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的缘起、内症及迷局

伴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信息技术的高歌猛进,由客观“实在”所构筑的“实体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正被置换成由“数字虚体”架构的“赛博空间”,由数字信息技术与资本共同孕育的数字资本主义降临于时代之野。在资本新的“代理人”数据平台的控制性、支配性话语体系之下,本应作为中立性存在的数字“虚体”,被饕餮的资本所吞噬,演绎出数字化衰退、数字霸权、数字垄断、数字劳动异化等发展迷局。立足数字资本主义发展基点、洞察数字资本主义实质、破除数字资本主义迷局、超越数字资本主义限度,对探究符合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形势与数字化时代趋势的新型数字化发展道路,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二自然”与数字资本主义

“第二自然”作为用来解释人类自身创造的外部环境的范畴,其内涵应该是具有社会历史规定性的。卢卡奇在原初的意义上使用“第二自然”概念,在于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全部商品化、物化的效应。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展开,“第二自然”的内涵及其具体表现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就当下社会生产和生活而言,数字化的社会存在已然具备“第二自然”的属性。“第二自然”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关系在于通过更新卢卡奇的物化现象来展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第二自然”的新内涵及其社会效应。在充分挖掘卢卡奇物化理论及其“第二自然”概念对于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的意义的基础上,既能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一致性,也能看到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独有特征。     

工具理性批判——从韦伯、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

工具理性批判——从韦伯、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陈振明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而又往往被人们忽视的方面。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理论出发，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认为...     

数字资本时代平台劳动过程审思——对平台“灵活性”与数字泰勒主义“俱生性”的批判与反思

关于数字资本时代的平台劳动过程研究，既要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观照数字劳动过程中资本“技术化”控制趋势以及“边缘化”剥削格局的演化进程，又不应忽视对数字劳动过程从“一般”到“特殊”的分析进路。充分辨识和把握数字资本时代劳动过程涌现出的丰富“技治”现象，不但可以深化对资本与技术联姻后生产关系的一般认知，而且有利于揭示其算法技术背景下隐藏的资本剥削与操控真相，尤其是平台劳动过程映射出“数字工厂”和“数字泰勒主义”的不谋而“合”,使数字平台经济被悄然植入“灵活性”等虚假性意识形态因素。同时，算法“被”进化出操控劳动过程的主体性，使人类沦为给这种“主体”提供学习与升级的工具性客体，成了“数字泰勒主义”不断寄生与布展的对象性存在，最终平台劳动者沦为算法系统进化完善所支配和操纵的“数字僵尸”。     

数字资本主义中的阶级斗争

自然辩证法不能直接应用于社会——事物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会自行崩溃,社会主义会自行出现。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通过工会组织罢工,工人阶级才能创造新的历史。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我们需要为工会和阶级斗争增加新的“数字”维度：首先,阶级斗争和罢工应当利用数字平台作为组织手段;其次,罢工应当发生在网络上,并扰乱数字平台的价值生产,从而用数字力量威胁数字资本。劳动时间问题仍是工人阶级斗争的重要方面,在21世纪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争取更少的劳动时间是数字工人通向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平台合作社、数字公地等方式是超越数字资本主义、迈向数字社会主义的具体的乌托邦。     

数字资本逻辑的本质、双重效应及其中国应对

资本逻辑源于资本的不断扩张,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逻辑和资本的无限增殖本性,是资产阶级维护统治的工具。在传统的物质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基础上,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越来越成为核心的生产要素,出现了新的资本形态,即数字资本。数字资本正加速与数字技术“共谋”,以资本逻辑的形式,实现支配世界的目的。数字资本相对于其他形态的资本,资本逻辑的形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追求剩余价值、压榨和剥削劳动者的本质并没有变。数字资本逻辑对社会发展仍然存在“文明”与“野蛮”的双重效应。面对数字资本逻辑,中国应该以人本逻辑统摄数字资本逻辑,规范和引导数字资本在中国的发展,加快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     

意识形态与当代世界

当代的精神生活充满着意识形态的冲突,许多学者也正在研究意识形态的作用,并且表现出某些基本的倾向,这是一个毋庸否认的事实。在危机被认为仅仅是“不愉快的回忆”,而迅速和不断的经济增长被当作医治一切社会问题的万灵药方的时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一个倾向是,许多人断言以阶级斗争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冲突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问题已经过时。在“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技术治国时代”和     

