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世良言》与洪秀全早期思想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劝世良言》与洪秀全的关系问题看法纷纭。其中一个看法,认为洪秀全早期思想与“原始基督教有某些共通之处”,而“洪秀全所依据以创教的《劝世良言》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原始基督教”①,“《劝世良言》里没有也不可能有原始基督教的平等观念”,②也就是说,《劝世良言》对洪秀全早期思想没有多大影响,因为它没有原始基督教     

《原道觉世训》写作时间再探

关于洪秀全《原道觉世训》一文(以下简称《觉文》)的写作时间,史学界有两种不同意见。其一根据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的记载,认为《觉文》应作于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其二则认为《觉文》写于一八四八年左右。后一种观点最先为沈元提出,论据主要有三:第一,洪秀全在《觉文》中关于十款天条的一段话,系根据德国传教士郭士立所译《旧遗诏书》改写,而洪秀全一八四七年赴广州时才在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处看到此书。第二,《觉文》中两次提到“旧遗诏书”这一名词,为《劝世良言》所无,系引自郭     

关于洪秀全与拜上帝会评价的几点疑窦

历史学界对洪秀全与拜上帝会的评价普遍认为:洪秀全早有反清大志,“1843年6月,从《劝世良言》中吸取西方基督教教义,创拜上帝会”(《中国近代史词典》55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他利用基督教作为宣传革命和组织群众的工具,当时机成热时,于1851年1月11日率众发动了金田起义。对于这个结论性的历史评价,笔者经过钻研有关史料后,察觉出许多疑点,值得提出来进行深入地实事求是地探究。     

洪仁玕宗教观的泛神论倾向

洪仁玕与洪秀全一样,最初是通过梁发的《劝世良言》接触到“耶火华”这一词的,它被奉为独一真神,而这一真神主要是用“神天上帝”这个词来表达的。洪仁玕和太平天国在接受这一概念后,与中国古籍中的“皇矣上帝”、“惟上帝不常”等词意紧密结合起来,并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心里及神学观念加以改造。特别是他在阐述上帝创世的时候,对于上帝的“自有者”解释,表现出了泛神论的倾向,并赋予了一些非神性的解释,但就其本质仍属于唯心主义神学体系。他之所以这样作,是有其深刻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原因的。     

太平天国意识形态与中西文化的关系

通过比较《劝世良言》与洪秀全的思想,找到两者对基督教最基本的三个观念:"三位一体说"、"原罪论"、"平等观"解释的差别,来阐述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与中西文化的关系。太平天国意识形态的核心仍来源于儒家文化,之所以其中会出现一些基督教文化的影子,是因为文化之间的共通性。     

《劝世良言》与洪秀全“异梦”

任何新思想的根源虽然深刻存在于经济的事实中,可是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洪秀全在创立拜上帝会时所利用的现成思想资料中,《劝世良言》一书无疑占了突出的位置。用洪秀全自己的话来说:此书“实为上天特赐与我”,“照这一部书行,则无差矣”。这本书对洪秀全的宗教思想的形成至少是起了启蒙作用的。     

洪秀全“反儒”真伪辨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的一切论及洪秀全的书刊,都说洪秀全是一个反儒的"法家".这实在是对历史的歪曲.洪秀全从小读的是儒家的四书五经.在他三十岁以前,走的始终是通过科举考试争取高官厚禄的普通封建知识分子的道路,一直潜心于"圣贤之道"和八股文体.是追求"学而优则仕"的儒家门徒.他从十五岁起开始应试.二十三岁在广州应试时偶然得到一本基督教的《劝世良言》,随便翻阅一下即丢进书箧,未加重视.二十四岁又一次应试不取,闷闷不乐,回家生了一场大病.三十岁,他最后一次应试,也象过去一样失败了.上朝廷的路走不     

客家与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之始终,浓缩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历史演进过程,从《原道醒世训》、《天朝田亩制度》到《资政新编》,太平天国的思想甚至比稍后的洋务运动的思想还要先进。这代表了客家民系从历史的“自在”走向了“自为”,第一次在中国近代革命中崛起。     

“上帝”观念和太平天国

本文认为,“上帝”观念是拜上帝教教义中最重要的内容,它源于《劝世良言》,是中西合壁的产物,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中起了兴奋剂和麻醉剂的双重作用.作者较系统地分析了“上帝”观念对太平天国历史和思想的影响,并对洪秀全和洪仁玕的宗教观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外政策的异同作了比较研究.     

论洪秀全宗教政治思想的形成

洪秀全在创立太平天国革命理论时,一方面借助由西方传入的基督教的语言,来表达农民阶级的要求和愿望,使他的政治理论披上一层宗教的外衣;另方面又按照农民革命的需要,对基督教教义进行了某些改造,使他的宗教思想具有革命的、政治性的内容。因此,在他的政治思想中,政治理论和宗教观点紧密相连,冶于一炉,成为一种独特的思想。这就是洪秀全的宗教政治思想。这种思想是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表现,     

论洪秀全的宗教哲学

洪秀全是中国近代史上以耶反儒又会通耶儒的农民启蒙思想家,他的宗教哲学体现出批判吸收儒教思想的某些成分,也自觉接收了西方科学、民主和功利思想。洪秀全宗教哲学的耶儒对峙体现了时代性,提供的宗教信仰具有世俗性,提倡的通商兴利具有先进性,内含的人文关怀具有特殊性。对于中国农民正在进行现代转型,但农村基督教信众又有所增多的现实来说,洪秀全的宗教哲学启示我们必须坚持爱国热爱人民的立场,必须推进基督教的中国化,必须加强先进文化的传播,必须深切关怀农民的利益。     

