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魏晋风度的精神本源

魏晋风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个性最张扬的一代之文学 ,它的出现离不开当时独特的精神土壤。魏晋风度的创作主体即魏晋文人的生命意识在混乱的时政中突显 ,放达玄学在与虚伪名教的较量中勃兴 ,狂狷之美对庸呶世俗进行抗争 ,正是当时时政的孕育 ,玄风的飙起 ,审美的嬗演 ,成就了魏晋风度 ,这也就是文学史上的独特风景———魏晋风度产生的精神本源     

迷惘的觉醒者──阮籍心态研究

迷惘的觉醒者──阮籍心态研究卢国栋阮籍是“魏晋风度”最优秀的代表之一。阮籍的一生是充满深刻矛盾的深沉感慨的一生。阮籍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者和实践者著称于世。但是这种主张并未给他的心灵带来片刻安宁。阮籍不同于嵇康。嵇康执着于“越名教而任自然”，“...     

器范自然的“魏晋风度”——以《世说新语》为例

也正是在现代生活困境的映衬下,"魏晋风度"便以它那种"器范自然"、"师友造化",即"模仿大自然豪华与严肃"的独特魅力展示了一种精神性的自然的生活方式的价值与境界!"魏晋风度"不独为一种人的风度、文化的风度,也更是一种源于"天地境界"的大自然的风度,是我们民族与世俗、与物质拉开距离的风度!这种生活方式典型地代表了古代中国人追求幸福的方式.     

玄学与魏晋风度──魏晋文士的人生之在浅探

魏晋风度是对魏晋文士的独特行为风姿的综合概括。它的产生和形成，乃是魏晋文士在丧失精神家园的恐惧、痛苦、悲哀和焦虑中，苦苦追寻人生出路，并按新的玄学人生观和生命范式去塑型自己的人生之在的必然结果。在不同时期，玄学的理论模式也不一样，但其核心要旨是“任自然”。这虽然是一种很难企达的人生境界，但它却有力地促进我国审美文化的发展，并奠定了我国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的精神品格，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     

“魏晋风度”的美学特征

魏晋风度是魏晋士人审美人格的感性显现,也是魏晋玄学精神的感性显现。魏晋风度的基本特征可用一个“清”字去概括,“清”是具有高品位的美学特征。这种特征从魏晋士人的仪态风神和内在性格中表现出来。     

行散

魏晋时期,士人喜好服药,希望以此延年益寿。据葛洪《抱朴子·金丹篇》记载,魏晋士人所服之药为“五石散”,由丹砂、雄黄、白凡(矾)、曾青、慈(磁)石等“五石”制成。因服后忌食热食,又称“寒食散”。后人誉魏晋士人服药为魏晋风度的突出表现之一,主要不在于其服药本身,而在于其行散时所表现出的风度。　 魏晋士人服散之后,药性发作,需要行走“发散”,是谓行散。魏晋士人行散时,身着宽衣,足登木屐,长啸低吟,披发徐行。其舒缓飘逸之姿态,清明开朗之神情,突出地显示出一种魏晋士人所独有的风度。在当时对此倾慕乃至模仿的人很多,一…     

仰观俯察的自然意识与俯仰自得的宇宙视角

魏晋时代审美意识的发生与审美文化的形成,其重要的标志之一,便是人们传统的观念,由此前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的社会伦理,转向了道家所倡导的自然宇宙,这种转型的认知标识,便是仰观俯察、俯仰自得的心态以及“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号召,其深层意蕴则是人与自然的协和共振。     

兰亭论

兰亭雅集是对“孔子与点”、“竹林七贤”、“梁园之聚”、“南皮之游”、“金谷之会”的承继、损益和再造新变,与隐逸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它是魏晋风度的结晶,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人格、艺术品味和精神追求,反映了魏晋士人追求文明、平等、自然、诗意及思想自觉的精神内涵。兰亭诗人在赏会自然中启悟哲思,因此能超越玄学。《兰亭集序》对人生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     

论“魏晋风度”形成之独特环境和个体因素

针对“魏晋风度”迅速式微的事实,从“魏晋人物”所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个体因素诸方面进行分析,汉末、曹魏与司马氏统治时期严苛的社会政治生态,“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为主的官僚选拔制度,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以及门阀体制下“魏晋名士”独特的家世、形容、才情、少年风范等因素的综合,是形成“魏晋风度”的必要条件。     

