清通俗小说的发展、繁荣与京杭大运河有着至为重要的关系。明清通俗小说的创作主体主要是运河沿岸的文人与民间说唱艺人,运河岸边的文人投身小说创作是促成明清通俗小说走向文体成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对运河沿岸城市与市镇中商业生活等方面的关注促进了小说题材的拓展。运河岸边城市与市镇是明清通俗小说中故事发生或延展的首选之地;在明清通俗小说中,凡写到运河沿岸的城市,经常以介绍其实有名胜及人们熟知的典故作为叙述故事的开始,并经常有意识地去描写其最富盛名、最具代表性的名胜、景象及风俗。运河沿岸城市印刷业的发达和民间书坊的遍布对明清通俗小说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著名明清通俗小说的出版,和民间书坊的主动参与和推介有着直接的关系。     

两汉黄帝崇拜发微与黄帝形象的神人融通

两汉时期,黄帝的文治武功构成黄帝崇拜的重要内容,但由于认识的差异性,在炎黄之战和炎黄关系等问题上出现了诸多歧异认识,而且由于神学思潮回流和百家言黄帝传统的延展,黄帝崇拜进一步发展。由于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升华为世界观的高度,黄帝由传说中的古帝演化为天神,而成为祭天大礼中的祭祀对象。秦汉时期祭祀黄帝的制度化,使黄帝作为天帝之一受祭成为定制,尽管黄帝一度作为古帝和初祖享祀,但缺乏连续性和制度化。黄帝的人、神纠葛和融通,建基于世俗观念的神灵世界存在和生命另种形式延伸的普遍信仰之上。     

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策略与效用

清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是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也是明代以来诸多改土归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本文根据新近披露的边疆大吏奏疏和其他史料,探讨此次改流的原因、实现改流的策略以及改流产生的效用,对以往的一些观点亦提出商榷,同时总结清雍正朝施政的若干特点。     

论南北文化交融背景下的隋炀帝诗歌

隋朝的建立 ,加快了南北朝后期业已开始的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进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作为南北朝诗向唐诗演进的过渡性阶段 ,隋代的诗歌带有鲜明的南北诗风融合的倾向。其中以帝王之尊而为诗坛领袖的隋炀帝杨广的创作 ,更是南北诗风融合的典型。其人兼受南北两方文化精神的熏陶、濡染 ,其诗则兼有北方诗歌的贞刚质朴与南方诗歌的清绮纤丽。     

困厄中的挣扎:清朝中叶之后的马政

马政是满清立国的重要基石之一,曾一度辉煌,嘉、道以后走向没落。是传统政治、军事的最后辉煌造就了马政的最后兴盛,专制制度内在的机制性腐败促使马政和其他领域一起走向衰微,军事、交通、通讯技术的近代化则使马政在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中的地位迅速跌落。马政的兴衰决不仅仅是马政本身的问题。     

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

乾嘉时期,清儒有一种普遍的学统重建的意向。其侧重面有三:汉学学统的重建、经世实学学统的重建、礼学学统的重建。正是通过如上三个方面,典型地体现出清学重礼、重学、重行为效应的色彩。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以上续孔孟学统为旗帜,彻底打乱了宋明以来儒学“心性理气”、“道统”与“学统”的传承谱系,体现出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和非延续性的统一。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虽然表现形式是“复古”,但其历史内容却是“近代指向”。     

炎帝、黄帝与中国龙——兼谈中国龙的“龙德”与炎黄文化的和谐精神

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是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进程密切相关的。古史传说时代的“五帝”们,不但与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为华夏民族的形成与融合、发展做出了贡献。历史所形成的矢志不移地追求精神、诚信厚德、移风易俗和追求社会和谐的“龙德”,既是华夏民族的精神,也是炎黄文化的精髓。     

皇帝诞生的思想意义

作为政治思想史概念和问题的“皇帝”是秦始皇的发明和创造。这个发明和创造使得“皇帝诞生”成为一个思想史的经典命题,这一命题在某种意义上引导着我们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总体理解。皇帝诞生的思想史意义就在于,它把理想意义上的三代王权的绝对性,通过皇权体制而得以充分展示,并使皇帝透过体制而直接彰显出自身的观念实存。因为,由于皇帝的诞生,所有前皇帝的思想史便都被塑造成以皇帝为轴心的观念整体。     

炎帝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学术界一般把文字的产生、冶金术的发明、城邦或都市的出现看作是文明的特征 ,而这些现象又往往与国家的形成密切相关。因此 ,许多学者都认为文明的起源就是国家的起源。本文作者认为 ,人类文明发生的关键是生产性的生产———植物的种植和动物的饲养的形成 ,这两种技能是一般动物所不具有的。人类从攫取性的渔猎生产过渡到生产性的农牧业生产 ,是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革命 ,学术界通常称之为“农业革命”或新石器革命。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 ,学术界多认为起源于黄帝时代。本文认为 ,“农业革命”是人类脱离原始状态的革命 ,同时也是文明起源的关键一环。中华文明起源也一样 ,是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形成的。作者分别从神话传说和考古资料来论证炎帝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 ,论证炎帝是中国农业革命的创始人 ,中华的文明的起源时代应该是炎帝时代     

论汉文帝三年太原之行

汉文帝三年有太原之行。此行涉及和匈奴的关系,体现了代-太原地方特殊的军事地理地位。汉文帝在太原的表现,又有仿效汉高祖刘邦回乡的迹象。相关记载对于汉代交通史研究,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康熙皇帝与包头地区渊源研究

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并没有到达今包头地区,而是到达了今达拉特旗吉格苏台地区,因民国时期达拉特旗曾归包头县管辖,《清史稿》修撰时,达拉特旗正辖于包头县,因此被民国时的学者称为包头地区。康熙皇帝真正到达今包头辖区,是在第三次亲征噶尔丹时。两次亲征噶尔丹时所经过的内蒙古西部地方历史地名,绝大多数是用蒙古语标识,释读这些蒙古语地名,可以反映出以包头市为中心的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历史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