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八股文观

八股文内部存在高下不同的品住，是明清相当一部分文人反复申明的事实。王夫之在把握八股文高下不同品住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八股文要在“代圣贤立心”的基础上“代圣贤立言”：肯定了认题对畅发文题意蕴的重要性；反对八股文的过分格律化；在八股文的章法上，抨击“死法”。提倡活法。他的这些观点对令人不无启发意义。     

认可、批判与误解:王夫之的老子观

王夫之继承了朱熹"老氏之学最忍"、被用来欺诈对手的论断,并引申之。在其儒学注疏中,直接斥责老子为欺诈之小人。但是,在《老子衍》中又不得不尊重其文本,同情地理解老子。于是,其儒学注疏与《老子衍》中对老子的评价便出现了张力。我们认为,这种张力源于他的儒家道统偏见和他缺乏对老子思想深邃性的认识。老子是从天之包容无为的角度,要求统治者仁慈、利物而不争,以感化天下。王夫之却执着于儒家的教化和儒、道的区分,将老子斥为异端小人。王夫之的矛盾态度揭示出,王夫之以儒家的人类福利教化为视角,是不能出于老子之上、切中要害地批判老子的。     

朱熹与王夫之的性情论之比较

朱熹主张“恻隐是情”、“四端皆情” ,强调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互动。王夫之则严格区分“四端”、“七情” ,批评朱子“以性为情、以情知性” ,混淆了性与情、道心与人心的界限 ,认定已发的道德情感仍然是“性”而不是“情”。王夫之对于“情”的警惕防范 ,超过了朱子。两人均认同情才本于性。但朱子的思考重点是“心”“性”“情”一体三分 ;王夫之的思考重点则是以“性”(道德理性 )为轴心 ,从“性”“气”二本出发来说明“情”“才”的善与不善 ,力图通过“正情”“尽才”“功效”以“尽性”     

论王夫之的生死哲学

王夫之的生死哲学是其气本论思想的延伸。他认为,人的生死是气的形式的转换。死后的世界并非空无,而是肉体之气与心灵之神各归其类,死而不亡。就生命来说,气有屈伸,生的同时有死,死的同时又有生。气的聚散有循环往复,人的生死亦可以互换。就宇宙而言,是总量平衡、无所谓生死的;就个体生命而言,乃是有生有死与无生无死的辩证统一。宇宙通过气化,赋予人以道德自觉性。人能实践道德,便是实现天之所命,从而天人一体,超越生死,达到既勇于进取而又对生死、得丧、顺逆旷然无累的人生境界。     

从气本到人本:王夫之生死观的致思理路

与传统儒家"重生轻死"的生死观不同,王夫之的生死观不仅重视"生",而且重视"死",全程关注、重视生死问题。在王夫之看来,生死本于气,气之阴阳、动静交感,表征为一个"生非顿生、死非顿灭"的自然变易过程。更重要的是,王夫之把生死气本论、生死过程论上升到了生死人本论。既重视人生在世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又重视人生在世和离世后道德生命的升华与转换。     

论王夫之的义利统一观及其当代价值

自孔子始,义利之辩便是儒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议题。从总体上看,儒家义利观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大体上持重义轻利论。王夫之吸收继承了传统义利观中的合理成分,又创造性地提出了重义贵利、义利统一的理性义利观,是传统义利伦理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仅从理论上将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辩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更从实践上为人们提供了道德行为的指南。虽然王夫之的义利思想是在一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但对我们今天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仍有启迪的意义;不仅要搞好经济建设,更要将公民的道德建设放在重要地位。     

王夫之“邹元标论”所体现之士气观浅析

邹元标为晚明东林党＂三君＂之一,早年更以新进士身份,力劾首辅张居正＂夺情＂之议而遭廷杖远谪,声震中外。仕途淹蹇,家居讲学三十年后,再返之天启之朝。于其行迹,同时及晚间人多以其人为晚明＂士气＂之所标尚,而王夫之独认为邹元标之再立朝为士气沮,君臣道丧之表现,本文试从王夫之此论试析其＂士气＂观。     

裕情与舒气——论王夫之对《诗经》的诠释

王夫之对于《诗经》的解释属于经学和理学的范畴。船山认为,《诗经》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社会的赞美或讽刺,而且还在于其所表现的诗人情志。船山通过对诗人情志的考察,分析人的性情结构,提出了"循性定情"的修养学说。但是情要落在气上讲,船山更进一步提出调气、舒气等功夫来贞定人性、使情达到发而皆中节的和乐状态,以实现学者自我的修养和社会的美俗、善治。     

论王夫之的义利统一观及其当代价值SSCI

自孔子始,义利之辩便是儒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议题。从总体上看,儒家义利观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大体上持重义轻利论。王夫之吸收继承了传统义利观中的合理成分,又创造性地提出了重义贵利、义利统一的理性义利观,是传统义利伦理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仅从理论上将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辩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更从实践上为人们提供了道德行为的指南。虽然王夫之的义利思想是在一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但对我们今天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仍有启迪的意义;不仅要搞好经济建设,更要将公民的道德建设放在重要地位。     