论刘禹锡之东都名士风度与魏晋风度的关系

刘禹锡晚年对魏晋名士的生存方式和处世风度,表现出一种效仿的心态,他的晚年生活和居洛诗作形成了一种东都名士风度。这种风度与魏晋风度不仅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在中唐时代更具有通过疏离政治斗争而曲折反抗并关怀现实的特殊内涵,对文人词的兴起也作出了贡献。     

魏晋名士与古琴

魏晋时期,古琴得到了魏晋名士们的青睐,从“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贤”再到两晋的大批名士,或琴书自娱,或琴酒消忧,又或鸣琴山林,以琴交友,士林好琴爱琴,蔚然成风。大量的证据表明,琴和琴乐在魏晋名士们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影响和体现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人格风度,并最终成为“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的特征之一。     

论魏晋“天地之教”

文章由名士山涛对嵇绍的开导话“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引出魏晋时期的“天地之教”，即名士们或借助于从天地自然万物中引伸出的某种含意来启发人，或学会自身对天地自然万物的观察理解和领悟来明白事理；这也是传统“圣人行不言之教”的延续。文章进而指出魏晋时期的“天地之教”是对魏晋名教的否定和超越，故也称之为“越名教而任自然”。文章最后对名士们如何展开“天地之教”、欲得‘会心处”作了诠释。     

论"名士风度"与"圣贤气象"的思想脉络

魏晋"名士风度"与宋代"圣贤气象"是不同的理想人格类型,它们在价值取向、思想资源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但是,它们均是古代士大夫人生哲学的体现,故而在士大夫主体意识、名教可乐、性情结构、超越境界等问题上有诸多共同点,着重论述了二者承传发展的关系与思想逻辑的脉络。     

儒玄兼宗 以礼闲情──陶渊明“新自然说”与东晋士风及佛教的关系

陶渊明“不佯狂任诞以积极抵触名教”的放达风度，即是东晋儒玄思想相互冲荡融合的结果，亦是重新抬头的儒家礼学对老庄玄学影响的反驳和校正的产物，故不应是陶渊明个人思想的“革新”或“创获”。     

略论魏晋风度“啸”与文学的关系

对魏晋名士的风度历来褒贬不一,文章论述了“啸”的发展和在魏晋繁盛的原因,以及在文学中的表现。     

论东晋顾恺之的“痴绝”

顾恺之是东晋著名的画家,世称“才绝”、“画绝”、“痴绝”。他的“痴”同他的人格联系在一起。而这样的精神人格是与魏晋时期的社会风尚、人物才性、品藻标准等都密切相关。本文试从顾恺之的“痴”与两晋士人的“痴”入手,从魏晋人物品藻和时人风度来分析顾恺之的精神人格与魏晋士人的审姜风尚。     

对抗与困惑——论魏晋风度的内涵

魏晋风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艺术人生的追求,是文化转型时期文人士大夫群体人格追求的一种写照,他们特立独行,不拘礼法,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现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与对抗,而这种对抗的外表下大多隐藏着内心深深的矛盾与困惑。魏晋风度是当时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相当深远。     

魏晋玄学对传统名教的“否定之否定”

玄学是名教危机与道家复兴的产物。它的主题是名教与自然之辩，重点是辨析名教。几乎所有的玄学论辩都归本于此。当时形成三种基本思路：一、“名教出于自然”，二、“越名教而任自然”，三、“名教即自然”。这场论辩的充分展开，使儒与道两大传统思潮得到了历史性综合，为此后宋明理学把名教原理上升为“天理”奠定了基础。     

个体与名教的统一--王弼名教思想探析

魏晋是个体自我觉醒的时代。王弼作为士阶层的典型代表,援道入儒提出“名教本于自然”的命题,倡导在尊重个体本性的前提下重塑名教的权威。道家的自然既是世界的运行法则也指个体的自然本性,它是个体与名教沟通的桥梁。个体既是名教的遵循者也是名教的载体,对名教有效力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王弼名教与个体统一的名教思想的基本观点是：自然之性是名教存在的基础;自然之道是名教施行的方法;“性其情”是名教与个体统一的人格范式。个体安于名教,圣王施行名教,以及性其情的个体人格范式。个体与名教的统一,既可以维护个体本性又可使名教生命力持久不息。     

魏晋风度与犬儒主义的比较及其启示

古希腊犬儒学派与我国魏晋风度均诞生于社会的转型时期。两者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皆表现出蔑视世俗礼法、轻视物质利益、鄙视现实社会等特点。由于两国的文化传统与具体环境迥异,他们在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以及返于自然等各方面也不尽相同。新形势下,对犬儒主义和魏晋风度加以比较研究,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建构理想人格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