论阿尔都塞的“历史无主体”思想——基于唯物史观合目的性原则的考察

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为反对当时人本主义者利用人的主体性为现存社会作辩护,借用黑格尔“无主体过程”的概念,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展开了结构主义式分析。应当说,阿尔都塞关于历史发展的“结构因果性”判断有其合理性,“历史无主体”思想也有助于我们从共时性的角度理解社会矛盾的多元存在以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在唯物史观中,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现实的个人”,人通过合目的性的实践创造了包括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在内的社会结构,也只有付诸实践才能消除无产阶级的异化状态。而阿尔都塞的解读模式遮蔽了历史主体——人——的合目的性原则,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以符号化解读唯物史观的外在反思之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也被消解得无影无踪了。     

左翼加速主义及其缺憾——为什么加速主义不可能替代资本主义?

在众多国外加速主义思潮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以费舍尔、威廉姆斯、斯尔尼塞克为代表的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论述的左翼加速主义。相对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左翼加速主义旨在恢复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关于工业技术发展的内涵,即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途径在于技术的加速,让资本主义无法支配整个生产领域。随着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发展,左翼加速主义的方案遇到其问题,技术加速发展,并没有解决不平等和无产阶级解放等问题,反而让不平等的问题越来越凸出,让无产阶级进一步陷入游牧无产阶级或流众的境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理解,左翼加速主义只指出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但没有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问题。无产者被动地进入技术加速过程是无法产生社会主义动力的,只有当广大无产阶级意识到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数字平台和生态实际上是他们劳动的产物,应该将这些平台服务于公共目的,才可以打破资本主义垄断数字平台的神话,为未来社会主义创造可能。     

数字资本主义“景观秩序”批判的哲学叙事

数字资本主义运用技术手段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占领，形成以数据为基础、数字平台为中介的新式剥削手段，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运行框架下，人们的交往方式、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变。数字资本通过对数字平台获取的数据进行加工再塑造出的影像集合，形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数字景观，它隐含了在直接暴力之外实施的资产阶级统治的操控秩序，其运行模式遮蔽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社会关系，实现了数字资本的无规制泛用。然而，这种数字景观是对资本无限扩张的控制秩序的粉饰，本质上仍停留在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之中，其发展形式并未超脱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披露。因此，对数字景观秩序的批判仍需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解蔽数字资本主义繁荣假象下的剥削本质，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而全面的解放。     

世界资本主义的逻辑——重构长期波动理论的尝试

在世界体系论中,把各“国民国家”的发展范式看作是由它在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这种总体主义(holism)的理论结构一直受到批判。对此,本文想要以与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范式相对应的阶级关系状态为根据,将“国民社会”加以类型化,以从这些关系中找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为完成这一课题,把构成体系的固定资本总体的变化与劳资关系结合起来,再参考阶级斗争、国家干预、意识形态等因素,重构长期波动理论。据此从理论上说明,最先掌握世界资本主义主导权的“国民社会”在有可能发生转换的同时,也对处于“半外围”或“外围”的资本主义发展发生影响。     

“异化”与“解蔽”——马克思与海德格尔技术思想之比较

马克思和海德格尔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两人都对技术问题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技术思想。马克思认为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又导致了人类深陷奴役的泥潭。马克思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应用,因而马克思认为要想摆脱人被奴役的局面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私有制,变革生产关系。然而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却触及到人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将现代技术的本质——集置作为一种"危险"的关系,确定为真理的极端展现方式。正是这种极端的展现方式让现代人处于"无家可归"的困境之中。海德格尔认为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在于重新入"思"存在。     

阿道诺美学思想论

<正>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化中,较之卢卡奇和葛兰西等早期思想家来说,法兰克福学派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虽都注重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但前者的批判更多地是理论上和政治上的,而后者则扩大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有精神文化现象;前者多从肯定的方面来分析意识形态,后者则是从否定的方面来批判意识形态。阿道诺就是一个典型,他无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还是在《否定的辩证法》里,都旨在张扬人的批判思维和否定意识,建立一种社会批判理论。这一理论把主要矛头对准资产阶级统治、控制下的“文化工业”,这种文化工业被用来助长使人们适应当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现实状况。文化工业的这一实质最为显著地表现在流行音乐中。另一方面,社会批判理论又孜孜寻求摆脱这种艺术危机的希望之光。社会批判理论的这两个基本主题的双重变奏,就构成了阿道诺主要美学著作《美学理论》的主旋律。     

