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是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与刘诗白同志商榷一个问题

《江汉学报》今年第9期上,发表了刘诗白同志的一篇文章:《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效果两个理论问题的初步探讨》。在这篇文章中,刘诗白同志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单位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同时存在着三种具体形态,对此我有不同看法,特提出来向刘诗白同志请教。我认为,刘诗白同志的上述论点,是在混淆了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有必要首先谈谈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的区别。     

也谈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与否定的辩证法——与王坛浦、张政同志商榷

王坛浦和张政两同志(简称王、张)在《论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与否定的辩证法》一文中(见《学术研究》1986年第3期),对我先发表于《哲学研究》,后收入《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问题研究》一书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否定之否定问题》(简称《问题》)一文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同我商榷,对我很有启发和教益。我在该文中对某些问题的论证不够充分,未有展开,确实需要补充。但是,我对王、张的一些论点仍持有不同看法,现提出再作商榷,并就教于王、张和哲学界同仁,以便进一步探讨。     

对斯大林生产关系“三分法”的批评要实事求是——与孙冶方、林子力同志商榷

<正> 斯大林同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给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下了一个如下的定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相互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近年来,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斯大林的上述定义也引起了众说纷纭的评论。本文仅就孙冶方同志:《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经济研究》1979年第8期)和林子力同志:(《经济理论研究的若干方法问题》(《红旗》1979年第12期)两篇文章中的若干观点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与两位同志商榷。     

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吗——与刘明夫同志商榷

《经济研究》1979年第四期刘明夫同志所写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形式问题》(下简称《经济形式》)一文,比较集中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一观点,认为“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经济规律来管理好整个国家的生产与流通”。这篇文章也代表了当前不少同志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地位及作用所作基本估计的观点。我以为,这一观点还需要认真加以探讨,愿根据“百家争鸣”的精神提出一些看法。《经济形式》是从社会主义企业间的经济联系,提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问题的。这里的“经济形式”,本来应是指的“经济联系形式”或“交换形式”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着     

谈社会必要劳动的两重意义和价值到市场价值的转化——与寒苇、曾启贤同志商榷

《江汉学报》1962年第9期、第10期,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讨论社会必要劳动这个范畴。本文打算着重与寒苇、曾启贤两同志作一些商榷。我的观点是:“社会必要劳动”是一个范畴,两重意义:第一重意义,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11页上所说的:“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标准的生产条件下,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与强度,生产任一个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为     

Ⅰ(V+m)与Ⅱac、Ⅱbc交换中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正> 《文史哲》1983年第5期刊登了陈乃圣同志的文章《论Ⅰ(v+m)与Ⅱac、Ⅱbc的交换问题》。文章评论了国内几种有关的论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提出了作者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见解。陈乃圣同志对别人的评论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本人也未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3年第5期刊登了陈书生同志的文章《关于Ⅰ部类和Ⅱ部类的交换图式问题》,内容与陈乃圣同志的相似,并对别人的有关论著也提出了不同意见。但陈书生同志把第Ⅰ部类区分为两个分部类,并以此作为他立论的根据,却是不妥当的。     

也谈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

何新同志的《关于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本来涵义及其演变》一文(见《学术研究》1980年第4期),对新编《辞海》关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个辞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不少意见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徐庆凯同志的《关于形而上学的两个问题》一文(见《学术研究》1981年第2期),纠正了何新同志对形而上学看法上的缺点,但回避了新编《辞海》这两个辞目的不足之处。这里,我也想就形而上学的概念,谈两点看法。(一)旧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长期以来,人们一谈到旧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就理所当然地说,它是研究灵魂、上帝、自     

再论“两变”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命题

张江明同志在《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和哲学基本问题的再探讨》(载《学术研究》1981年第6期)一文中仍然坚持“两变”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和表述,概括了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并对这个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再探讨”。对于张江明同志“再探讨”一文中一些主要观点,我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同张江明同志“再商榷”。不对之处,敬请张江明同志和其他持不同观点的同志批评指正。 (一) 我认为,首先要把哲学问题同哲学命题区别开来。哲学基本问题是一个问题,是一个短语,它不是一个哲学命题,不是哲学判断。哲学基本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恩格斯总结了哲学史上唯     

再论商品供需与货币总量的宏观分析

我在去年第6期《江汉论坛》上发表的《对经济循环中的货币运动进行总量分析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要注意“需求可能不足”的看法,有些同志对此提出了异议,现拟进一步说明拙见,继续向持不同看法的同志们求教。     

纸币、信用货币及其他——再与李崇淮同志商榷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黄金并没有退出货币的历史舞台》的论文,就黄金与货币的关系问题,与李崇淮同志进行商榷.以后,李崇淮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又发表了《就当前货币形式答谭寿清同志》,同时在《江汉论坛》1984年第7期上,发表了《联系实际研究和运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一文,提出了一些意见.其中,我认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三个:1.纸币能否直接代表商品价值?2.马克思关于信用货币理论的内容是什么?信用货币能不能摆脱"货币由一种特殊商品来充当的形式"?     

