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国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的思考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农村税费改革进程的推进,现行县乡财政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县乡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政府级次过多、转移支付不够规范等,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西部地区县乡经济的发展。改革和完善县乡财政体制,应在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的基础上,适当精简或虚化乡镇政府级次,并配以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积极推进“乡财乡用县管”改革。     

乡镇政府治理职能完善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而乡镇政府作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基础层级,是各项改革政策落实的前沿,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在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乡镇政府在基层治理职能的现代化演进过程中,表现出治理职能定位与基层治理实际存在偏差、公共服务职能扩张与财政投入不匹配、基层治理力量下沉不足及治理理念未转变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完成乡镇政府治理职能的现代化转变,应通过治理资源向公共服务领域倾斜、治理重心向基层下沉、构建协同合作的乡镇治理模式以及完成治理理念的现代化转型四个方面的调整与实施,层层递进,以期实现乡镇政府基层治理职能的现代化转型.     

经济滞后地区参与式预算试验的困境与对策

参与式预算试验的可持续性问题,是近年地方财政预算改革和基层社会治理遇到的新课题.经济滞后、发展缓慢地区参与式预算改革试验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深入推进的难度较大.究其原因,地方经济贫困、财源拮据、可用于参与式预算试验的新增财力不足;"乡财县管"体制与公众参与的预算改革发生冲突;信息化建设滞后,预算信息链条拉长,以及预算信息质量不高.因此,应当积极推广适应经济滞后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参与式预算试验,以推进公民参与预算管理和基层社会民主治理改革.主要措施包括发展地方经济,壮大地方财源,用增量财力推进参与式预算改革;理顺基层政府间关系,建设责任型政府,实施"扩权强乡""乡财乡管"体制;普及财政预算知识,倡导民主治理理念,培育公民文化,夯实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基础;完善预算公开机制,为公众参与打造开放有效的预算信息平台.     

城乡统筹发展与乡镇政府职能转变

城乡统筹发展的内在规定性是理解乡镇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的关键。当前我国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的经济偏好与乡镇政府职能的去经济化、乡镇公共服务需求增长与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这两大基本矛盾。从城乡统筹的角度看,我国已进入以工商业型经济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时代,乡镇公共治理走向多元化以及城乡“中心-边缘”的行政等级结构等前提条件,决定了深入推进乡镇政府职能转变需要突破城乡分治的行政体制。为此,要从重构乡镇公共治理主体结构、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调整行政区划三个方面进行综合改革,推动乡镇行政体制实现合作治理。     

乡镇政府招商引资的行为逻辑及其治理

农业税取消后,乡镇政府并没有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乡镇政府的自利行为依然突出,招商引资仍为大部分农业乡镇的主要工作。乡镇政府招商引资的行为逻辑在于上级政府对乡镇的工作考核和乡镇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双重压力不仅决定了乡镇政府招商引资的行为逻辑,而且决定了对乡镇政府招商引资行为的治理路径,即,一方面要改变上级政府对乡镇工作的考核内容和考核方式,另一方面要实现乡镇政府财力与事权的均衡,加大对乡镇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只有改革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才能实现乡镇政府职能的真正转变。     

论基于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乡村治理结构改革

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大难题。要确保国家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政策的全面实施,必须改革当前的乡村治理结构,核心是理顺村民自治。一是改革县乡(镇)体制,设置与村民自治相适应的乡镇政府职能;二是公共财权下放与管理重心下移并举,建立“财、事、权”相统一的村民自治机制;三是构筑“两委”良性互动关系,建立完善农村民主自治机制;四是培育多元农村自治机制,为村民自治提供新型支持资源。     

乡镇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困境与出路

乡镇政府作为我国政府体系中的最低层级,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具有独特优势和不可代替的作用.然而,实际运行中,乡镇政府不但面临自身的地位困境,还面临财政拮据、县乡条块分割、权事不一致的体制困境,管制与服务失衡的角色困境和服务意识不强、技能不足的能力困境.要加强乡镇政府的农村公共服务职能,就必须站在新农村建设、构建服务型乡镇政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探寻出路,必须从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理清政府之间的公共服务权责关系,合理界定乡镇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变革乡镇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完善农村公共服务的表达、决策、激励与监管机制,加强乡镇政府人员的教育培训等方面入手解决问题.     

“有限主导—合作共治”:未来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构想

乡政村治的“乡政”与“村治”是组织性质不同,但又共存于国家—社会范式下的制度与模式.面对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该模式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包括“乡政”与“村治”无法有效衔接;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现象严重;农村社会的基层财政吃紧,无法进行有效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亟待创新.未来农村社会治理可采用“有限主导—合作共治”的模式.     

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

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最深刻的莫过于乡村社会转变。中国乡村社会经历和正在经历着从“散”、“统”、“分”到“合”的不同社会阶段。乡土社会变迁必然伴随,并需要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变。从以“统”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到以“分”为主要特点的农村改革时期,乡村治理结构表现为“乡村政治”,即在乡一级恢复建立乡政府,在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随着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这一治理结构应该加以创造性转换,建立“县政、乡派、村治”的治理结构,即:县具有更多的治理自主性;乡只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专事政务和指导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主要从事村民自治工作,由此使其治理合理化。     

改变基层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需要制度变革

胡志平撰文认为,中国式财政分权之所以导致基层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在于基层政府面临政治晋升考核压力和财政分权体制约束下形成的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双重压力,以及由此导致的越是基层财力越困难,农村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困境越突出。因此需要政府职能和财政分权体系进一步改革完善使之匹配。第一,将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明确基层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的中心工作是提供公共服     

