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与深度区域贸易协定:历史演进与发展趋势

全球价值链细化和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化是国际贸易进入21世纪后呈现出的两大重要特征。全球价值链概念经历了“价值链—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演进，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发展引起全球经济结构重塑，改变了国家间的竞争格局。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化有效促进了各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合作，加强了区域内全球价值链联系，加快了全球价值链重构进程。为把握后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机遇、提升中国在国际经贸规则领域的话语权，应关注中国已签署实施的区域贸易协定对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以推进RCEP实施为契机，加快RCEP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灵活配置，奠定亚太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与北美、欧盟三足鼎立的地位，在推动全球价值链深刻变革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投入服务化的双重效应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随着全球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联度不断提高,服务要素投入对制造业的影响愈发显著。基于混合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检验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已经跨越“服务化陷阱”,继续增强投入服务化将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投入服务化的价值链驱动存在明显的双重效应,即国内来源投入服务化的增强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而国外来源投入服务化增强则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有明显抑制效应。这种双重效应表明,只有推进价值链全球治理体系从发达国家单一主导结构向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多边治理体系转变,才能积极化解全球价值链风险,实现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将中国制造业国内价值链整体嵌入RCEP区域分工,有利于突破中国制造业低端锁定的现实困境。以投入服务化促进制造业发展,必须实现投入服务化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升的科学转换。     

“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高质量共建的三重逻辑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是共建国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必然选择。从历史逻辑看,在十年建设历程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遵循了价值链建设主体演变规律、由沿海向内陆开放规律、区域价值链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客观规律以及价值链包容发展规律。从实践逻辑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宏观层面提供器物型、制度型和观念型国际公共产品,奠定了区域价值链合作基础;在中观层面深化产能合作并提升产业能级,创造了区域价值链合作动力与增值空间;在微观层面吸引企业主体深度参与,整合了区域价值链生产环节。从理论逻辑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全球化理论,同时推动构建新型全球化理论和包容性多元化国际新秩序;创新了价值链理论,形成了面向全球的新型区域价值链,为后发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新路径;打破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固有思维模式,走出了西方国家经济再平衡治理误区,缓解了全球治理赤字困境。     

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

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思想与内生增长模型有机结合,把制度作为一种内生、可变的决定性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之中,在对制度变迁的指标测度进行借鉴与修正的基础上,尝试基于扩展的Barro型回归方程、采用动态面板回归方法实证考察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效应。研究发现:在其它变量加以控制的前提下,人均GDP增长率与人均GDP的初始规模呈现负相关,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的条件收敛性,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经济开放度和人力资本的差异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市场化进程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存在递减趋势;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东部地区经济开放度的提升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但也容易受到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人力资本和交通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     

古典式市场化的终结——浙江省制度变迁的现状与对策

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市场化进程的分析,提出走出古典市场化,走向现代市场化的见解。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征是均衡、法治,以及符合均衡法治要求下的持续活力。为此,要加快促进制度变迁．首先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整体联动,形成均衡协调的改革进程;其次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即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进一步形成民间与政府积极互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相互呼应的改革进程;第三是以制度建设为主,加快提升法治水平,形成以法治为基础的改革进程。     

区域协调发展与政府体制变迁的制度分析

区域发展状况与政府的体制变迁密切相关。区域非均衡发展是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自在状态”,而区域不协调发展则是政府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自为状态”,也是对“元制度预设”价值目标的“偏离”。通过一元回归模型y=-ax+b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区域不协调发展的表现形式是“行政主导下的板块式经济”,但其实质是地方政府体制变迁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步伐,构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基础是“复合行政”,其运行过程受到政治效率合法性、组织效率合理性和职能效率有限性的制约。     

城市创新质量、制度环境与区域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推动区域一体化的作用取决于制度环境变迁。从理论上看,创新通过产业梯度转移、经济发展效应和创新溢出效应促进区域间要素流动与产业融合,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和强化市场竞争,制度环境对创新推进区域一体化具有调节作用,创新和制度环境改善,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利用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20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和制度环境的改善均能提高区域一体化水平。第二,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利于发挥创新对区域一体化的促进作用,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创新的外溢效应,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第三,城市群发育程度和城市区域一体化水平不同,创新和制度环境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存在差异。基于这些结论,得到的政策启示是发挥创新驱动作用、改善制度环境,进而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     

长三角都市圈形成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都市圈是城市经济演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市场扩张和企业追求规模经济要求政府降低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成本和行政壁垒,这是都市圈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就长三角来说,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和政府作用是推动都市圈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力量.市场化推动了市场规模扩大和分工的深化,工业化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组织完善及空间形态的优化,国际化使得长三角逐步纳入全球生产体系,政府的制度创新促进了长三角地区的竞争与合作.     

