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儒学新变与齐鲁文化关系试论

先秦时期,儒学与齐鲁文化之间同中有异,齐鲁文化内部也各有差别;秦汉之时,儒学在理论与现实方面发生变化,表现在现实中博士制度设立,理论上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开始吸收其他学说加以改造。结果是儒学定为一尊;儒学的新变带来了儒学的繁荣,学儒者西渐,扩大了儒学的影响,儒学的新变同时也使得其与齐鲁文化之关系做出了新的调整。     

中国关于越南经济与政治革新的研究现状述评

越南作为与中国相邻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30年革新开放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并受到了广泛关注。关于越南革新开放的经验和教训等问题的研究,对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系统梳理和全面总结中国学者关于越南经济与政治革新的研究,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进一步促进该领域的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秦汉时期齐鲁文化的风格与儒学的西渐

齐鲁文化在先秦时期具有明显的优势,秦汉时期在仍然保持地域文化鲜明个性的同时,为大一统的文化共同体的建设作出了显著的历史贡献。所谓“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反映了齐鲁地区在政治文化领域的领先地位。其他如经学、史学、文学、医学、农学、算学、书学、乐学、历学等,都有齐鲁人的创造充盈了当时学术文化的宝库。齐鲁文化扩展其影响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儒学的向西流布。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齐鲁文化对于汉文明总体面貌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其特质与风格也因其他区域文化的影响而有所变异     

“政治革新”与台湾当代美术的泛政治化

台湾当代美术的兴起与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革新"有很大关系.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政治"解严"后,台湾政治格局开始动荡不安,政治权威逐渐弱化.在此背景下,党外运动和各种社会运动兴起,各种既有秩序遭到挑战,艺术权威被各种新势力消解,以前卫艺术为代表的台湾当代美术登上前台.作为对长期政治戒严、思想禁锢造成的压抑、悲观情绪的反动,加上社会的转型期恰在此时到来,台湾当代美术对台湾的政治、文化进行激烈的批判,开启了一个泛政治化的新时代.台湾当代美术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因反抗权威和反对传统而呈现出多元和自由的局面;另一方面也因此造成泛政治化、传统价值观的丧失以及创作水平的下降.     

秦汉时期的环渤海地区文化

秦汉时期文献中 ,常见“燕”、“齐”连称之例。当时燕、齐濒临渤海的地方具有共同的区域文化风格。燕、齐环渤海地区作为方术文化重要的发源地 ,所盛行的神仙迷信曾经使秦皇汉武倾心。他们“并海”巡行等政治实践所透露出的海恋情结 ,也反映了对燕、齐文化的特殊重视。秦汉时期出身环渤海地区的人物有相当活跃的历史表演 ,东汉以后辽东、辽西人物影响历史进程的现象尤为引人注目。     

文化、政治与文化政治

本文以“文化的政治”和“文化政治”两个概念为分析线索,讨论西方文化与政治的内在关系及其演变逻辑。首先分析文化现代性的政治含义,进而分析政治如何取得文化形式,最后评论“后现代”的文化政治观。本文认为,“文化政治”回应了西方社会的当代变化,在法律和经济模式之外对权力和斗争作了新的思考,在政治思想上强调了重建社会、文化、主体和理论的必要性,为社会改造提供了新的主体、运动和策略,但文化政治只是当代政治的一种形式,而不可能是政治的全部领域。     

文化冲突中的文化政治与政治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中国观念的生成

在文化哲学意义上,文化与政治的暧昧很容易形成文化政治与政治文化的纠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模式必然来自一种政治文化的设定,而一种政治文化的产生又源自其固有的文化传统。在其文化传统与政治文化之间,有一个过渡带,就是文化政治。基于中国现实与历史的双重思考,以陈独秀领衔的五四先驱从思想文化入手,开始了寻绎建构现代性民族国家的文化基石之路,他们以"舆论家"的身份从事文化运动,从知识建构到文化超越,从专注于西学知识的引进,到超越于西学知识进而上升为文化政治的运作与政治文化的建构。十月革命的炮响使得"一战"及巴黎和会后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中国道路有了何去何从的集体面向,文化先驱从对西方文化的追慕与幻想转向俄国,从威尔逊到马克思、列宁的转变,充分预示着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文化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转型的时代即将到来。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引领的先进政治文化在20世纪20年代最终生根开花。     

