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伦理学”“德性伦理学”和“德行伦理学”与儒家伦理学

在近几十年中文世界的伦理学讨论中,经常出现三个看上去差别不大的词,"美德伦理学""德性伦理学"和"德行伦理学",它们或者是作为对英文virtue ethics的翻译,或者是作为对儒家伦理学的概括。在这三者的使用中,第二个略逊于第一个,因为virtue是相对于vice的,同样"美德"是相对于"恶德"的,但"德性"相对于什么呢?此外,无论是作为对virtue ethics的翻译还是对儒家伦理学的描述,问题更大的是"德行伦理学"。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得以复兴的virtue ethics,与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强调人的行动的道义论和后果论不同,强调人的内在品格。这样的品格不仅决定了这个人的行动,而且也决定了这个人的情感。德行伦理学无法把握virtue ethics的这种特征。在认为人的品性决定人的行动方面,在对道德情感的强调方面,儒家伦理学与西方的美德伦理学有类似性,因此"德行伦理学"也无法反映儒家伦理学的特征。     

从“仁”到“义”:先秦儒家礼学精神的演变

周礼的精神实质是“亲亲”,即根据血缘来确立社会成员的等级身份和进行权力、资源的分配.这一原则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而崩溃.先秦儒家改造了周礼,促进了“礼”的精神的变迁.在先秦儒家之“礼”的精神从“仁”到“义”的演变背后,是社会成员的等级身份和权力、资源分配的标准从“德”到“利”的变迁.     

中国传统道德中"仁"与"义"的对立统一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存在着统治阶层和思想阶层的"大传统"与平民阶层的"小传统"之间的分野,前者宣扬仁爱与礼教,倡导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后者则崇尚情义与平等,信奉以"义"为特征的道德观念.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共存于同一社会中并相互融合.     

论墨子“仁义观”——从《墨子》中“义”字的原始形体来考察

首先结合墨子兼爱非攻思想,断定"义"字原始形体当为"羛"。这体现了墨子摒弃自我,摒弃武力的兼爱思想;进而结合《墨子》文本,具体分析墨家以何为"不义",以何为"义",以何为"仁"。在综合各家观点基础上,得出结论:墨家之"仁"就是兼爱,墨家之"义"就是天下公利,只有兼相爱,才能交相利。"仁"是"义"的前提和基础,"义"是"仁"的目的和归宿。     

论中国士人“蹈义而死”文化传统之流变

"蹈义而死"是中国古代士人阶层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传统。它以"视死若轻"为骨,以"遗生行义"为魂,表征士人独立的人格与精神。这一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并达到为社会理想、为人格慷慨赴死的高潮。后经两汉教育制度、选官制度、社会氛围等多方面的影响,以及魏晋以后佛教修行、儒家重生、道家隐处等多元文化的浸染,士人蹈死传统发生着由盛而微、由炽烈而和缓、由丰富而单一的变化。然而士人的慕义本色,却在这种嬗变之中依旧昭彰夺目。     

试析现代西方元伦理学的学术旨趣及学术价值

以伦理学自身作为研究对象的元伦理学的兴起 ,是西方伦理学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革命。它彻底改变了伦理学的研究方式 ,改变了伦理学的结构和面貌。立足现代西方元伦理学的发展历程与学术旨趣 ,批判性地总结、评析现代西方元伦理学的学术价值与局限性 ,是中外伦理学自我反思、寻求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     

儒家“义”观念的三重理论维度

本文从"宗教性"、"宗法性"和"自觉性"三重理论维度对儒家"义"观念进行剖析,并结合殷商时期的宗教文化、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及殷周以降政治文化的变迁对"义"观念的三种理论维度进行梳理和阐释。"义"观念由殷商时期宗教仪式的"宗教性"、西周时期宗法制度的"宗法性"转化为以人为主体的"自觉性",体现了哲学概念或范畴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时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革故鼎新的创造力和诚己化物的主动性。     

儒家“仁”观念与现代公民社会型塑略论——基于中国传统“公”、“私”观念发展演变的视角

现代公民社会的构建问题成为中国学界近二十年来颇为关注的对象。儒家传统伦理思想资源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现代公民社会的构建亦是聚讼纷纭。本文主要基于中国传统“公”、“私”观念发展演变的视角，论析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仁”观念不仅可以有效参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建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消弭现代公民社会型塑过程中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思维所致的理论困境。     

中国传统学术生成的奥秘:“依经立义”

