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进中的中国公司治理:从行政型治理到经济型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司治理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通过对公司治理发展历程的梳理和回顾我们可以发现,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的演进是一条鲜明的主线.     

"中国公司治理评价报告研讨会"专家观点

2004年2月22日,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和《管理世界》杂志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中国公司治理评价报告”研讨会。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推出了“中国公司治理指数(CCGINK)”,作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状况的“晴雨表”,该指数不仅为开展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工作构筑了平台,也为有关部门监管上市公司、投资者选择投资对象、上市公司开展自查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还以“中国公司治理指数”为依据,推出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100佳”排行榜。这是“中国公司治理指数”在公司治理实践方面的初步应用,标志着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的系统工作进入了实质性的运作阶段。我们希望这项工作能够对深化上市公司治理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发挥积极的作用。与会专家学者就中国公司治理问题和公司治理指数的推出进行了讨论,本期编发部分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中国公司治理:没有捷径和定式

在过去30年间,随着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外资和民企开放,中国经济经历了令以往任何时期都难以企及的强劲增长。凭借庞大的国内市场和赶超其他强国的迫切心理,中国对国际投资者而言     

从安然到雷曼:警惕"繁荣"背后治理风险的累积

近来,美国金融系统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多家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相继倒闭,在全球引发了"蝴蝶效应"。表面看,美国次债危机是引发此次金融海啸的导火索,但问题绝不仅限于此。此次众多金融机构皆因次债问题而陷入困境,显然不再是由于单纯的金融风险处置不当所致,而     

比尔·盖茨:从一毛不拔到"挥金如土"

发了大财之后干什么把"富可敌国"这句成语用在比尔·盖茨身上一点儿也不夸张:1999年,当他拥有850亿美元时,葡萄牙的国民生产总值是840亿美元,爱尔兰是810亿美元。按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他一个人的财产就是匈牙利、冰岛和卢森堡三个国家的总和。与世界级大公司相     

从公司治理结构到公司治理原则的跨越--评《中国公司治理原则与国际比较》

自从罗纳德·科斯《企业的性质》一文获得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有关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在国内便渐成燎原之势。由于正值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阶段，公司治理结构理论的现实意义更加凸现。一时间，理论界言必称产权，言必称内部人控制，与公司治理结构有关的名词成为许多报刊杂志重要文章的关键词。然而，公司治理结构理论在其扫盲效应结束之后，影响力便开始衰减。人们发现，国有企业的绩效并未随着公司制的改革而得到提高，相反，那些优秀的国有企业恰恰是企业家个人的作用发挥得比较充分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理…     

从公司治理结构到公司治理原则的跨越——评《中国公司治理原则与国际比较》

自从《企业的性质》一文的著者罗纳德·科斯获得１９９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 ,有关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便在国内渐成燎原之势。由于正值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阶段 ,公司治理结构理论可谓恰逢其时 ,其现实意义更加凸现。一时间 ,理论界言必称产权 ,言必称内部人控制 ,与公司治理结构有关的名词成为许多报刊杂志重要文章的关键词。然而 ,公司治理结构理论在其扫盲效应结束之后 ,影响力便开始衰减。人们发现 ,国有企业的绩效并末随着公司制的改革而得到提高 ,相反 ,那些优秀的国有企业恰恰是企业家个人的作用发挥得比较充…     

从日本经济的低迷看中国公司治理改革

从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经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至今还没有走出低谷，仍处于低迷当中。据此，有人说，日本病了，病得不轻；也有的说日本从经济巨人变成了“东亚经济病夫”。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较，这种现象也是比较特殊。按照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日本早就应该走出低谷了。为此，有许多搞预测的经济学家都“栽”在这个问题上。最近，日本首相小泉认为，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深层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结构问题，一是企业的竞争和活力问题。我们认为，从结构问题看，除了产业结构等问题外，还有一个资本结构当中的股权结构问…     

中国公司治理改革:转型的二十年

如果以证劵市场的设立为起点,我国公司治理改革已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伴随公司治理理念的导入,公司治理原则和新公司法的颁布、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股权分置改革的有序实施、央企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建设等公司治理大事件,标志着中国公司治理改革发展的二十年也就是转型的二十年,其总体路径或方向就是从行政型治理到经济型治理的转变过程.     

中国公司治理指数十年:瓶颈在于治理的有效性

伴随着我国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化和公司治理由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型,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研制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已经连续发布了十个年头.十年里,围绕规则、合规和问责进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机制建设使得上市公司治理合规性明显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平均值从2003年的48.96提高到2012年的60.60,公司治理建设进步明显,治理质量大幅提升.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尽管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总体呈提升态势,但治理有效性偏低亦成为突出问题.     