明代嘉隆万时期政治文化的嬗变

嘉靖至万历时期历时近百年,是明代政治文化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开始之际发生的"大礼议"是一场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分庭抗礼的关键性事件,士大夫群体在这场政治冲突中失败,从而,在正统到正德时期承当士大夫政治体制内领袖角色的内阁蜕变成为皇权政治的附庸和工具。隆庆到万历初年,已经发生蜕变的内阁在国家政治中恢复了话语权,但扮演的不再是士大夫政治中心的角色,而是较单纯的辅翼皇权,甚至运作皇权的角色,从而内阁与期待恢复士大夫群体相对独立话语权的中下层士大夫发生激烈冲突。张居正去世以后,内阁弱化,皇帝与士大夫主流群体的矛盾被凸显出来,庙堂政治功能在此过程中瓦解。以"大礼议"为节点,"青词阁老"、"阁部纷争"、"张居正夺情"、"争国本"、"争矿税监"、"党争"等政治现象,一起构成了百年政治文化蜕变的一幅长卷。     

中俄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文化特征比较

中俄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文化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文化具有较强的兼容性,能够把历史传统与现代文明联结在一起,使之不断革新,推动社会稳步发展;而俄罗斯文化具有明显的多样性、多源性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困惑于东西方文化的选择,始终不能固定自己的轨道,从而使俄罗斯历史呈跳跃式推进特征。从历史的角度看,中俄政治文化的发展必须契合时代潮流,走文明、民主、科学的现代化之路。     

漫议旧体诗、新诗的继承与革新问题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毛泽东同志《关于诗的一封信》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说的“旧诗可以写一些”,既说明“旧诗”体裁的形成是由汉语的本质特征决定的,也说明旧诗写作的“底线”在于“为人民服务”。因此,旧诗的革新须以新的题材、新的精炼语言、新的思想感情容纳在诗的“旧体”里,新诗的体式探索也当吸收诗的传统形式中一些最基本的要素,新旧体诗都须从内容到形式上力求完美,以此来反映壮丽的时代和人民的创造精神。     

秦汉时期越人的族群分布与文化认同

越人的族群分布与越人的民族个性有很大关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越人形成了以今江南地区的浙赣、闽粤、两广等地为主的族群分布,不同族群在各自地域内,因为发展的限制也形成了各自的个性。东越与汉朝接触较多,最终依附于汉朝,并且迁往内地;闽越则表现出民族的原始状态,向北和向西分别进攻东越和南越。越人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风俗由于共同的生存追求,也是共性多于差异性。     

秦汉逮捕制度考

速辅是司法过程中相关执行人员暂时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它往往是刑事审判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相关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对秦汉时期的逮捕制度及相关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并通过文献中记栽的大量刑事案件复原了秦汉时期的逮捕制度,包括逮捕的方式与程序诸问题.秦汉时期,逮捕制度中存在着身份与地位的差别.逮捕不同的犯罪人员在原则、程序、方式上存在着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特权阶层、低级官员、普通民众、逃亡犯的逮捕程序与方式诸问题予以分析和阐述.     

秦汉时期法家的命运

法家学说经历战国时期数次政治试验 ,在秦国获得成功。秦王朝统治时期 ,法家理论得以全面实践。秦的短促覆亡 ,使得政界和学界都特别看重法家学说的负面影响。然而从出土文献资料看 ,在汉初标榜黄老“无为”政治的另一面 ,又体现出对秦代法制的继承。汉武帝时代儒学地位空前上升 ,但是法家理论依然发挥着一定的影响。汉宣帝所谓“本以霸王道杂之” ,就反映了这样的影响。东汉末年 ,法家学说的文化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又得以重新上升。     

秦汉时期的"太上皇"

"太上皇"称谓体现了帝制时代最高权力集团中特殊的亲族关系,其最初发生与"皇帝"同时."太上皇"和"皇帝"之间的帝位传递与帝权继承,历史上有过复杂的情形.以称"太上皇"为标志的最高执政者生前的权力转让虽然在秦汉时期没有直接发生,但先秦时期类似的历史记忆以及汉代皇帝向异姓出让国家管理权力的情形,很可能于深层的潜意识影响着帝王晚年的心态.另外,兴起于社会下层的武装暴动集团以反政府为旗帜,却并不否定皇权.所谓"妖贼"自称"太上皇帝"的史例,也值得政治史研究者、文化史研究者以及社会思想史研究者予以关注.     