试析冯友兰《新世训》道德人格思想的现代价值

《新世训》是＂贞元六书＂中最贴近人伦人用的一部著作,这部书最大特点就是将以往难以企及的＂圣人人格＂生活化,它讲人伦日用中的内圣之道和外王之方,是每个人照着做都可以做到的。作为接着宋明道学往下讲的生活方法论,《新世训》既继承了宋明道学关于道德人格思想的精华,又对其进行扬弃。面对道德人格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笔者尝试探讨冯友兰《新世训》中道德人格思想的现代价值。     

《马可讲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立与融合

《马可讲义》是德籍传教士花之安为了向影响中国社会的官绅和文人学者传播基督教思想而写成的,但《马可讲义》对于中国文化核心问题的批判和评价的确值得我们借鉴。本文通过对花之安在《马可讲义》中对于中西文化所进行的以儒释耶、耶儒互释、耶佛道墨关系等的分析,认为花之安的传教动力驱使他深入地研读中国文化,从而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一些根本的理解上虽有对抗但最终达成了融和,《马可讲义》是花之安"孔子加耶稣"思想的躬行实践。     

福克纳小说创作与基督教文化

福克纳长期生活在美国南方,因此,他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他的人道主义创作思想,也有着明显的基督教特征。但是,福克纳并不是基督教作家,在他的作品里并没有宣扬基督教教义。相反,他对美国南方加尔文主义清教和种族主义的批判,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同时代作家所不及的。福克纳之所以在作品中大量地引用《圣经》中的故事和传说,之所以使用了种种影射耶稣的手法,他的主要目的在于以此更好地深化作品的主题,丰富作品的表现力。他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来批判基督教的,正是他笔下那些耶稣的影子,把基督教博爱仁慈的基本教义同他作品中加尔文主义者的罪恶暴行激烈地对立了起来,从而更为深刻地揭露了宗教的伪善,更加激发了读者对宗教庇护下的罪恶的愤懑之情,使他的小说愈发充满了痛苦与冲突,使读者置身于他所创作的起伏跌宕的感情波澜并为之感动不已。     

《纳尼亚传奇》中的《圣经》原型再现与C.S.路易斯的基督教儿童观

C.S.路易斯所创作的奇幻儿童文学系列作品《纳尼亚传奇》风靡全世界。作为一个一生都在宣扬基督教思想的平教徒,他在这部作品里深深地渗入了其基督教思想。本文通过对书中与《圣经》相对应的八个孩童主人公的分析,试图认清作者寄予在这部作品中的基督教思想。       

论景教的"他者"特征与景教碑的文化身份

景教 ,在西方亦称“聂斯脱利派” ,是基督教的一支。景教因其教义跟正统的基督教之教义相左 ,而被后者视为异端。这样 ,景教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就成了一个“他者”。在中国文化中 ,由于景教所传播的宗教思想跟中国传统思想在本质上的不同 ,它就更是一个“他者”。但景教为了在中国传播 ,它又努力跟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融合 ,广泛地采用佛教和道教的术语来阐释自己的教义 ,这又使得它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特征。     

略论沈从文的文艺思想(上)

<正>长期以来,很少有人全面、具体地探讨苗族老作家沈从文的文艺思想,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囿于成见.而沈从文本人也一再表白自己,他的作品不是在什么“思想”和“主义”的指导下写成的,最近还说,他用不同的方法写作,并没有一定主张(《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九八○年第四辑).然而,过去     

亦谈《三都赋》何时写成

张玉书同志在《山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五年第二期上发表了《〈三都赋〉何时写成》一文。他既不同意《山东古代文学家评传》中所说的左思《三都赋》写成于陆机入洛的公元二八九年后,也不同意韦凤娟同志所说的《三都赋》写成于公元二八○年灭吴前夕。他认为《王都赋》写成的时间“应在公元二八○年吴亡以后,而在公元二八二年皇南谧卒以前,以公元二八一年较接近事实。”不赞同《王都赋》晚成于陆机入洛的公元二八九年后,这是颇有见地的。但是张玉书同志通过对《晋书·左思传》上的一段文字的解释作为论据,这不仅不确凿,而且显得不能自圆其说。《晋书·左思传》载:“初,陆机入洛,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     

古书篇题增字及学者称引失误

我国有些古书,当古代训诂家给它们逐篇作注时,由于简牍繁重,分别成卷,在每个篇名之后增加了代表其所采用的训诂体式名称的相同的字眼,变原题为训诂篇题。这样,便造成了古书篇题增字的现象。如东汉王逸所注《楚辞》,篇题有《天问章句》、《远游章句》等,《天问》、《远游》是《楚辞》原先的篇名,“章句”二字是王逸逐篇作注时分别增加的,表示他对《楚辞》是采用章句体进行注解的。再如东汉末年高诱注《淮南子》,在原来的每个篇名之后增加了一个“训”字,将原题《原道》、《真》等变为《原道训》、《真训》等,表示他的注文属于训体。这类…     

《夏衍的文学历程》序

陈坚同志写了一部《夏衍的文学历程》,要我写序,我答应了。去年,我在杭州和他见面,他似乎已经在动手写了,不料他竟写成了二十几万字的巨著。接到这部原稿,我踟蹰了,幸而最近有北戴河之行,反正自己不能游泳,便利用时间,读完这部作品,并愉快地写成了这篇短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