"依经立义"是古代惯例,几千年来却隐而不彰。从个人来讲,"依经立义"是借引经典以证明自己正确的话语言说方式;从学术来讲,它是借助社会公认经典进行学术创新和阐发的意义生成方式。因此,从横向上看,经史子集的学术构建是在"依经立义"话语方式下展开的,从纵向上看,汉学到清学的学术流变是在"依经立义"话语方式中演进的。所以,"依经立义"话语方式是中国学术生成的奥秘所在。     

大汉帝国的正义观念及其现代启示——《白虎通义》之“义”的诠释

《白虎通义》所列举的制度规范的那些具体条款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它所传达的大汉帝国所赖以制定那些制度规范的一般正义原则,那其实乃是"古今之通义",因而具有特别重要的现代启示意义。     

中国传统的医德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医德思想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仁＂的医德理念、＂精＂的医学思想和＂诚＂的医风品质。这些思想对促进现代中医发展,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加强医学院校德育教育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论《野草》的现代伦理价值

与强调＂我应该做什么＂的义务论伦理传统不同,《野草》提出了重要的现代伦理命题,即＂我是谁＂,从而指出了＂自我伦理＂对于民族伦理体系的重要性。同时,《野草》试图打破既定的善恶标准,以具有现代色彩的善恶相对性观念,以鲜有的＂以恶对恶＂的伦理态度,促进善恶观念的更新和现代化发展,体现出了鲁迅对于现代伦理的设想。     

中华传统道德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次。其核心是道德建设,它关系到企业的盛衰成败。易经是中华道德宝库,易德是企业积德增益的一个思想资源。老子发现了恒道玄德,对促生顺应自然公正利众的企业道德,具有重大意义。孔子提倡的儒家仁德,对企业形成仁义诚信的儒商道德具有深刻影响。透析全球儒商现象,可知易道儒凝铸的中华道德是中华企业文化的灵魂,是现代企业文化历久弥新、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     

传统文化中“慈”的社会伦理价值

传统文化中的"慈",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伦理德目。其伦理主体从"父母"到"君主、官吏"再到"社会大众"。与伦理主体的扩大相对应,其伦理价值也从"和家"到"安国"再到"和人"。     

现代价值观念:优秀传统文化的评价标准

评价传统文化的标准应该超越"有利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需要"之类的观点,建立涵括"自然环境发展规律"在内的新的价值观念——"现代价值观念"。"现代价值观念"即中华民族以"既注重自身存续发展的需要又注重大自然存续发展的需要"为价值衡量尺度的理性认识和精神观念。这种"现代价值观念"并不仅仅着眼于现代化目前存在的问题,更应该着眼于对评价标准、价值观念的完善。"现代价值观念"合理与否,需要中华民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行检验。     

中国传统诚信伦理观及其现代意义

诚信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社会主义转型时期,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传统诚信伦理思想,对于人们道德人格的塑造,对于融洽的人际关系的形成,对于良好的市场秩序的维护,对于和谐社会的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商德及现代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商德是古代商业活动实践和传统伦理文化哺育的结果。中国古代的义利观、公私观、群己观、职业道德观是传统商德的理论基础,诚信经商、取之有道、敬业勤业、爱国济民是传统商德的主要内容。中国传统商德所倡导的伦理精神,推动了我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和近代商德的进步;继承和发扬传统商德的优秀思想成果,挖掘其现代社会价值,具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应该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商业伦理建设的发展动力。     

中国传统生态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生态法律文化内涵丰富,＂天人合一＂是传统的生态保护法律和实践的思想基础;生态道德教化在民众传统生态保护意识的培养及生态法律的有效实施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值得今人借鉴。而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互动模式为现代环境保护法律渊源的多元化奠定了历史基础。     

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与价值

现代司法理念是指司法制度和司法实际活动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 ,我国现阶段应该建立以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司法效率为价值目标的司法理念     

道教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现代价值

长期以来,在国内外都流行着一模糊的观念,似乎儒家文化就可以代表中华文化,这是一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偏见.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柢就在道教.这不仅表现在它对中华传统文化--道家思想、儒家伦理纲常、墨家思想、易学和阴阳五行思想、谶纬之学、古代鬼神思想、巫术和神仙方术、黄老思想的吸纳.而且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中国学术思想、科学技术、政治、道德伦理、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凝聚力的形成、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在新的世纪里,道教文化的合理思想将在个人的人生价值观、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等方面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