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推出2012年度中国公司治理指数与评价报告

"2012中国公司治理指数"发布与研讨会于2012年11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会上正式宣布,经教育部社科司批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正式更名为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东北财经大学校长、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长李维安教授作了"2012中国公司治理评价报告",发布了被誉为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状况晴雨表的2012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该指数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但有效性偏低亦成为突出问题。作为国内最早发布的权威公司治理指数,自2003年发布以来,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已连续发布了十年。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庄心一、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陈清泰、南开大学校长龚克等出席了会议。     

陈竺:从"赤脚医生"到卫生部"新掌门"

继民主党派人士万钢出任科技部部长后,无党派人士陈竺获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出任卫生部部长,成为第二位非中共党员出任国务院组成部门正职的人士.     

国企增效:从"减员"到"换员"

近年来,“减员增效”的策略被世界上许多大公司的管理层采用。1999～2002年由于全球经济低迷,企业利润滑坡,企业裁员人数创造了十几年来的最高记录,美、日等国家的吉利、通用汽车、施乐、惠尔浦、松下、日立、东芝等公司纷纷采用这一策略渡过困境。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减员增效”作为我国搞活国有企业的一项政策措施,在国企改革、脱困过程中发挥了应有作用,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反观这一过程,“减员增效”策略成为国企改革的一把“双刃剑”。“减员增效”策略的负面效应实施“减员增效”策略的出发点在于我国原来的国有企业冗员太多,…     

从反应式治理到参与式治理:地方政府危机治理转型的趋向

<正>地方政府反应式治理导致的治理困局,不仅消损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浪费了不菲的行政资源,而且于改善政民关系也毫无助益。这种治理困局背后显现出的是未被尊重的权利、未被满足的诉求、未被倾听的声音。直言之,地方政府反应式治理的最关键缺陷是缺乏对民意的敬畏。在这个"走向公民权利的时代",公众利益表达能力、公共政策     

公司治理新阶段:合规、创新与发展

2008年是中国企业改革30年.回顾这30年的历程,如果说导入市场经济、重视企业管理和树立顾客是上帝的理念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收获,并促成了一大批成功的话,那么,未来几十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重视公司治理和树立利益相关者是上帝理念的企业将最终取得成功.     

从管理到治理:领导者如何引领单位建设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管理"到"治理"一词之变,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根本转变。治理取代管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新时期领导干部从政意识和领导方式的一次嬗变。管理与治理,虽只有一字之差,意义却完全不一样。两者的具体区别在于:其一,行为主体不同。管理的主体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体还包括社会组织乃至个     

社会组织治理转型:从行政型到社会型

作为中国治理改革开端的公司治理改革,经过多年发展取得了重要进展。与之相比,社会组织的治理改革起步较晚,仍呈现高度"行政依附性"等行政型治理特征,难以适应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改革的深化和网络信息时代要求的社会治理变革的双重挑战,因此迫切需要推动我国社会组织由行政型向社会型的治理转型。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建立和完善社会组织治理是建设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经济时代,在政府直控型社会管理体制下,社会组织的职能分别被行政性事业单位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中国共产党治理社会的战略选择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中国共产党治理社会作出重大战略部署。纵观这一历史过程,经历了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从社会治理到社会治理创新的转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项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的又一个新飞跃,实现了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又一次与时俱进。理清这一转变的发展轨迹和脉络,对于加强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中国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研究

现代企业公司更多地被描述成一个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不再满足于古典企业中的一个生产函数就能描述其所有特征,大规模现代公司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公司治理结构就是研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条件下的"代理人"问题(Fama,Jensson,1983),如何降低代理成本是治理结构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公司治理结构也被定义为旨在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结构经历了两种治理模式的变迁,一种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治理模式,另一种是全面考虑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治理理论,现在两种治理结构趋同的发展趋势表明各个国家在实践中结合自身情况探索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各国公司永恒的主题。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是随着西方国家企业的发展而发展的。     

从"稳定"到"和谐"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构建和谐社会”,这是一个新提法。在以前的文件中,只有“维护社会稳定”这样的表述。“稳定”是“和谐”的基本内容。“和谐”是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之上的。没有“稳定”,“和谐”就无从谈起。“和谐”是“稳定”的高级形式。死水一潭、道路以目也可称之为“稳定”,但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关系融洽、活而不乱才是“和谐”。“和谐”的社会首先当然是“稳定”的,但“稳定”的社会并不一定“和谐”。没有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