秦汉邺城钩沉

自齐桓公筑邺,邺址未变,其地即今古邺三台遗址。秦汉时期,邺在地理上对于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影响。秦军据此攻赵,汉高于此置魏郡,东汉灵帝时为冀州治,曹操于此建魏都,邺成为北方中心城市。袁绍初治州城,讲究规整,奠定了邺内城外郭的基本格局。曹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形成了主要建筑沿中轴线左右对称、街区呈棋盘状的邺城城制。     

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与巩固的重要阶段。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也呈现出崭新的特色,体现了独特的时代精神。概括地说,这种时代精神表现为:“大一统”理念作为秦汉文化的灵魂,贯穿于当时的思想文化建设的整个过程,确立了秦汉文化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阴阳五行思想作为秦汉文化的哲学基础,起着联系、沟通秦汉文化方方面面精神纽带的重要作用;而学术上的兼容博采、融会贯通,则成为秦汉文化得以顺利发展并创造辉煌成就的不竭动因及显著特征。     

从批评客体的接受看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学批评

先秦两汉时期,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模糊。在经书、史书和教科书的意义上,《诗经》才被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为人们普遍地援引,作为最高道德价值的取向而为人们所效仿,作为拥有一切至理的工具而为人们所使用。因此,严格说来,先秦时代尚没有真正的文学批评。两汉时期,随着文人文学创作的不断涌现,批评客体的范围扩大了,相对独立的批评文本也随之出现。文学批评获得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基本含意,即关注作品、作家。     

秦汉时期饮食经营策略

秦汉时期饮食业经营范围不断扩大,饮食商业种类较之前不断增加,这都与当时饮食经营者所采取的营销策略密切相关。贱买贵卖、薄利多销、注重商品质量等经营理念,自有品牌、美女当垆与其他形式的广告宣传,预测行情看准时机,吸取以往失败的经验等都是当时非常重要的经营策略。考察秦汉时期饮食业经营策略,不仅可以了解彼时的经济面貌、经营者的心理及其所具备的思想基础和民风民俗等,而且对我们当下的经营者也有很多启示。     

从汉学到中国学:贝德士与秦汉史研究

在1930年代"汉学"向"中国学"转变的关键时期,贝德士于1935年向耶鲁大学提交博士学位论文《中华帝国的形成》,有别于德、法以文献、名物考订为要旨的"汉学"传统,顺应英、美立足现实问题而溯源古代历史的"中国学"潮流,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87年的秦汉史入手,以西方实证史学的传统、世界史的视野、社会学与政治学交叉的方法,探讨中国集权政治框架延续及不断自我重建的本质。其特点:一是构建出威权、地域(族群)、文化三位一体的"中华帝国"的分析模式;二是剖析制度、组织及其内在的以儒、法为核心的政治理念;三是在历史的因果链条中评价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的政绩及其制度、组织的特性。贝德士指出,正是儒、法交相为用的政治原则,造就并强化着专制政体。惜因论文未公开出版,贝氏学术旨趣隐而不彰。虽然直至1980年代,随剑桥系列中国史的出现,"中国学"的地位最终确立,但无论是从理论预设、论述框架的提出,还是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特性的总结来看,贝氏论文与1986年出版的《剑桥中国秦汉史》都具有高度一致性。在从"汉学"到"中国学"转变的学术系谱上,贝氏论文堪称典范之作,理应具有"界标"性意义。     

秦汉时代东夷之道德生活

东夷在秦汉时代主要指夫余、挹娄、朝鲜、高句骊、沃沮、濊、三韩等部族或政权.就道德生活而言,虽然多数国家或部族内部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公正规范,但在民族或其政权之间却普遍存在着不公正,远未产生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的道德共识.另外,还普遍存在着婚前性自由的性爱道德权利以及崇尚勇敢、强劲的道德价值趋向.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水平、受外来影响等因素的不同,道德生活也各有其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