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管理改革中的行政嵌入与镇村关系调试——基于和镇“千分制”考核制度实施过程的分析

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以和镇“千分制”考核制度建设为例,解析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实践逻辑。考核旨在强化政府对村级行政控制权,推进村干部队伍的规范化与精准管理,通过建立以目标考核责任制、打卡坐班制、绩效工资制和职务任免制等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促使村干部转变为准行政官僚并开启制度替代人情进程,镇村日益形成“发号施令者—执行者”、“检查验收者—被检查者”的去人缘化刚性关系。但当制度规则因突破人情规则而导致镇村关系出现裂痕时,为维持彼此关系稳定并推动任务完成,乡镇政府开始有限度地退让,通过共谋或默许的方式对考核政策予以变通,为人情规则创设生存空间。检查者和被检查者间的共谋现象表明,乡镇政府遵循着实用工具主义的任务完成逻辑,并非完全以发现被检查者的问题为目标,而是将检查作为督促和控制的手段推进任务落实。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党的建设制度发展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由政党、国家与社会三个主体性要素构成,其中政党具有领导功能,社会主义原则与"党建国家"的路径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中更是起到了核心推动作用。这就意味着党的建设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反过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也对党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随着国家治理体系逐步走向定型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提出,法治与制度建设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由此决定了党的建设也必须在制度化以及根据新的要求进行制度改革上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党的建设制度发展应该从政治结构空间和要素结构空间两个维度入手,推动党的领导制度、党的执政制度、党的治理制度以及党内管理制度等四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论“首违不罚”制度之“首违”的界定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通过立法形式确立“首违不罚”制度,这是推动人性化执法和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一体化建设的创新性举措。但由于相关立法实施时间较短,所以理论上对“首违不罚”制度缺乏统一认识,实务中各执法部门适用“首违不罚”制度缺乏统一标准。特别是对“首违”的界定和适用均有所不同,从而导致裁量结果差异较大。“首违”的界定和适用,必须遵循合法性原则和比例原则,以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为基础,从时间要素、首次认定、适用范围、构成要件和再犯情形等五个方面进行具体认定和适用,从而促进“首违不罚”制度发挥功能作用,规范行政处罚行为,推行柔性执法,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未成年人的网络媒介使用及个人信息保护——以检例第141号为切入点

党和政府对媒体的管理,表征为对顶层制度设计、人财物配置、传播内容规制、媒体经管机制等多维化层面的立体统筹与监管。当前,强化和优化对未成年人涉网权益的保护,既是推进“党管媒体”方式与时俱进的必由之路,更是营造“清朗”网络环境的必由之环。《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制定和修订,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全链条的机制框架,但检例第141号案例中未成年人涉网被害的现实,仍反映出当前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媒介时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保护未成年人的媒介使用权利和个人信息权利,应从以下五个维度展开：其一,在顶层设计上,健全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和司法治理,从法律适用、裁判执行等方面建立起综合司法保护机制;其二,在政策规制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强化行政力量行业监管,发挥行政合力,落实普法责任制;其三,在制度优化上,司法部门与行政监管部门完善行刑衔接制度及其实践;其四,监护人和学校提高网络素养及安全意识,提高对未成年人媒介使用的干预水平;其五,互联网平台与网络媒体等相关企业不断推进行业自律和社会责任履践机制等。要对网络媒体等网络平台治理综合施策,堵塞漏洞,以达到“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权利保障效果。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指的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相互协调,日趋合理;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通过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促进各项制度日趋科学完善,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增强依法按照制度治国理政的本领,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能力与水平。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党的领导,转变党治国理政的方式;注重国家治理的法制化和制度化,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责任;发挥党和政府的引导功能,培育各治理主体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与能力;推动全面性目标的国家治理,提高国家治理的实际效果。     

项目治乡：项目制基层执行中“规则转化”与治理

专项转移支付已经成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重要形式，项目制成为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目前研究存在“制度”与“利益”两种分析框架，两者对项目制价值的整体判断有着尖锐的对立。本文以“乡镇”为项目制的研究起点，用“变通”理论观照项目制的基层执行，把项目制在基层的执行要素分解为四个方面：制度、结构、关系和技术。本文认为，项目制执行除发包部门的官僚制运作外，还必须经常性地转化基层权力系统和启用社会机制，才能有效提升项目的执行力和实现项目的最终落地。     

数字赋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路径

数字化改革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引入技术嵌入理论与数字治理理论构建分析框架，探寻技术赋能市域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是实现数字赋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理论准备。要突破数字技术嵌入市域社会治理在制度安排、治理结构、运行机制、干部能力、部门协作、应用场景等领域面临的现实梗阻，应在数字技术与市域社会治理有效融合的实践中，坚持党建引领改革，打造多元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立数字治理制度，健全数字化改革标准规范体系；完善改革运行机制，做好全过程评价监督推广保障；培养数字思维理念，全方位提升干部数字治理能力；加大改革系统集成，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完善多跨场景应用，建立民意回应的综合平台与机制。     

让互动/协作治理运作起来:荷兰的住房协会与社会住房的提供

市场与政府双失灵的存在,使非营利组织在欧美发达国家社会住房的提供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而国家、市场与社会多部门组织通过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的互补嵌入性,形成了互动/协作治理的格局。在荷兰,住房协会承担着社会住房的资金筹集、房源汇聚和分配管理的工作,社群治理贯穿于所有环节。在筹资环节,住房协会采用资产证券化融资模式,筹集分散的社会资金,体现了社群治理的市场嵌入性,而政府则通过公共担保基金的建立和住房协会间互助基金的推动,为融资市场化提供支撑,体现了市场机制的行政嵌入性。在房源汇聚和分配管理环节,住房协会的社群治理具有行政嵌入性,即政府在目标定位、制度建设、审核监督、鼓励推动等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政府转变既有的行政化治理模式,助推社群机制和市场机制,促进了住房领域的公共治理体系创新。     

