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仁”之霸——儒家王霸之辨中“霸”的意象辨析

王霸之辨中的“霸”通常被理解为崇尚武力、完全不讲道德信义、赤裸裸的强力政治,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儒家在讨论“王霸”问题时,其心中的“霸”并不是战国时代的强力政治,而是以齐桓、晋文为代表的春秋霸政。这种霸政虽然以实力为后盾,但同时也重视道德的感召力在获取政治成功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往往也以仁义的姿态示人,是王道政治的“似是而非”者。战国时期那种弃仁专力、弃信行诈的政治模式,算不上是霸道政治,而是一种被荀子称为“强”的政治。“力”与“假仁”的结合才是完整意义上的霸道。历代思想家们辨别王霸、批判霸道的主要着力点不是霸道的“以力”,而是霸道的“假仁”。正是霸道的“假仁”,或者说它与王道极具迷惑的相似性,才使得儒家感受到了辨别王霸的必要性。     

从朱陈之辩看朱熹陈亮的王霸思想

朱熹以天理论王道,认为王霸之别就是天理人欲之异,为王道政治寻找到理本论的依据,强调仁义原则的优先性,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立场。而陈亮则在对王道所体现的道义原则有所肯认的基础上,认为霸道亦有体现仁政处,霸者的伟业也是仁心之发现,霸固本于王。这与他们当时政治关注点的不同有一定关系。但朱熹的王霸论在具体理论的阐述上,偏离其原始初衷,转向空谈性命义理,部分地抹杀了其真正价值所在;而陈亮对汉唐君主事功事能的赞美,从思想逻辑的推衍来看,则会导向道义维度的缺失。     

孟子王道略论

孟子的王道之说,以王道的界定为起点,论述了王道纲要,进而提出了行法俟命的对王道的态度.作为一种政法理念和理想,其对中国封建统治的政治现实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政治也具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以尊王贱霸倡王道理想——孟子王霸论探析

孟子在以德力、义利之辨凸显德、义作为王道内涵的不可取代性和价值优越性的基础上,对王道与仁政进行了具体论述。他认为,王道与仁政可概括为养教之两大端,即一为养民,二为重视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及对民众的道德教化,而其中尤重养民。就此而论,孟子的王道论具有一定的重效果和现实的倾向。但由于孟子道德—政治一体化的为政体系以统治者拥有仁德,即以其"仁心"为养民、教民的基础,使仁政成为仁心的铺陈与延展,具有明显的道德理想主义特征,从而使历史性的以礼乐之制为典范的王道政治在孔子之后进一步转化为价值性的王道理想,儒家的政治价值理想至此得以全面确立。     

西汉“过秦”风潮与儒者的“王霸之辩”

汉初陆贾对秦朝灭亡原因的检讨,依托战国诸子“帝王霸亡”的叙述模式展开,着意于凸显秦政之苛暴,客观上丰富了先秦以来诸子批判暴政的历史素材。此后贾谊之《过秦》在继承诸子论政传统的同时,开始从秦统一历程的视角反思秦政之得失,初步指出秦亡于不行王道。后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则明确强调秦政的“霸道”属性,进而将“周秦之别”作为“王霸之辩”的历史参照,从而反向论证儒家王道政治的合理性。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时代发展,西汉初年的诸子政治哲学至西汉中叶已逐渐让位于儒家五经之学,而儒家倡导“王霸之辩”的历史与学理依据也日益完善。     

王夫之王霸论浅析

王夫之上承孟子,尊王贱霸,认为王道即是行仁政,其不过是恻隐之心的扩充与推致;而霸者不过是假仁义之名行利欲、富强之私。因此人君要成就王道就必须推己及人,以德服人,而天下之大乱就是因为不能明辨王霸之优劣,并把王霸之别释为公私之异。在此基础上,王夫之引入情,认为王道本乎人情,并从理、情、势三方面论证仁政必然能成就王业。他还认为孟子对具体如何成就王道,以及作为治道层面的王道,论述过于疏阔。在王夫之那里,王道不是一个完全向三代的回溯,而是一个开放的未来态。     

汉武帝集权之路:从“独尊儒术”到“霸王道杂之”

虽然学术界对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尚有争论,但却认同汉武帝尊儒之事实,武帝尊儒的动机,是为了夺取军政大权,加强中央集权,虽然由于窦太后的反击而失败,但为其后的统一思想奠定了基础。大权在握的汉武帝并未实施独尊儒术之策,而是采取霸王道杂之之术以加强中央集权。其实,尊儒也好、霸王道杂之也罢,其目的都在于加强中央集权。     

汉宣帝时“霸王道杂之”与“纯任德教”之争考论

西汉宣帝时发生了以"霸王道杂之"的传统制度治国,还是以"纯任德教"治国的争论。西汉初以黄老"无为"思想为指导。汉武帝时"尊儒术",又非常重视法治,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指导方针。宣帝时坚持以"霸王道杂之"的儒法结合思想治国,取得了辉煌成就。汉元帝即位"纯任德教",反对以法律刑罚治国,导致外戚专权,使强盛的西汉王朝迅速衰亡。     

孟子王道政治学说的局限

言及孟子政治学说时,论者多以为其王道政治之不行实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通过对其王道政治学说本身的考察,可以看到这一学说所具有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性质才是其无法参与现实政治构建的主要原因。     

论孟子的“人禽之辨”、“圣我之辨”与人格价值

孟子首开先秦儒家重视"人禽之辨"的先河,他在继承和发展孔子思想的基础上,通过"人禽之辨"突出强调人类的伦理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并且使人"最为天下贵也";进而在"圣我之辨"中,主张"圣我同类"、"人皆可以为尧舜",重新诠释了关于人类的最高的人格价值标准。千百年来,"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成为激励人们不断实现道德升华的内在动力。     