欠发达地区县级财政的困境和对策

由于我国区域性差异条件的影响,欠发达地区财政十分困难。本文通过调查欠发达地区地方财政现状,分析欠发达地区县（区）级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从分税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性配套资金问题、债务负担沉重和地方经济发展缓慢的影响等方面,深入剖析问题根源,然后提出解决财政困境的五个对策及措施。     

统合治理与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基于县域议事协调机构的经验分析

当代中国基层的统合治理,是以党组织的领导权威为基础,依托党政体制的组织架构,实现对“条条”与“块块”的整合协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合治理模式,既克服了科层制的弊端,又超越了西方整体治理、弹性治理等理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独特优势。近年来,随着中心工作的多元化,一方面,县域统合治理的需求大量增加,县域党委政府频繁启动政治动员,建立议事协调机构,基层各层级、各部门都被卷入政治动员体系之中,使得基层治理体制刚性化;另一方面,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日益增加,但统合效能并未得到同步增长,统合治理出现“内卷”局面。诸多议事协调机构只具有形式、象征意义,而并未发挥实质性的统合功能,催生了大量的“软协调”。大量软化的议事协调机构的出现,成为基层形式主义的重要表现。     

治理视阈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困境及发展战略

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着以下困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金投入不足、管理较为混乱;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条件改善投入不足;农村人口整体素质偏低,思想观念比较保守,制约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一步发展;农村的社会保障与服务制度不健全,等等。对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强化基层治理,明确政府、农民与社会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合理划分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强化财政服务意识;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格局,形成以城带乡新机制;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建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广西县域治理创新实践及其发展方向

县域治理延续的管控式治理模式制约了县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广西一些县级政府为摆脱困境所做的改革尝试,无论是土地流转、科技下乡,还是农事服务进村、公推直选乡镇党委等等,都是在现有体制下为回应市场、社会和公众的要求所做的公共服务创新,都体现了更多的分权、更多的民主、更多的公众参与和公共服务,顺应了社会发展规律,代表了县域治理创新的一些方向。     

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与优化

探寻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模式,推动其快速健康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乡制是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我国的乡制处于困境,引发诸多问题。必须改革乡制,构建有效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本文回顾了自乡制产生以来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理论界对乡制困境及改革途径的认识,同时提出自己的解释框架和改革思路。     

基层治理单元的历史流变与现实锚定

单元的合理设置是有效治理的重要前提。我国基层治理单元经历了封建时期县政绅治的传统单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政社合一的全能单元和改革开放以来乡政村治的分治单元三个阶段的演变。在此过程中,基层治理单元中的政治单元、行政单元和自治单元分别实现了从刚性管理到柔性治理、从复杂管理到简约治理、从虚体自治到实体自治的转变,而基层治理单元演变的背后是秩序、效率、民主三大基层治理价值目标的动态变化。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单元应在均衡三大价值目标的前提下进行三维转变：以县域为核心实现分利秩序下的县域融合,以县级为上移重心进行效率渐低趋势下的县级统筹,以村民小组、自然村和小区为下移重心进行民主趋向下的基层自治,从而实现基层治理效能的进一步提高。     

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乡镇政府扩权改革是县乡权责关系重新调整的过程,旨在合理划分乡镇政府权力与责任边界,增强基层政权体系的公共性。然而,实践领域的乡镇政府扩权改革过于强调县级部门责任下沉,导致乡镇政府陷入超负荷运转和职责空转并存的矛盾中。乡镇政府扩权改革在价值、目标、主体和方法四个维度上呈现公共性不足困境:一是价值取向上的重效率、轻质量,二是主体对话中的村民参与缺失,三是目标制定中的部门主义倾向,四是方法运用上的低制度化缺陷。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完善公共制度、强化村民参与、优化资源配置,建构乡镇政府扩权改革的公共性,进而提升乡镇政府社会治理和服务能力。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境遇、问题与旨向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是“边疆”“民族”“基层”三要素叠加形成的立体化时空场域，具有地缘特殊性、事务复杂性、问题敏感性、安全脆弱性等主要特征。进入新时代以后，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价值更为凸显、形势挑战更为严峻、治理任务更为艰巨。为推进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一要明确价值目标，二要立足现实境遇，三要聚焦突出问题，四要在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效能上提质，更好发挥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复合功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增效。     

转型社会中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及对策

农村社区治理面临严重困境,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越权过度干预、非法势力干扰村庄治理以及村民的政治冷漠,严重影响了农村社区的稳定与和谐。农村社区治理必须逐步由"官主导"到"民主导",构建政府、市场和社区三者之间权责界定明晰、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的多中心治理体制。     

从“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逻辑转换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创新,也是对社会治理目标的更高追求。社会治理提出以来,基层探索了丰富的“共同治理”实践模式,但是面临严重依赖党政推力、合作共治浅层悬浮、制度认同度低又难执行等新困境。“治理共同体”意指多元治理主体以共同体成员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共同体纽带激活内在动力、以共同体关系优化治理结构、以共同体规范完善治理制度。从共同体“纽带—关系—规范”审视治理“动力—结构—制度”,能够更加清晰地审视“共同治理”的问题症结,为破解困境指明方向。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亟待从简单“共同治理”走向“治理共同体”,包括在治理动力上从应激响应到日常韧性、从行政末梢到动员起点、从个体性到公共性;在治理结构上,从差异性到互补性、从表面到嵌入、从偏利共生到互利共生;在治理制度上,从行政场景到生活场景、从封闭到开放、从纸面到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