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新型文明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一面旗帜.从历史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扬弃传统中国“天下”体系和西方“绝对主义”国家强权外交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和平主义外交理念;从空间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和“民族—国家”的扩张性,集中关注人类整体命运和世界和平,致力于建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本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转化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立足中国,面向全球治理的一种新型文明观.这种文明观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建设和谐有序的世界秩序提供全局性的战略指导.     

论W.S.默温中期诗歌风格的变化

W.S.默温被公认为是美国后现代主义诗歌中新超现实主义的代表诗人,他的诗歌以其怪诞的意象、凌乱破碎的句法及篇章结构以及诗人独特的诗歌风格令不少读者望而却步.事实上,默温的诗歌风格并非从一开始便呈现后现代特点,他的诗歌在1952-1970年由前期向中期的过渡中,经历了一段由形式化、经典化走向自由化、开放式的变化历程.     

试论托马斯所勾勒的世俗社会的政治愿景

托马斯的政治学论述集中体现在其<阿奎那政治著作选>一书中,他对人类生活所依凭的世俗社会的基本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托马斯的政治理念的核心体现于其关于自然法、神法等的论说.以及自由意志和政治道德等论题上的.而这些也反映出了托马斯对人的社会政治的特性的深切体认.     

文明对话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全球语境跨文化传播视角的分析

跨文化传播在全球文化差异普遍存在的现实基础上意义重大，尤其是跨文化传播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助力。一方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与共通性并存，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是建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文化具有物质性特征，跨文化传播就是实现文化物的功能性需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从全球语境和理论认识的高度，超越“主体—他者”二元对立的跨文化传播结构，实现文明对话沟通效果的最大化，回归真正集体认同和价值归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对话体系。超越文化差异的跨文化传播是文明对话转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决条件，其关键是超越文化自我和建构文化认同，实现全球语境下文化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     

论“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哲学生命观

人类文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走向了生态文明。在生态文明时代,人类文明最深刻的觉悟之一,当是生态觉悟。生态觉悟发端于对人类生存环境与人类文明未来发展命运的关注。这种文明的觉悟蕴含着深刻而普遍的哲学意义。生态哲学“生态中心主义”世界观是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生态哲学有机整体的思维模式是对传统认识论哲学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超越;生态哲学观“生态平等”的价值观在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的基础上体现了深刻的人文价值和人文意义。     

屈原之死和他的悲剧人格

研究屈原，应该以他的自杀为起点，惟此，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伟大作品。无疑， 屈原之死是一种“命” 与“运” 的必然给定，“命”是不可选择的出生地、时代、家世等先在要 素；“运” 则是可选择的后天变数。但屈原放弃了自己的可选择性，明知自己的理想不可能在楚 国实现，明知自己的志向、操守与时世不合，但决不放弃自己的主张，也决不放弃自已的祖国。 这种“不放弃” 的自我执著便是一种悲剧人格，也正是这种悲剧人格决定了他个人的悲剧命运。 以脆弱的生命个体与整个污浊不堪的杜会作一生的抗争，其结局除了死亡还会有什么出路呢？ 当然，屈原走向自我毁灭，有一个痛苦发展过程，也是一种生命的自觉，是一种个人价值选择 的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把价值毁灭的价值。这价值就在于向世人昭示：生命的存在并不是 “估价一切的前提”。     

试论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女性命运主线

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女性 ,首先是人类整体精神的代表 ,她们对自我爱的追求 ,正是对压制人性的封建传统的突破。其次是女性精神的代表 ,她们在把握自身命运的同时 ,对抗着西方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最后 ,她们悲剧的结局也正在普遍意义上揭示出人类命运的悲剧性。本文在此种分析的基础上 ,揭示出她们“爱———反抗———悲剧”的命运主线     

从《丽达和天鹅》解读话语、权力和真理

叶芝的《丽达和天鹅》（1923年）这首具有“可怕的美”的十四行诗，用细致、感性的描写再现神话传说的场景，暗示阳与阴、力与美的冲突和结合，把基督纪元前的古希腊文明的兴起，归因于性爱和暴力这两种人类本能。本文通过福柯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和米歇尔·A·里斯卡的叙述视角理论对文中丽达的传统性别角色进行全新诠释，使我们认识到这首诗歌所表述的古典希腊神话传说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强奸”故事的复述，更是一个他者形象对话语、权力和真理的自我重新构建。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经常强调要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中共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进一步强调“两个文明”都不能偏废,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这里,对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问题,进行初步分析。 一、“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才能体现社会历史的真正进步 什么是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传统的发展观往往突出某些单一的发展指标,多为物质和技术方面的指标。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把社会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而他认为这三个时代的标志主要体现在人类的技术和发明创造的产物方面。丹麦学者汤姆逊把社会文明的进步看成以生产工具的进步为标志,从而提出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社会进步概念。当代西方学者把社会历史的进步标志用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综合指标来表现,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认为人类经过了农业文明,其标志是锄头;工业文明,其标志是流水线式的机器生产;信息文明,其标志是电脑。     

“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贡献

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丝绸之路精神的“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贡献。文明交流互鉴作为一种崭新的全球文明观,从人类历史高度积极回答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新时代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文明交流互鉴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内容,还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的理论探索与现实回应。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为深化“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提供理论渊源与文化底蕴。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遵循平等性、多样性、包容开放性、共享性的基本原则,依托中华文明,才能形成“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的内生机制;只有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发展战略,才能构筑“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的外在机理,实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清晰论证:G.A.柯亨的非劳动价值论的剥削论证何以可能

