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知庆州的措施和影响

宋夏战争初始，多数战役都以宋的失败而告终。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五月，范仲淹由延州迁知庆州，到庆历四年正月，范仲淹知庆州共四年零九个月，抗击西夏。范仲淹，临危受命，奔赴西北边疆，采用清野固守政策：择良将、练甲兵以治军旅，筑城修堡以强防御，军民屯田以实边郡，安汉抚羌共御强敌。这些安边之策的实施极大地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和环庆边境的整体防御能力，扭转了战局。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重订和约。以后二十多年，宋夏和睦相处，极少边事。范仲淹知庆州具有积极的影响。     

论范仲淹的边防思想

范仲淹是宋夏战争中重要的边防将领之一，他在陕西的军旅生涯中逐渐形成了以守备为主，和攻为权宜的边防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在经略陕西、兼知延州期间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改革兵制，严明军纪；二是，修城筑砦，层层设防；三是，招徕流亡，招募土兵，淘汰赢弱；四是，推行屯田，减免赋税，让民互市，以通有无。此举加强了北宋西北边防。改善了陕北兵民的生活状况。     

浅攻进筑:范仲淹在北宋对西夏作战中的战略思想

浅攻进筑战略战术,是庆历时期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身临前线,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克夏制胜的军事理论。虽然不是范仲淹率先提出的,却是在他的倡导并身体力行下形成的,并有规模地付诸庆历时期的军事实践,并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它是在和平手段用尽,在"中国利害"得以维护之后实施的。范仲淹反对非因国家核心利益与敌方计较,造成长期兵连祸结的严重后果,与章惇之流穷兵黩武不可同日而语。历史表明,遵循它就能战胜西夏,违背它就一定失败。因此,范仲淹的军事思想与军事实践在宋夏战争史上具有典型性,其地位有重新讨论、评价的必要。     

范仲淹经略西北边地的人本透视

康定元年(1040年)到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奉命出使西北延路等边地负责抗击西夏的活动,在此期间他以人本主义的理念为根本出发点,在攻守抉择上主张“防御”战略,以最大限度减少民众的生命财产损失;在战术方针上着眼于调动“人”的能动性,不仅发掘宋军汉民的积极性作为防御的主体,同时大力组织边地蕃民作为御边的有生力量,而且大力启用各类人才服务于御边事业。范仲淹经略边地的作为彰显了他的人本主义理念,其御边所取的成功是他奉行这一思想的结果。     

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

首先论述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其次,在庆历新政时期,由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共同努力,确立了"明体达用之学",此为道学之先驱。从庆历新政到道学,其间经过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道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第三,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并重视《中庸》和《春秋》,这对于道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范仲淹与道学在思想上的联系,更主要者是他首先在宋儒中提出了"孔颜乐处"的问题;宋学精神之所寄在书院,范仲淹的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开创奠基之功。     

《五代史伶官传序》浅说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北宋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出身比较寒微。青少年时代,孤苦而好学。二十四岁(1030年)中进士。仁宗庆历初年为谏官,正直敢言。庆历五年为范仲淹等被排挤出朝,上疏分辩,被贬滁州,又迁扬州、颖州任知州,晚年回到。朝廷,任翰林学土,官至枢密副使(主管军土的副长官)、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死后谥号“文忠”,撰有《新唐书》、《新五代史》,世传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欧阳修的滁州之贬与《醉翁亭记》之抒情

欧阳修因参与范仲淹＂庆历新政＂而被指为革新派＂朋党＂。庆历五年,政敌罗织＂盗甥＂罪名,将他贬至滁州。贬滁期间的欧阳修心情痛苦、郁闷,此期创作的《醉翁亭记》,一方面透露着他蔑视打击、付毁誉于山林的不屈态度,另方面,也寄托着他遭遇人身污蔑及再次贬谪后,以放情于山林的姿态＂娱文章＂、遣苦闷、远世患的用意。本文的抒情内涵并非如论者指出的＂悠闲自适＂或＂与民同乐＂等那么简单。     

道宗当世 名重本朝——简论范仲淹与王安石

北宋中期发生的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对当时的政局及其后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探讨庆历新政及其主持者范仲淹对熙宁变法主持者王安石的影响,王安石与范仲淹的交往,以及范、王文学创作的相同点。     

范仲淹的《答赵元昊书》及其“招抚”政策

《答赵元昊书》是北宋庆历元年(公元1040年)正月范仲淹写给党项羌人首领赵元昊的一封信。当时,赵元昊发动的攻宋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多,战争给宋、夏双方都造成了巨大损失,为了争取早日结束战争,实现和平,范仲淹针对赵元昊的无理苛求,写了这封《答书》。范仲淹在《答书》中,提出了停战、和谈的总原则,这些原则虽然一时未能被赵元昊接受,但却为以后宋、夏庆历和议的签订打下了基础。在陕西战场上,在处理宋、夏战争的实践中,范仲淹也不同于北宋军队的其他统帅,他反对用大兵征讨,而主张采取“招抚”政策,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研究《答书》和他的“招抚”政策,可以帮助我们全面了解范仲淹的思想,对于认识今天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平等政策,也是有意义的。     