马克思与怀特海

很多人认为,在美国这样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中,不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因此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不适用于美国社会。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中产阶级数量的减少,美国社会的现实阶级基础越来越显示出来;另一方面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又在世界范围内强化了资本主义贵族和无产阶级平民之间的对抗,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也因此越来越增强了其适用性。而怀特海的思想由于其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显示出在全球化的时代社会压迫的阶级结构上的独特价值。     

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政治哲学向度

勘定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可以从其“拜物教批判”所具有的内涵出发加以深化.拜物教批判是对特殊替代普遍过程的“颠倒”,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政治关系不过都是一种“特定”的存在,将被“普遍性”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政治形态所替换.拜物教批判内涵的“对象规定性”决定了理解资本主义的政治必须将其置放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中才能真正切中其“政治的本质”.拜物教批判使得人们能够洞识历史本质,从而激活阶级意识以颠覆资本主义财产权的政治体制.     

基于数字化新内涵的数字共同富裕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数字经济时代商业模式和生产方式正面临全面变革。数字化带来数字形态化和数字资本化两个必然过程,二者共同驱动着数字化进程。数字化催生的数字资本寄身数字形态化,又反作用于数字形态化的同时,必然带来数字资本化的发展。对于数字化催生的数字资本运作体系,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截然相反的主张,这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提出了新挑战。回顾数字形态化历程,当前数字化更多的是人的信息化向“物”的信息化延伸,这使得数字形态化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生产主体的转换,存在把人从劳动生产主体中解放出来的可能,从而为社会主义数字共同富裕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和来源,并由此产生生产主体转换的数字共同富裕及实现路径。     

物化、辩证法与阶级意识——卢卡奇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构架及其影响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它对当代西方许多哲学家影响甚深。虽然卢卡奇自己后来也曾多次自我批评这本书,但不可否认它是卢卡奇最有影响力的著作。这本书特别是其中的“物化与阶级意识”一文蕴含了卢卡奇历史哲学与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构架,它包括三个方面：其一,用“物化”概念来说明资本主义的现实及其自康德以来的古典哲学的性质;其二,用“辩证法”来说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并在辩证法中寻找批判资本主义物化现实的张力;其三,用“阶级意识”来分析无产阶级冲破资本主义的物化帷幕和获得解…     

评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把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美学)、哲学(理性思维)等都包括在“意识形态”之内,从而对发达工业社会的这些“意识形态”都进行于一定的批判。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具有某些合理的因素和积极的意义;但由于他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和方法,所以他的所谓批判不能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方面,因而他的“批判理论”在总体上是不可取的,他的基本立场和许多理论观点是错误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对立的。     

马克思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生成逻辑、实践理路及当代启示

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基于思想生成的内在关联性,“权力”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延伸应用,以及欧洲无产阶级运动的推动,促成了马克思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的生成。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建构新世界的社会变革中,通过强化政党建设增强“领导主体”魅力、批驳错误思潮增强理论感召力、引领革命实践增强“群众认同力”建构并实施意识形态领导权。面对当前我国复杂的意识形态工作形势,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加强党的执政建设并凝聚社会共识引领社会思潮向上向善,规避与应对意识形态工作阻力。     

21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运动的新特点

21世纪全球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运动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从资本形态看，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一种新的资本形态——数字资本，其有望成为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的主导资本形态；在生态危机持续加剧的背景下，自然资本被大力鼓吹；金融资本在遭遇挫折后迅速恢复，并与前两种资本紧密结合在一起。从剩余榨取机制看，资本日益脱离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创造过程，转变为食利资本，主要以利息、租金等方式获利。最后，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和金融化的深入发展，资本逻辑全面展开，主导了从日常生活到意识形态的一切领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运动的新变化能给我们以下启示：规范资本行为必须正确认识各类资本形态，发挥市场和政府的调节作用，发挥社会价值规范的引领作用，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成功驾驭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