G．A．柯亨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劳动价值论存在两种表述方式,其通俗表述是“劳动且只有劳动创造价值”,而其严格表述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柯亨论证说依据严格表述,通俗表述是错误的;而依据价值的约定定义,严格表述也是错误的。所以,柯亨认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剥削论证是不成功的,他提出了以“只有工人生产了拥有价值的产品”为基础的清晰论证来代替劳动价值论的剥削论证。柯亨的这个新论证也存在问题,所以后来柯亨的剥削批判是以“自我所有”为论说对象的。     

开发文献信息,发展图书情报事业

英国哲学家波昔尔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类的物质文明如果毁灭了,但只要图书馆仍然存在,则人类的文明可以重现。但是如果人类的文明连同图书馆一起毁灭了,则人类的文明不可能恢复。这就是因为图书馆是人类知识的宝库,是人类的百科全书。” 对于这座人类知识的宝库只有经过人们的开发利用才能将无形的财富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打破以原始文献作为单一服务手段的格局,这不仅是服务内容上的深化,而且也为图书馆找到了生产信息产品的方式,从而使文献信息业从图书馆中派生出来。     

J.M.库切与历史权威的对抗

库切对历史问题的思考立足于对当下南非和整个人类历史境遇的忧虑,以颠覆大历史的权威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为主要指向.他一方面揭示了历史的虚构性、意识形态书写和不可再现性特征,另一方面,他的历史观中呈现出某种历史循环论的色彩,在对文明与野蛮的暴力循环的审视之中,表达出一种对新的历史伦理的呼唤.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可为——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思考

共同体思想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处于中轴线的地位.共同体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社会形态的嬗变、共同体的发展与演进统一于人类解放进程.“真正共同体”是在对“虚假共同体”批判的基础上设想的,是对“虚假共同体”的扬弃.这些精神要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的理论基础,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大有可为.具体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人类解放道路提出的既符合一般又兼顾特殊的“中国方案”,其价值旨趣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要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深化中,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道路、限度统一贯穿于构建的始终.     

日本访华学人纪行诗与近代文明论之关系

近代以降,东亚地区“华夷秩序”受到欧洲文明的冲击而至解体。日本访华学人以近代中国为“他者”镜鉴,并以纪行诗的文本叙事方式投射出在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背离困境中舍“东”趋“西”的方向抉择。概言之,其受国民性格、传统、利益和使命的影响于纪行诗中通过对近代中国的“落后”表述而将“自我”纳入文明,将“他者”从文明“除名”,表露出对儒教文明的疏离和对欧洲文明的追崇乃至自我主体建构的文明论转向,并促进形成其殖民扩张的意识形态。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问题再认识

在传统中国如何治理乡村的问题上,存在着行政强控制与乡村自治两种观点的分野.虽然它们都有一定史料的支撑,但传统社会变化着的治理形态不是可以仅仅凭一些不一定有代表性的个案来定位的.因此从传统文明的宏观结构分析入手,认清科举制度下文治礼教的“道统”、“治统”,一统王权为核心的小规模政府,较低赋税这三者与乡村社会建立在“社会文化网络”基础之上的自我治理间的关系,是我们对科举时代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性质、地位、作用作出定位分析的基础.以传统社会乡村自治为特色的华夏文明不仅达致了世界农业文明的巅峰,也蕴含有人类成功文明所具有的诸多共性.     

现代白话诗与“人的发现”

无论是欧洲文明的文艺复兴,还是中国文明的文艺复兴,“人的发现”都是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中国之“人的发现”有其独特之处.现代白话入诗,是这一思想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诗歌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恰好开启了“人的发现”之路.现代白话入诗,识别出“现代”所需的“最大多数人群”,进而颠覆传统的文学等级秩序.现代白话诗对自我及他人的书写,以叙事之手段重新发现并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既为现代新诗确定了新的范式,也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再生)提供了语言文学及思维方式的可能性.理清现代白话诗与“人的发现”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思考中国文艺再生过程中的新旧和解.     

从《老人与海》看海明威小说“硬汉”形象的塑造

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塑造出临危不惧、不屈不挠与命运抗争的“硬汉子”形象,同时也向世人揭示了“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是不能被打败”、只有精神上的胜利才是真正胜利的深刻哲理。海明威将现实生活的诗情画意与丰富深刻的人生哲理有机融合,从而创造出一个凸显人类尊严,在厄运的重压下依然昂然挺立、宁折不弯的硬汉典型。他象征着一种高度哲理化的人类精神,一种永恒的超越时空的存在。     

武器装备研发的伦理原则——从核武器的“无用”说起

核武器的出现使人类能源性杀伤武器的发展达到极限,它足以将地球毁灭多次。正是核武器过分强大的毁灭力使它超出了设计和研发的军事目的,核武器对战争本质和战争伦理的违背决定了它在现代战争中被“束之高阁”的命运。核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无用”,警醒我们在武器装备的研发中必须遵循三条伦理原则:人性原则、生态原则和后果可控原则。     

T.S.艾略特早期作品的反犹指涉及其文化根源

T.S.艾略特早期的部分诗歌和散文及信件中都有反犹指涉.其反犹倾向表现为他一方面对犹太人控制社会经济命脉的憎恨和忧虑,另一方面又把犹太人描绘为低劣龌龊的一族.究其根源,其反犹倾向即便不是出于主观意愿,也是其成长于其中的美国中西部和新英格兰反犹文化传统的集体无意识的自然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