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起义与紳士阶层的反应

一首先,想以明末生员阶层对统治体制持批判态度这一事实进行探讨。万历年间,屡次发生“民变”,当时有的生员与市民一起参加“民变”,甚至出现了生员本身在民变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情况。一六○○年十二月,由于派往武昌征收商税的宦官陈奉横行霸道,而引起了武昌“士民”的激愤,这个士指的就是生员,他们也显示了批判权力的态度。据说一六○一年六月苏州发生“织佣之变”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积极支持佣工的行动,给宫绅、城绅的作法以严厉的批判,估计他们也是属     

论中国资本主义(续完)

在封建时代深受封建压迫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深受外国侵略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有过反压迫的斗争。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2年),在苏州发生了机户反封建官府的激烈斗争,并有“民变”。万历二十九年及万历三十年(1603年),江西矿监播相曾激起了景德镇的“民变”。万历三     

民间信仰与集体抗争:万历承天府民变与岳飞信仰

笔者曾先后以城隍及东岳神信仰为例 ,探讨明清城市民变和民间信仰之间的关联 ,以解集体行动中的信仰要素与群众心态。本文焦点则是万历二十八年所发生的承天府反矿税使民变。利用新的史料 ,希望能重塑该事件的来龙去脉。此外 ,以地域性的角度来分析此次事件发生的原因 ,既非反对矿税政策 ,也非移民潮下的结果 ,而是反对宦官与其参随及司房等。再者 ,在这次事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殊现象 ,即当地的地方信仰———岳飞庙对民众聚集以至形成民变 ,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本文亦将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明代一次市民意识的新觉醒——万历十年杭州兵变和民变研究

明万历十年三月至五月间,杭州曾发生兵变和民变,史称“浙二乱”。此次兵民变影响至大,意义深远,揭示了明中叶以来城市管理体制变革的步履艰难,也涉及税制、币制以及城市里各阶级各阶层间的关系、矛盾、冲突。因此通过此一事件的研究,可以探索明中叶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若干新问题。     

清末“民变”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近几年来,笔者对1901年到1912年间的“民变”作了初步探索,感到有以下几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即:“民变”的历史地位,以农民为主体的各阶层劳动群众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民变”的特点和历史作用问题。本文拟就此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请同志们指正。 一、关于“民变”的历史地位 所谓“民变”,即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各阶层劳动群众的反抗斗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各阶层劳动群众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逐渐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涛巨浪。武昌起义的号炮,更把群众的反抗斗争推向新的高涨。1911年和1912年初,“民变”的烽火燃遍祖国大地。由于劳动群众的积极投入战斗,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三次革命高潮终于形成了。显然,在辛亥革命时期,各阶层劳动群众的“民变”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那么,这种“民变”究竟在辛亥革命中占什么地位?是否是当时时代的中心?是否是当时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呢? 长期以来,地主资产阶级学者从唯心史观出发,否定劳动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自然是十分错误的。但是也有一些同志过分夸大辛亥革命时期劳动群众自发斗争的作用,否定资产阶级革命派能够把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它手里的经典论断,这是很值得商榷的。     

隋废乡官再思

史称隋废乡官,究竟是说隋朝废止了县以下乡党闾里一类官职,还是废止了州刺史自行辟用当地人为属官的制度,历来看法不一.古人基本倾向前者,20世纪以来的史家多为后者.这直接涉及到对当时“乡官”本义的认识,也与“废乡官”的意义相关.本文从史籍本身以及从隋唐到明清重要学人所用“乡官”这一名词的涵义及其对相关史事的陈述进行分析比较,探索这一历史上重大变革的意谓.     

1940年代“中原大灾荒”中的民变研究

20世纪40年代中原地区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灾荒,这场大灾荒引发了河南各处民变的发生,有的地方甚至衍化为武装暴动。灾荒引发的饥馑是各处民变的直接诱因,另一方面政府救助的迟缓乏力、军政当局的腐败不堪等,对民变的发生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民变也是民众与政府及社会关系危机的折射,是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民变背后所揭橥的社会问题不容小觑。     

太平天国乡官制度中的地方公举问题

关于太平天国的基层地方政权组织——乡官制度问题,近年来,渐渐引起学者们的重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见于各种历史书刊的有关论文,就有张振鹍:“太平天国的乡官制度”;曹国祉:“太平天国的地方政治制度”;郦纯:“乡官制度”;另外还有许多学者如范文澜、罗尔纲等,也都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太平天国的乡官制度附带地有所论述,他们都认为,太平天国的乡官制度是一种由人民自己来推举基层地方行政人员的民主制度;太平天国的各级乡官极大部分都是由劳动人民来充当的。太平天国乡官制度的创建与实施,是太平天国革命创造性的表征之一,因此,很好地、深入地研     

