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批判的哲学方法论探本

数字资本主义的到来并不是生产力自身发展所带来的“积极革命”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借助国家、技术与垄断而导致的“消极革命”的产物。数字技术的发展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制,反而帮助资本主义开辟新的利润空间、调整内在结构、生产与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下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往往停留于对一般商品流通、交换、消费过程中人际关系物化和人的生存方式技术化现象的批判,没有挖掘数字资本主义深层次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异化劳动问题。借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批判的理论工具,可以揭示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异化劳动问题的三部曲：一是在表面上形式平等的交换过程中,社会关系内容颠倒地呈现为物化劳动成果的形式,其表现为人际关系的物化和数字化;二是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对技术与固定资本即物化劳动成果的从属,表现为数字技术条件下资本对人的实质吸纳;三是劳动结果被掠夺进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其表现为平台对原本属于公共资源的频谱的占有,并凭借这一占有不断生产与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从产业劳动到数字劳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劳动批判研究

劳动是社会区分的产物。我们不应泛泛地谈论劳动,而应从具体的社会现实中剥离出每一时代界划劳动的社会机制。在产业资本主义阶段,劳动作为一种生产劳动,是由其与资本的交换逻辑所决定,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只有生产与再生产出其对立面时,才被视作是生产性的。由此,将一切具体劳动转化为可交换性的抽象劳动,资本实现了对劳动力的抽象统治。到了今天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的抽象统治更为彻底,并且凭借数字网络技术,极大拓展了生产性劳动的区间范围,同时,借助占有逻辑与竞赛逻辑,实现了对劳动所创造出的价值的无偿占有。可以说,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资本剥削更为深刻与彻底,因此,重提马克思"劳动解放"的自由愿景,寻求一种新的社会联合方式,便显得尤为重要。     

正确认识马克思的生产劳动观

重温马克思《资本论》四卷,生产劳动的定义是从劳动者对社会生产的关系中得出的。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看,生产剩余价值和为资本增值服务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则受雇于资本的商业劳动和服务劳动也是生产劳动。而从简单劳动过程看的生产劳动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仅适用于产品生产的社会。斯密在划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时发生了二重性的错误,同一种劳动按两个定义来界定,既可以是生产劳动又可以是非生产劳动。我国理论界关于生产劳动理论的“正统”观念,恰恰落入了斯密的窠臼。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必须坚持“社会性”原则。     

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批判

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是技术因素、历史因素和制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数字技术虽然深刻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诸多环节,但是它并未改变其资本主义的本质。数字技术只是使数字资本主义用一种更隐蔽、更广泛和更深入的方式来满足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因此,数字资本主义仅是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同时,社会实践已经证明技术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逻辑,反而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技术形式却更加强化了资本主义中的“社会化”因素。     

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逻辑批判

数字资本通过变物化逻辑为数字化逻辑完成数字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体系的建构,同时也以数字化逻辑完成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逻辑体系的重构。数字资本通过与数字技术合谋、与知识逻辑合谋、与文化逻辑合谋构建起了数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数字资本通过数据算法实现对消费世界的重新规划构建起符合资本逻辑的新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数字资本通过技术逻辑将全部社会生活纳入到数字坐标中建构起智能主义为轴心的新技术主义意识形态,数字资本通过数字技术优势构建起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方案。数字资本主义制造了意识形态的异化现象,同时也为消解意识形态的异化现象提供了契机。     

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数字劳动及其异化分析

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资本主义进入数字化阶段,这使得传统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出现了数字劳动。数字劳动虽然是一种非雇佣劳动,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仍被置于资本逐利的需要中,表面自由的劳动背后隐藏着异化问题,数字劳动在劳动产品、劳动自身和劳动者三方面均存在异化。为此,需要正确对待数字技术与数字劳动异化之间的关系,探索新型数字平台组织形式,规范一般数据所有权,以期消除数字劳动异化,谋求数字劳动解放。     

共同富裕：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剥削的中国应对

数字时代,数字资本扩张与数字劳动异化现象凸显,疾呼破局良方。数字劳动作为新时代典型劳动范式,在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提升与世界经济革命性发展的同时,也为数字资本剥削提供了血液。在资本主义下,资本剥削的秘密在于通过与数字技术的合谋以更隐蔽、更合理的方式控制数字劳动,进行资本增殖。为兴利避害,我国从批判与建构双重视角提出了遏制数字资本野蛮扩张的中国方案,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数字资本纳入到共同富裕的战略框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立场,以调整数字劳动生产关系,凝聚数字经济共建合力为基本前提,以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作为重要路径,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价值论”的当代价值透视