王夫之的经济伦理思想论略

王夫之的经济伦理思想以＂理欲合性＂、＂理寓欲中＂的人性论为前提基础,以＂义利并重＂、＂以义制利＂的义利观为价值取向,以＂自谋其生＂、＂自由恒畴＂的＂自谋论＂为价值目标,以＂俭奢有度＂、＂絜矩之道＂的俭奢观为伦理旨归。他的思想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推动了清初经济的繁荣,加速了社会的进步,冲击了封建专制政体,在当今也能够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     

王夫之公正范畴之“大公”内涵的三层逻辑

王夫之对公正范畴的界说有"大公"的内涵,"大公"内涵包含了三层逻辑:"大""公""理"。首先,公正是"大"思维构造下的公正,公正的范围对象是大面积、大范围的公正而成就天下大全,具有无疏漏的特征;其次,公正之门是"公"思维构造下的公正,公正的本质特征是公共利益下的公正而成就天下民生,具有无偏向的特征;最后,公正之门是"理"思维归结下的公正,公正的哲学归宿是至上之理而成就天下至善,具有无残缺的特征。"大""公""理"的逻辑演进,使公正内涵由现实向学理上推进,令人信服。     

王夫之对佛教的批判及其局限性

学术界关于王夫之对佛教的批判尚未有足够的讨论,特别是王夫之以什么样的准则批评佛教。王夫之以儒家的义利观作为批判佛教的标准,从一本万殊、实有、自然和气化的角度攻击佛教的天、性、空、兼爱和因果报应等思想。王夫之同张载一样,在批佛的过程中,对宗密攻击儒家和道家的言论予以回应。王夫之明末遗老的民族气节和华夷之辨思想,也不允许他泯除是非、空无所有,及接受佛教的思想。王夫之对一些佛教概念的误解,特别是他将佛教视为巫术和以玄学解佛的错误,乃是其批佛的局限性。     

张载与王夫之的道德心理哲学

就当代学者来说,如何从经验考察来验证人是否有先天或普遍的道德情感会是很有启发的道德心理学议题。从道德心理哲学的角度重新解析张载以及王夫之的道德理论。探讨他们对道德的可能性,善的根源的解释,以及他们对恶如何产生,如何对付的主张,我们会发现,张载比较强调理性的重要性,而王夫之则从道德情感出发。两种理论的比较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思考的出发点。     

王夫之《诗广传》的文体意义和学术渊源

王夫之《诗广传》说《诗》别开生面,颇能新人耳目,然其渊源有自。若将其置于《诗经》学史进行考察,可以认定其属于《外传体》。该书说《诗》的方法与《韩诗外传》相同,触类旁通是二者的共同特点;在体例的创新、文脉的顺适、思想融贯等方面,前者则有后出转精之功。该书最早的学术渊源可追溯至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其说《诗》的归趣即:于一己可以陶冶性情,推而广之可以化成天下。     

论王夫之诗学中的审美主客论

审美主客论是王夫之哲学认识论在审美领域的贯注 ,具有极强的理论生长性。它以“情”“景”之双向互通关系为根基 ,又以“景中情”“情中景”“大景中小景”之范畴为枝干 ,向下深掘而紧抓“现量” ,向上伸展而直入“神理” ,从而建构起一个较完整的诗学体系 ,对审美活动本体内蕴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王夫之知行论视阈下之良能何以可能

王夫之认为人先天具有知行仁义的良能,它内赋于人心,并在行动中得以显现。由于心会受到外界环境影响,所以由心所发未必皆善。那么,人应该如何把心向善的方向引导,把"良能"转化为德行呢?王夫之批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提出知行不是先后关系,也不是同一关系;仁义不是一种道德知识,也不是一种凝固的行为范式,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生成显明的德行。因此,人应当以仁义之性为本,发挥"良能",让知与行相助益,将内在修为与外在约束相结合,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将社会发展规律与道德原则相结合。王夫之呼吁要将"可竭之成能"激活成为现实的善行,从而把内在良能转化为外在的良行,将仁义之性实践为仁义之道。     

《相宗络索》笺解(续六)——八识识体及其功能的证悟

第八识的识体有保持种子、异时成熟、趣生五趣、统摄诸根、生死不离、寿暖保持、攀缘名色、依时而食、入灭尽定、染净真心等功能,是客观存在的,并非虚妄;第八识所藏种子并非原来就有,而是被第七识熏染而成的。只有区别能熏与所熏(主体与客体),才能把握心理转换、心理疏导、还灭转智的关键,一刀斩断末那而开启觉悟。     

“比兴”和“现量”——王夫之的道统观与比兴诗学的文化意义

儒家风雅诗学之复兴和变异为清代前中期文学发展的一条清晰线索。儒家诗学复兴从清初开始,而王夫之为重要代表。王夫之以维护道统、延续文统为己任,以儒学传统为依托,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和诗学体系。王夫之严格区分诗与其他文体样式,强调诗的抒情性,将比兴视为诗之根本。比兴不仅为情感自然真实的表达方式,又为避免匿情、伪情的有效手段,...     

区域公共危机治理：逻辑与机制

区域公共治理建立在重叠共识与公共空间基础之上,在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进程中,任何一个地区的公共危机的发生都可能引发区域性公共危机,从而导致区域内各政府之间、政府和社会之间合作治理的加强.在当代中国,区域公共危机治理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组织结构与功能设置远不能满足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与工具需求,因此,在现阶段,关键是要建立必要的政府与政府、国家和社会联合反应机制,逐步实现权力下移、统一指挥、分别响应、相互合作、逐步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