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合武功体和吏隐观的嬗变

县居诗和郡斋诗是姚合诗歌创作最具特色的诗歌,它们展现了姚合人生和诗歌历程的发展轨迹。通过姚合人生阶段的这两个点,我们可以发现其文化心理和诗歌艺术一直是处在调整和蜕变中。在这个过程中,姚合的吏隐心理从矛盾逐渐走向融合,从而使其吏治观从无奈选择走向自觉实践,也导致其武功体开始从清僻向清雅内化。     

“武功体”与“吏隐”主题的发展

“吏隐”向来是作为归隐的过渡阶段 ,历来吟咏吏隐者莫不以归隐为终结理想。姚合的贡献在于将这过渡阶段作了放大 ,他的名作《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丰富了吏隐主题的蕴涵 ,发展了它的表现手法 ,从而使士大夫诗歌的这一基本主题得到了深化     

论姚合诗歌的审美追求

姚合诗歌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主要表现为雅正传统的继承、清丽诗风的发扬、质朴作风的实践、清幽闲远意境美的营造、峭拔体势的构建和谨严法度的遵循等方面 ,并在诗歌中表现得浓淡不一 ,这种审美追求直接促成了姚合诗歌独特艺术风貌的形成 ,并对晚唐五代诗人的审美心理及创作风格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而也奠定了姚合在唐诗史上自成一家的重要地位。     

魏晋南北朝武功赋论略

魏晋南北朝武功赋创作主要集中在建安时期,在艺术表现和思想深度方面都显示出粗糙的初创痕迹,但这数量不多的赋作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当时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心理,在艺术上也为后世的武功赋创作提供了一些借鉴。     

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功

金庸是一代武侠小说大家,其武侠小说关于武功之描写非常独特,武功高手学武历程之曲折、争夺武器秘籍之残忍、过招之血腥以及他们心理变化之微妙,都有较高的艺术价值。金庸的武侠小说不是单独地描写打斗血腥等暴力场面,而是把武功描写与个人福泽、社会文化相结合,突显武功的神妙性、创造性。在金庸的武侠世界中,武功千奇百怪,门派琳琅满目,武林霸主善恶有报,文化凌驾于武功,一切精妙的绝世武功皆源自儒、释、道思想。通过金庸的武功描写可以折射出一些人生哲理,武功在政治面前是无力的,武功盖世的大侠不是自杀、战死,便是离开中原、隐居异域,而英雄之自尽或战死以至于退隐,则在以武功称霸江湖之外,给人以反思。     

论刘克庄晚年诗歌主流——从“效后村体”谈起

刘克庄晚年的诗歌数量占其总数的三分之二,这些作品是其诗歌主张与技巧达到成熟与稳定时创作的,更能代表他个人追求和承认的独特品格。通过对几组"效后村体"的分析,从七律、村居、组诗三个关键词入手,可以发现闲适唱酬与组诗形态在其晚年诗风形成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与其晚年里居的生活方式具有深度的同构性与契合性,并且由此反映出刘克庄晚年向江西诗派回归的趣向。     

梅山武功的文化渊源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和实地考察、采访 ,阐述了梅山武功的文化渊源 :即渔猎生活文化的升华 ;军事击技文化的嫁接 ;宗教祭祀文化的融汇 ;移民习俗文化的交融 ;巫医、草药文化的扶持     

"梦华体"补论

“梦华体”是宋代都市笔记《东京梦华录》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的文体形式。伊永文教授率先提出并做了初步的论证。本文就“梦华体”的文体特征作进一步的论证,认为“梦华体”还有独特的时空结构和“逼近审视”的叙事特点,这样作为文体的“梦华体”才能完备,以便学者对其他类似笔记的研究和分析。     

梅山武功历史成因探析

梅山武功是一种在湖南新化农村广为流传的地域拳种,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征.其形成和发展是多种社会因素影响和作用的结果,要以发展为主题,科学分析梅山武功历史流变,以期为继承与发展梅山武功服务.     

论林语堂"闲适格调"的二重性

林语堂30年代所提倡并阐明的"闲适格调",包含思感情致与文体风格两个层面.就前者而言,所谓"闲适格调"即表现闲情逸致;就后者而言,所谓"闲适格调"是指小品文笔调.林语堂对后者的论述以及所写的与之相适应的许多小品文,促进了现代散文的发展.当年与尔后的激进的作家们只看到并抨击前者,而忽视或抹煞了后者.郁达夫则作了全面的考察,并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可惜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视.     