欠发达民族地区经济一体化中的制度创新研究——以延龙图为例

欠发达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创新主要表现在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的变化和对外开放的深化等四个方面。但在其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仍存在着诸如“习俗经济”所带来的困境、落后地区政府对“挤占”效应的顾虑、政府体制改革不到位、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等一系列制度约束。要摆脱这些传统的制度约束,应以制度创新的形式来促进地方政府管理行为的优化,实现市场与政府的良性结合,从而顺利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数字产业渗透赋能全球价值链重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将2012—2022年47个国家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产业渗透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产业渗透可切实提高全球价值链双边合作度和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实现全球价值链重构,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数字产业渗透可通过合理配置创新要素与促进颠覆式技术创新,提高全球价值链双边合作度和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间接促进全球价值链重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受贸易开放度的影响,数字产业渗透与全球价值链双边合作度、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的关系呈现非线性特征。据此,提出扩大数字产业发展规模、优化创新要素配置方案、强化颠覆式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国家与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格局提供支撑。     

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利益规制研究

2009年1月国务院颁布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推进粤港澳区域深度经济整合上升为国家战略。由于粤港澳三地的政府治理模式存在差异,地区产业集群的内部治理欠缺规范,区域产业集群之间的同质化竞争比较突出。要促进粤港澳经济一体化进程,必须注意避免无序竞争,扩大区域市场范围,提升制度供给效应,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跟进和协会生成的多方并进方式,确立利益协调机制与政府规制边界,从而降低区域交易成本,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利益规制研究

2009年1月国务院颁布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推进粤港澳区域深度经济整合上升为国家战略。由于粤港澳三地的政府治理模式存在差异,地区产业集群的内部治理欠缺规范,区域产业集群之间的同质化竞争比较突出,要促进粤港澳经济一体化进程,必须注意避免无序竞争,扩大区域市场范围,提升制度供给效应,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跟进和协会生成的多方并进方式,确立利益协调机制与政府规制边界,从而降低区域交易成本,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依赖

东北老工业基地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要遵循路径依赖原则,以发展产业集群为主体,依靠市场化大企业的主导作用,在政府支持下推进。为此,要改革和调整政府的区域经济管理职能,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保障。     

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重构战略研究——基于内容、技术与制度三维协同创新

建构于传统制造业基础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不适用于新兴的数字创意产业,亟须进行理论范式创新。数字创意产业是内容、技术与制度三维协同创新驱动的新型业态,与传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至少在研发、生产、产品、审查、营销、物流、消费、特征效应与生命周期等十个方面存在关键区别,并且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具有衍生效应、共享效应、嫁接效应和外溢效应,由此决定一旦某国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被他国“俘获”或“低端锁定”,该国未来产业竞争力将被牢牢控制。基于中国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重构战略立方体模型的研究发现,对于NVC高成熟度的数字创意细分行业应采取市场优先、成本领先和兼并收购三大“主动出击型”战略;对于NVC低成熟度行业而言,应根据GVC成熟度和行业成熟度采取相适应的战略,逐步提升数字创意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进而确立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主导者的战略地位。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分析

如何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过程中兼顾环境保护,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重要现实问题之一。本文使用中国2003—2015年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同时考察了环境规制强度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雾霾污染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正向的直接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表明中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导致了自身的环境恶化。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负向的直接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表明环境规制一方面可以缓解本地区的雾霾污染,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污染的跨城市转移。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环境规制之间存在负向的调节效应,表明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全球价值链嵌入带来的雾霾污染。此外,将样本按照城镇化程度分组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城镇化程度不同时,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不同。     

西部区域特色农业现代化与农地制度变革

基于发展特色现代农业是西部农业现代化基本取向的认识,分析甘肃省区域特色农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农地问题,以区域特色农业实现规模化、专业化发展为取向,可以看出完善西部农地制度需要将农地资源市场化;确权赋能;推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进行制度创新;认识到农地制度的改革是一项综合性的制度变迁;同时政府也要发挥政策引导及开拓市场的作用.     

数字技术投入对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

数字时代的全球价值链面临重构需求。为此，从国别双边角度出发，构建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与全球价值链双边合作度指数，作为衡量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指标，探讨数字技术投入对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投入对我国全球价值链相对位置攀升和全球价值链双边合作度提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有利于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行业异质性分析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投入数字技术的促进效应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对发达经济体投入数字技术效果更显著等。对此，不仅要进一步加大对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投入力度，同时要依托企业力量促进数字技术发展，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为促进数字经济的技术进步创造条件，也为我国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重构进程进行赋能。     

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合作的立法协调

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合作的立法协调是弥补人大立法协调不足,提升区域立法质量,解决立法中疑难复杂问题,促使立法及时立、改、废,统一立法规划的需要。政府合作的立法协调的原则分为政府作为立法主体参与立法协调时应遵循的原则和政府作为非立法主体参与立法协调时应遵循的原则两种。协调方式也可以分为行政立法中政府参与立法协调的方式和人大立法中政府参与立法协调的方式两类。政府合作的立法协调的目的就是通过政府参与立法协调促进相关立法机关及时有序地开展立法活动,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提供有效的法制保障。     

基于主体行为分析的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研究

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在于区域创新活动行为主体的行为,但区域创新体系一般都存在诸如政府创新动力不足、企业创新资源有限、教育培训机构培养的人才创新能力不强、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不高、中介机构运行不够科学规范等问题,影响了创新行为主体作用的发挥,进而影响了区域创新能力.因此,要依据理性人特征,发挥政府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中的作用;消除创新障碍,推动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改革培育方式和模式,提高教育培训机构培养人才的创新能力和水平;通过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提高科研人员成果的创新性;完善规章制度,促进中介组织的繁荣.     

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中的政府行为探析

我国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制度变迁始终是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进行的.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政府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市场功能过强,产生了政府失灵行为,从而对区域经济合作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适应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政府行为改革路径,一方面要强化市场机制,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不正当竞争,建立统一、开放的区域大市场,形成以市场为基础、以企业为主体的合作模式;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切入点,推动建立有限型、开放型、责任型、法治型政府,强化区域公共服务,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开透明、廉洁高效、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