略论汉武帝集权之术——以尊儒和霸王道杂之为主

尊儒和霸王道杂之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上台伊始的汉武帝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尊儒活动,尊儒为中央集权的加强奠定了思想基础;大权在握后,汉武帝并未实行儒术独尊之策而是采取了霸王道杂之之术,霸王道杂之的实施打击了地方豪强与不法王侯,加强了中央集权。总之,尊儒也好,霸王道杂之也罢,其目的都在于中央集权的加强。     

“性命之辨”中的天人关系——孟子“天人观”管窥

在孟子的思想中,“性命之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思想阐释,它一方面似乎与孟子的性善论有所冲突,另一方面又与“尽心、知性、知天”的修养逻辑产生某种张力。结合孟子整体的思想来看,“性命之辨”背后能够反映出孟子在道德本体论与道德实践论中的多层次内涵,特别是能够看到孟子对于天人关系这一重要的哲学命题有着非常多元的解读。在“性命之辨”的思想背景下,孟子将“天”与“人”分别在本体层面和实践经验层面进行了相应的区分。在他看来,需要在经验层面对天人之间的分别进行定位,才能提供一个自下而上的道德修养路径,而这一路径的终点则在于达到“天人合一”这一最高的道德修养目标。在此,孟子的天人观就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的论证,而进一步具有了道德实践论与方法论的色彩。这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孟子的天人观提供了一个独特且重要的视角。     

王道与仁政:孟子政治哲学及其审思

孟子的政治哲学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在霸道与王道的对比中,表达了王道的政治理想和价值旨归;在王道与仁政的密切关系中,伸张了以仁义道德为主的行政原则和政治路线;在仁政与教化的关系中,突出了礼乐教化的重要性;在实行井田和社会分工的呼吁中,提出了一系列保障、推进仁政的经济措施。"兼善天下"的道义担当注定了政治哲学在孟子整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位置和作用。孟子的政治哲学与其本体哲学和人性哲学密切相关,并且继承了儒家注重统治者榜样作用和呼唤哲学王的一贯思路。     

从孟子的“义利之辨”看当前我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

传承孟子“义利之辨”思想,推进当前我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应注重处理好以下四种关系：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确立义在利先、舍利取义的义利理念;处理好“公利”与“私利”的关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处理好自律与他律的关系,为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筑牢双重防线;处理好工作、学习与生活的关系,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     

孟子王道理念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价值

孟子的王道理念是战国时期儒家德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它针对战国中期霸道横行的现实所发明,以民贵君轻为自己的特色和核心要义,提出推恩及民为其抽象实践法则,最终要达到民富且教的人间盛世。王道理念就是孟子通过王霸之辩,民贵君轻,推恩及民,民富且教四个有机联系环节所构建的内在逻辑自洽的政治理想范型。在当今社会,思考探讨王道理念当代价值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善政”及其正当性问题——孟子“以生道杀民”说新探

《孟子·尽心上》第十二章“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之说,历来为注家所疑,当下学界亦无定论。对于这一章的解读,关乎对孟子民本与王道思想的整体性理解。有关“杀民”的解释,以赵岐的“治狱说”和程朱的“淑世说”为代表,而这两派都未能很好地解释“杀民”的动机与目的。实际上,对“生道”之哲学意蕴的阐明是正确理解“杀民”的前提。“生道”包含了明确的价值内涵,其与“仁道”相通,在政治哲学的视域下则展现为“王道”。王道政治包含“善教”与“善政”两个方面,“以生道杀民”属于后者的范畴。“善政”的正当性原则就是“义”,其具有外在规范与内在规范的双重维度。从“义”出发,政治实践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得到保证,而违背“义”则可视为对王道政治秩序的破坏。这一点应为政治共同体内的全部成员所认同和遵守,故背义之民被杀而无怨。     

论王道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以文中子为例

王道思想与霸道思想相对:乱世,霸道思想有存在的空间,治世,王道思想占统治地位。王道是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其本质是仁学思想。在经历了两汉经学的衰微、玄学昌盛的南北朝之后,迎来了政治一统的隋代,但朝廷不行王道,文中子以复兴儒家正统为己任,期望以明王道来挽回儒学的衰微与被动局面。     

论“王道”与“王制”——从传统“王道”思维中走出来

"王道"是王权体系下的一种政治理想,对现实的王虽有某种批判意义,但又寄希望于王,其核心是王制:越是张扬王道,就越肯定王制;越是把王道作为一种理论追求,那么所谓的"道"就越依附于王,两者可谓相反相成。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王道"属于古代的一种政治思维,是一种历史的形态,与现代政治思维不在一个层面上。"王道"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种很稳定的思维方式,影响至深。如何从传统"王道"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这既要改变产生"王"、"道"互相论证的社会结构,又要有新的思维方式取代传统的思维方式。     

试论孟子的交友之道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友谊、珍惜友情的民族。孟子作为儒家学派的重要人物,在交友的目的、标准以及原则等方面的思想对教育工作有重要的借鉴价值。重提孟子的交友之道并对其进行现代意义的转化,不仅对当代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深远意义。     

王霸之辩与中国“软实力”的战略构想——从孙中山的“王道观”谈起

孙中山用王道与霸道这两个古老的词汇来区分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首开东西方文化王霸之辩的先河,超越了约瑟夫·奈的微观性的软实力国别视域,将软硬实力上升到了更高更大的宏观层面加以论述.中国对软实力的战略构筑,应该从狭义与广义两个不同的空间层面切入,并依此而确立起两大行为体和与此相对应的两大时空平台:一是狭义的国家空间与国家行为体;二是广义的全球空间与民间行为体."五环中国"的构建对后者来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际操作上都是可能的,且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