论唐代妇女风貌

唐代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隆盛时代。婚姻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社会功能历来被人们重视。唐代妇女在婚姻、社交等社会生活方面相对开放自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盛唐时期务实进取、繁荣自信的文化气象。     

论初唐咏物诗的创作风尚

初唐咏物诗创作风气颇盛。与六朝咏物诗相比,初唐咏物诗体现出如下新气象：宫廷咏物诗祛离了南朝宫体咏物诗的香艳气息;王绩、四杰、陈子昂、郭震等的咏物诗一定程度上回归了诗骚及汉魏以来的比兴传统;沈佺期、宋之问等宫廷诗人遭到贬谪后创作的少量咏物之作,多触物生感,情志内涵有所拓展。     

信仰与功利之间:中晚唐文人的狂放心态

唐中后期文人狂放、超脱的个性,虽然常常出现在诗文书写之中,但由于佛教南宗禅的广泛传播,往往被后世研究者归因为信仰的影响,其中儒家传统的出世观念,则常常被所谓的禅理遮蔽。通过对这一时期文人狂放行为特征的剖析,发现文人的超脱只是建构在人世遭遇与个人信仰交点之上的外在处世方式,投影到社会价值观念转型之时,超脱更多地彰显着士大夫文人即时的功利心态,而天命至上的伦理观业已消弭在信仰与现实之间。     

略论中晚唐科举考试中的五科考试

＂五科＂考试的记载始见于后唐同光四年,指三传、三礼、三史、开元礼、学究等五科,它是由中晚唐的三传、三礼、三史、开元礼、学究发展而来,五科举人按有无出身分别到吏部和礼部参加科目选和常科科目考试。五科考试作为科举考试中的一部分科目,随着中晚唐五代科举制度的变革,从明经科中分离出来,发展成独立的科目。     

任运随缘 大钓不钓——中晚唐钓鱼诗词的佛禅意趣

钓鱼,本与中国本土的儒道两家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庄子的《渔父》和屈原的《渔父》,乃文学史上最早以垂钓为题材的作品。唐代,佛学发达,中唐以后禅宗大行于世,钓鱼又带上了佛禅的文化意味,致使这一时期的钓鱼诗词具有了不同于初盛唐同类诗歌的创作旨趣。初盛唐的钓鱼诗大多比较质实,主要描写垂钓的环境和垂钓者怡然自得的情致,以及由垂钓而触发的人生感慨,从而形成一种轻快明净的调子。而中晚唐的钓鱼诗词却不同于此,禅宗不执著、随缘旷放的生命哲学,与道家自然无为、自由逍遥的人生智慧不谋而合,促成了中晚唐士人颓唐、放达的人生态度,诗酒留恋,渔歌畅情,成为士大夫风雅生活的内容之一。佛与渔的相通之处,被发挥到极致。这一时期的钓鱼诗词具有浓厚的佛禅意趣,具体表现为:任运随缘的人生态度;不加外求的佛学禅理;大钓不钓的开悟境界。而从文学映现生活的意义上来说,这些作品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心理期许和人格精神。     

唐代藩镇质子制度

唐代藩镇节度使制度产生后,导致国家军力外重内轻,唐中央遂对藩镇征召质子,若藩镇背叛中央,唐中央便通过掌控人质以进行制裁。但唐中央对藩镇征召质子这一措施实行起来较为被动,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藩镇尾大不掉的问题。彻底解决藩镇问题,最终还要依赖于统治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实力的不断加强。     

唐音乐文化影响下的中晚唐传奇

唐代音乐文化尤为繁盛。唐音乐在立足汉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少数民族及外来音乐的精华,形成了辉煌的燕乐系统。唐代各艺术部类都受到音乐的润染。该文以中晚唐时期的传奇小说为切入点,探讨其中蕴涵的深厚的音乐文化。并且从中发掘音乐的永恒魅力,体味中晚唐传奇独特的音乐内涵。     

从《甲乙判》看唐代判词的语言特点

我国唐代判词的文体特征明显受到当时文学形式的影响,形成了判词结构清晰、分析透彻、长于讲理的风格。本文以白居易《甲乙判》为例,分析了唐代判词在语言方面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