“劳动价值论”当代价值的重新激活,需要建立在对以数字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观照之上。 “活劳动”作为剩余价值唯一来源这一论断,正在面对着以“无人工厂”为代表的新的生产方式的挑战;以数字劳动为代表的劳动新形式也使得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程度进一步加深。面对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劳动产品形态、劳动过程的控制、劳动者自身等正在发生的变化,仍需要回到价值生产领域之中,立足于资本主义劳动和资本的结构性矛盾,借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和方法,把握数字技术与社会现实生产方式的复杂关系,从而深刻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与特征。     

数字劳动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基于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

数字劳动的生产性问题是数字时代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现有对数字劳动生产性与非生产性问题的研究,存在“数字劳动是非物质劳动”“数字劳动不存在明确雇佣关系所以是非生产劳动”等错解和误读。研究数字劳动生产性问题,要以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为根本依据。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揭示,生产劳动的含义具有理论决定性、客观确定性和自然必然性,界定生产劳动概念要运用物质规定性标准和社会生产关系标准,生产劳动时间的相对缩短和节约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向。我国生产性数字劳动的含义是生产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不少于自己消费的价值的、有益于社会的商品的数字劳动。要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必须正确认识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数字劳动的各自功能及其内在关联,正确处理好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数字劳动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理论

马克思从人类社会一般、商品生产形式、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撇开物质内容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四个不同角度研究和界定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搞清和正确认识这些复杂的论述，有利于理顺物质资料生产和非物质资料生产的相互关系，有利于建立健全市场体系和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数字劳动正义困境及其价值追寻

正义是数字劳动需要秉持的首要原则,人类劳动的自由解放则是数字劳动正义的根本价值追寻,通过对劳动正义的发展历程、资本主义逻辑下数字劳动引发的一系列非正义表征进行分析,可以明确数字劳动应该遵循的正义规范。数字劳动颠覆了传统劳动者与劳动的关系,挑战人类价值与尊严。在数字劳动过程中,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正义立场,重构符合人类自由解放本质的价值追寻,才能有效化解资本正义与劳动正义、物的正义与人的正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回归人的价值与尊严,实现数字劳动正义。     

非物质劳动与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基于对哈特、奈格里观点的解读

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他们只是为了表明经济转型的一般趋势才勉强使用它的.实际上它更应该被称为生命政治的劳动.这一概念所凸显的是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及其所内含的解放潜能.不过,由于哈特和奈格里的解读逻辑过于依赖于主体政治的维度,因而表现出了对现实历史过程的简单化理解.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当代资本主义的总体危机

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社会经济经一度繁荣发展之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频繁爆发各类危机,如金融危机、政治危机(如新"左翼"运动)、文化危机、社会危机(如"华尔街事件"、新社会运动)、生态危机等。这些危机是有着同一根源的总体危机的不同侧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总体危机的整体视角和整体方法。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得以建构科学的当代资本主义总体危机理论;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为自身找到了发挥其时代作用的历史舞台。     

奥康纳生态学社会主义视域下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

本文主要阐述并分析了奥康纳生态学社会主义视域下对资本主义生态的批判,在肯定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以及第一重矛盾理论的基础之上,奥康纳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理论,为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提供了理论武器,并以此论证了资本主义生态上的不可持续性,为其建构生态学社会主义理想社会鸣锣开道。     

非雇佣数字劳动与"数字化个体"——数字经济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嬗变及启示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据逐渐成为社会化生产的核心要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推动数据成为商品,生产数据商品的劳动包括雇佣和非雇佣两种形式,雇佣数字劳动主要在雇佣体系内生产"生产经营数据",非雇佣数字劳动则主要在雇佣体系外生产"个人数据""中间数据"和"公共数据",资本家能够同时占有这两种劳动的成果及其剩余价值;为极大地拓展剩余价值来源,资本势力凭借技术进步偏向性从生产领域向生活领域入侵,将大量数字活动转化为非雇佣数字劳动,从事非雇佣数字劳动的劳动者被抽象为一条条数据从而成为"数字化个体";"数字化个体"突破了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劳动时间、劳动人群和劳动空间等方面的限制,但其并不拥有关键性数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成为被资本家剥削的对象,而资本为"数字化个体"再生产支付的代价大为降低,劳动对资本的依附性则进一步增强.可见,数字资本主义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但拓展了剥削范围、提高了剥削强度、增强了剥削隐蔽性.因此,我国在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不能任由私人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控制和垄断数字平台,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促进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