试论范仲淹的改革观点与人才思想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生于宋太宗赵炅端拱二年(989年)。少年和青年时期,在极度艰苦的境遇中力学成才,二十七岁举进士,进入仕途。先后在地方、朝廷、军队任职,并三遭贬谪。范公一生忧国忧民,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境界和治政、治军的成就,赢得了正直的士大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称赞和信服。我国历史上,北宋庆历三至四年(1043—1044年)出现的一场政治改革,被称为“庆历新政”。它的主持人就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庆历新政”虽然仅仅搞了一年左右,由于保守派的反对和西线战事而告吹了,然而,这场改革,不仅为后来王安石变法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借鉴,同时,范仲淹在这场改革中所显露的丰富的人才思想,还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试论元昊对宋作战屡胜的原因——宋夏战争研究之二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西夏元昊建国称帝;宝元二年,宋廷下诏削夺元昊官爵,取消赐姓,并悬重赏捕杀元昊;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西夏正式向宋边境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东起麟府,西至仪秦,在这二千余里的边境线上,宋夏双方进行了一场触目惊心的恶战。康定元年的三川口之战,庆历元年的好水川之战,同年的麟府丰之战,庆历二年的定川砦之战,在这一系列著名的战役中,宋屡战屡败,“一战不及一战”,西夏却     

从“夏竦告变”看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

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正当范仲淹、富弼“日夜谋虑”,推行“庆历新政”的关键时刻,被罢黜枢密使职务的夏竦,用极其阴险卑鄙的手段制造了一起耸人听闻的“政变”案——把石介给富弼信中奏请行“伊(尹)周之事”,篡改为“伊霍(光)之事”,且摹拟石介笔迹,伪撰废立诏书(草),诬陷他们要搞政变,废皇帝。“夏竦告变”成为“庆历新政”迅速失败的直接原因。     

论宋夏战争对范仲淹文学创作的影响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其文学创作深受宋夏战争的影响,并呈现出两大特点：其一是以诗文记吏,再现战争场面;其二是以边塞生活入词,首创豪放词风,扩大了词体的表现范围．其作品使我化进一步认识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     

金君卿及其著怍评介

金君卿,字正叔,北宋浮梁(今属最德镇市)人。金君卿与欧阳修,范仲淹、曾巩同时代,且互有诗歌唱和,曾巩还曾为金君卿之父撰写墓志铭,关系更为密切。由于《宋史》无传,墓碑无存,故其生卒时间及生平事迹,后人均不得详知。但据一些零散资料,我们仍能知其梗概为:北宋康定(1040年)中,范仲淹守鄱阳,金君卿被“延致门馆”。①庆历(1041～1048年)间举进士。②皇祐二:年(1050年)任秘书丞,五年(1053年)任太常博士。③为绠亲,仁宗时调任江左,历任知临川、权江西提刑④和江西提     

简论范仲淹的思想言行及影响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发生了明显转变,由颓废无为转向积极高昂.其中.范仲淹起了积极的引导带动作用.范仲淹秉持济世救民、忠心报国的政治理想,并积极实践,奋不顾身,其思想和行动在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士大夫学习效法的楷模.     

从范仲淹的交游看朋党之争

用党之争并非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更不是“庆历新政”的必然产物和不良后果。朋党,是守旧派强加给改革派的罪名。本文通过考察范仲淹与吕夷简、梅尧臣等人的关系,试图证明：历史现象是复杂的,人物评论也决非可以简单地类分为君子、小人而黑白判然。作为宋儒中开风气之先的领袖人物的范仲淹,“行已有耻”,其交游之道是：唯德是依,见贤必亲;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而不计个人恩怨,这也是他高风亮节人格扭力的体现。     

《醉翁亭记》赏析

宋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领导的新政失败,被贬河南邓州.积极参与新政的欧阳修,"慨言上书",一度下狱,后被贬为滁州知州.本文作于他到滁州任上的第二年(1046).他此时的心情和范仲淹应该同样是忧心忡忡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实际上就是以忧愁代替了一切正常的心境,排斥了欢乐.这一点我们在分析<岳阳楼记>时,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而欧阳修却没有像范仲淹那样"进亦忧,退亦忧",他在<晚泊岳阳>中这样写:     

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对官僚制度的改革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参知政事范仲淹主持了一次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这次改革虽然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但其影响较大的,还是对官僚制度的改革,故本文拟就这方面作一些论述。我们认为,范仲淹对官僚制度的改革,是企图通过限制官僚特权、裁汰冗滥官吏、改进选官方法等,以提高官员素质、改进政府工作、减少政费开支、缓和社会矛盾,从而挽救北宋政治的危机。这次改革,虽然前后只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却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今天,我们分析、总结一下这一历史事件,还是有意义的。     

东英寿教授新见欧阳修散佚书简解读

日本学者东英寿教授新发现欧阳修散佚书简96篇,深为中日两国学界所关注。其重要价值在于提供了不少欧与友朋等交往的宝贵资料。已见致吕公著书简仅有5篇,而新见的多达31篇,其中记有嘉祐二年贡举所取士子的情况及对苏洵文的评价;致苏洵书简展示了与北宋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创作争议,即欧为范仲淹作神道碑铭,其中叙庆历党争之后范与吕夷简释憾一节,刻石时遭范氏子弟削去,欧对此极为不满,强调当以原作为准;致曾巩书简中"天下文章,久不到此矣"的赞叹,洋溢着欧为王安石、曾巩等后学成就不凡而极度欣喜与竭力揄扬的满腔热情;致范仲淹书简论孙甫为尹洙作行状事,披露了欧与范仲淹、韩琦等致力于庆历革新的友人关系亲密而又直言不讳的相处之道;与长子欧阳发的书简,尽显父子、祖孙间的亲情及家庭生活方方面面细节。     

从党争这一侧面看范仲淹改革的失败

北宋前期的社会问题和范仲淹的改革主张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即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是北宋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关头。适应建国之初巩固中央集权需要而建立的“内外相制”、“上下相维”的官僚新体制,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到此已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桎梏。事实正如政治改革家范仲淹(989—1052)庆历三年所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简称《十事疏》)中说的:“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关于过分强化中央集权所造成的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