政府间行政协议：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的法制创新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作用日益凸显。鲁豫两省签订的生态补偿“对赌协议”属于“政府间行政协议”,其实质是“公法契约”,具有“软法”治理价值。政府间行政协议作为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的主要机制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面临“决策难”、“执行难”的困境,其克服路径为通过政府间行政协议进行协同治理。政府间行政协议体现了绿色发展原则,以“软法”促进治理法治化、提升执法协同创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政府间行政协议的完善路径为：由《黄河保护法》明确规定、完善协议签订和管理组织体系、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缔结程序、凸显核心内容、建立信息共享和动态评估机制、建立纠纷解决机制,以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制度执行的统筹治理逻辑：基于河长制案例的研究

制度执行是国家治理中纵向、横向政府间关系的交汇点,受到参与制度执行过程的纵向、横向主体和卷入其中的各种资源的激励与约束。强化制度执行力,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必然要求坚持和完善党建引领治理机制,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有效动员与整合治理主体和各种治理资源。河长制是中国流域治理的重大制度创新,创造了党建引领治理机制的中国制度优势效应。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河湖长制”列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成果。强化制度执行力的关键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本文基于D县河长制实施的案例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纵向分层对接和横向多部门协同共同塑造了河长制制度执行的系统化治理格局,运用党政统筹协调治理机制的嵌入、流域化党建的治理共同体责任体系和纵向闭环管理的整体性治理体系等要素,能够实现多层级治理主体的制度化动员与积极响应,释放制度化治理效能。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协同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基于政府治理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的考量,社会协同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中政府与社会间关系的现实选择。所谓社会协同治理机制,是指政府出于治理需要,通过发挥主导作用,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加强对社会的支持培育,并与社会一起,发挥社会在自主治理、参与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始终保护并尊重社会的主体地位以及社会自身的运作机制和规律,并综合运用行政管理、居民自治管理、社会自我调节以及法律手段甚至市场机制等多种方式,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实现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目标。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建立,必须通过制度强化、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来实现,从强化向社会赋权制度、清除落后制度以及建立健全促进社会健康成长的支持培育制度等三个层面同步推进,并形成不同制度间的合力。而当各类社会主体日渐成熟后,它们必将推动政府转移更多职能,发挥社会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最终形成政府与社会间协同关系的良性循环。     

关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考——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有感

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也是《决定》的一个亮点。我们以前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角度分别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现在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从制度层面提出的现代化目标,将发展的目标与制度的目标衔接起     

试论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强化以人为本,创新社会管理理念;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改进管理方式,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系统和调控机制,建全更加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培育和发展各类民间社会组织,建立现代多元化的公共治理结构,形成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合力;积极推进城乡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和制度,建立以公共事业为导向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     

社会共享与治理变革：逻辑、方向及政策意蕴

"十三五"时期,社会共享将是社会发展与转型的重要方向。社会转型要求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以应对社会结构与社会机制变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政府治理将在治理理念上向共享、全面与普惠转变,在治理结构上向多中心、多元主体、制衡型权力、多样性制度安排与差异化供给转变,在治理技术上向整合式治理与精细化治理转变。这意味着要构建现代化的理念体系、制度体系、行政体系、外部关系和支撑体系,与社会共享的目标相适应。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价值取向及实现路径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现代化包括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方面。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才能孕育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社会治理体系的效能,不断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解决中国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各项既定目标,关键要靠社会治理现代化也就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谓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社会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精细化,使社会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法律制度治理社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社会的效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我们准确把握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理念、价值取向和基本路径,进一步改革社会治理体制、不断丰富、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努力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论我国社会治理社会化的路径

社会治理社会化是多元治理主体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多元要素协同、共生,共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共享发展成果的过程。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阶段我国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相对较低,其中社会主体的社会治理能力问题最为突出,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基层党建水平有待整体提升;行政管理的法治与服务水平不高;保障社会组织良性发展的各种机制不健全。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关键在于引导社会组织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在基层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协同作用。     

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制约因素与提升路径——基于河南省四县的调查与思考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国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在社会组织培育、基层自治指导、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等方面能力不足。当前制约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不仅包括县域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外部环境,还包括社会治理理念、政府管理制度等内部要素。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应从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完善政府内部管理制度、优化社会治理工具三方面着手。     

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全新维度——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目标和要求,还是我国推进全面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因而其提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多是从上层建筑方面来提出的现代化,突出的是通过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适应性调整,来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加快生产力发展步伐。由此可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全新维度。我国现行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仅独具特色,而且有着巨大的优越性。一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要符合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规律,也要体现本国特色,与本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相适应。就我国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目标取向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因此,其标准必须既体现现代社会对国家治理的一般要求,又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要求相适应,其构成要素必须充分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国家现代化总进程的重要组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基本实现,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达到。现阶段,应当从四个方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用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三是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四是以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抓手,加快建设法治中国。     

粤港澳大湾区水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因循粤港澳大湾区水污染的特点和水污染治理的不足之处,不难发现大湾区水污染协同治理的基本路径是以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沟通为基础,谋求技术规范、执法和监测等层面的协作,形成系统的大湾区水污染协同治理体系。完备的粤港澳大湾区水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立足于大湾区水污染状况,要求加强政府行政协作能力与建立政府间行政执法协调机制,完善水污染治理法律制度体系与区域环境信息法律机制,实现湾区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