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竞争——与李德华、金名俊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在1979年第七期和1980年第四期分别刊登了金名俊同志的《竞争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和李德华同志的《竞争是商品经济共有的客观规律吗》两篇文章。我认为,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竞争规律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李德华、金名俊同志说:“竞争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竞争不是‘商品本性’的表现,而是‘商品生产者的天     

略论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只有一个——兼答金羽、刘炯忠同志

金羽、刘炯忠二同志(以下简称金羽二同志)在1979年第四期《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的《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规律究竟是几个?》一文,对我同年4月19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只有一个》这篇拙文,提出了全面的不同意见。这对于我继续研究这个问题是很有益处的。为了相互促进,本文拟对我所赞同或坚持的观点再作进一步地阐发,并对金羽二同志的意见作些答复。     

对社会主义国家与国营企业关系的二重性问题的不同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所载赵国良、郭元晞二同志的《论社会主义国家与国营企业关系的二重性》(以下简称《论二重性》)一文,试图从新的角度探讨社会主义国家与国营企业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经济体制改革中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提供理论依据。应当承认,这种尝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对该文的两个观点,我们想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与二位同志商榷。     

不能否定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与刘克鉴同志商榷

刘克鉴同志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一文(载《人文杂志》1981年第1期)对黄振奇同志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一文(载《红旗》杂志1980年第2期)提出了不同意见,读后很受启发。但是,对于刘文中关于否定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意见,我们却未敢苟同,现在谈几点看法与刘克鉴同志商榷。     

关于如何在扩大再生产的图式中反映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与实学同志商榷

实学同志在《如何在扩大再生产的图式中反映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见《江汉学报》1962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依据马克思的一般理论,把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剩余劳动率的提高这一因素,纳入由马克思提出的、并由列宁发展了的扩大再生产图式”。正如实学同志所说的,“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引起的剩余劳动率的提高这一因素,引入扩大再生产图式,不仅是再生产理论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的问题。”我读了实学同志的这篇论文后,感到如何正确解决这个问题,还值得进一步研究。现在,我想对实学同志的文章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并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请实学同志及读者们指正。     

有关极差地租的两个问题——与刘光杰同志商榷

《江汉学报》1961年第3期上,发表了刘光杰同志的一篇文章:《关于級差地租存在条件的初步認識》。在这篇文章中,刘光杰同志对我发表在《江汉学报》1961年第1期上的《对現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級差地租問題的初步探索》一文中的某些論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十分宝貴的,它給了我許多启发和教益。不过,我認为,在这些意見中,还有一些問題是需要进一步討論的。特提出来,与刘光杰同志商榷。     

也谈社会必要劳动对价值形成的作用——与曾启贤同志商榷

《江汉学报》1962年第9期发表了曾启贤同志的文章,讨论到“社会必要劳动”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对研究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等问题都有益处。所以我也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向曾启贤同志请教。曾启贤同志在他的文章中,根据经典著作,提出了对社会必要劳动的两种解释。为讨论的方便计,也为正名计,我觉得他所称的“前一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可以称作“单     

再论劳动力所有关系问题——兼答蒋学模同志

拙作《关于社会主义劳动力所有关系问题》一文,在《学术月刊》1980年第6期发表后,蒋学模同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社会主义劳动力公有说“不论从哪一方面看,都难以成立,应该彻底加以抛弃。”可是,他并没有从理论上或事实上提出充分的依据来支持他的论点。现在,我想继续就几个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向蒋学模同志请教。     

对“社会存在”范畴的再理解——兼答张云勋同志

张云勋同志在《略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范畴》一文中,对拙作《对“社会存在”范畴的一些理解》提出了商榷意见,(以上两文见《学术研究》1981年第3期以及1980年第5期)使我得到不少教益。这里,笔者拟就几个分歧较大的问题,再谈一些浅见,请张同志及其他同志批评指正。 (一) 在讨论中首先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范畴,同辩证唯物主义的     

精神生产力同物质生产力是两个相对应的范畴

《学术月刊》1982年第9期发表了拙作《生产力是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以后,我听到两种相反的看法,有些同志赞成我的观点,有些同志不赞成我的观点。《学术月刊》1983年第2期尹宣明同志的《生产力范畴应包括精神因素》一文,就属于后一种。早在六十年代初,一些同志在同李平心同志进行争论时,就热烈地讨论过这个问题,看来还要争论下去。下面我仅就精神生产力同物质生产力的关系问题,补充一点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