财政视角下的明代田赋折银征收——以《万历会计录》山西田赋资料为中心

16世纪,晚明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发生了以白银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变革,万历十年(1582)刊刻的《万历会计录》记录了这一变革的成果。其中田赋征收的起运存留和折银情况,为我们了解明代万历时期及之前的财政结构和演进,探讨财政视角下的田赋折银以及白银货币化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丰富资料。以山西为例,从《万历会计录》可以看出:万历六年山西全省的田赋白银货币化程度已经达到了32%,这与嘉靖之前山西田赋折银的偶发性、随意性相比,显然有了进步。田赋以外,山西对其他各种徭役、商税、杂税也征收银两。此后,随着万历清丈,一条鞭法的普遍推行,白银货币化遂进一步深入,国家财政体系处于转型之中。在全球化开端之时,山西这一趋势,与当时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一致的。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过程是漫长的、艰难的,也是不可阻挡的。     

晚清政府应对民变举措初探——以江苏为例

清末,各地的民变风起云涌,江苏是民变的典型省份,直接威胁政府统治。尽管清政府采取了“抚剿结合,弹压为主”、严防匪民结合、查禁谣言、加强宣传等诸多“应变”举措,试图将民变尽快平息下去,或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取得减少或阻止民变的效果。     

“临清民变”与李士登的为民请命——介绍新发现的李士登墓志

前不久,我们在洛阳市西郊的三山村,发现了《明显考大中大夫广西布政使司参政兼按察使司佥事分巡苍梧道李公配显妣诰封恭人王氏暨庶母孙氏合葬墓志》一盆。据老乡说,这是在五十年代末,开凿秦岭泄洪渠时发现的。水渠正好穿过这一古墓,砖券的墓室已坍塌,墓被盗过,唯存有该志石。墓志盖为盝顶式,顶部篆书“明显考大中大夫参政李公显妣恭人王氏庶母孙氏合葬墓志”二十五字。志石长100.5厘米、宽99厘米,志文用楷书。由于志石在马路沟上当作桥板使用,多年来志文漫漶不清。但是仔细辨认还能看出大部分字样。撰书者为李士登的儿子李人珍、李人琦。志文反映了明末城市居民反税监斗争——万历二十七年“临清民变”的史实。墓主时为山东东昌知府,临清(清源)是其辖区,事变后他勇敢地为民请命。以下结合志文略作介绍。万历年间,由于接连用兵征战,以及营建宫殿,造成国库空虚,财政匮乏。统治者除了多方搜括外,对于经商者、手工业工匠、城市贫民的盘剥尤为苛     

两汉乡官“三老”浅探——中国封建制和村社关系的一个问题

<正> 清赵翼《二十二史劄记》中有《三老孝悌力田皆乡官名》一条,文引汉文帝诏说:“三老,众民之师也。其以户口率置常员。”又引李贤《后汉书》注云:“三老、孝悌、力田,皆乡官名也。”虽然“三老”等属乡官并非赵翼的发现,李贤早已说过,顾炎武《日知录·乡亭之职》条也说过此意,但赵翼能重视汉代这一基层组织的属吏,并列为《劄记》的一条,是很有见地的。本文单就“三老”的性质以及相应的一些问题发表些浅见。三老是秦汉时代的乡官,其职责是协助县令、丞、尉推行政令,教化民众。《汉书·百官公卿表》:“大率十里一亭,享有长。十亭一     

“以人民为中心”城市发展观的三重逻辑意蕴

“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继承与发展。正确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观,需要从理论、历史和实践三方面逻辑进行整体诠释,全面把握该主题的时代内涵和战略布局。城市发展自“物本”到“人本”的理论逻辑,在认识和价值两方面深刻阐释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转型。城市发展自“时间”到“空间”的历史逻辑,揭示了中国城市发展变迁过程和城市治理全球视野的契合点,不仅为中国城市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遵循,而且为解决世界城市治理难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通过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发展的重要决策和战略部署,为城市居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实现了城市发展自“愿景”到“现实”实践逻辑的转变,也诠释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价值意蕴。     

QQ托起创富梦

在大部分人的眼里,QQ只是网上寻呼机,只是聊天器,各色人群在QQ中无拘无束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而唐士民却不这样单纯地看,他独具慧眼,挖掘出QQ的无限商机,打开了一条特殊的创富之路。有一次,唐士民一位朋友为了讨好其女朋友,想给她买一对“情侣QQ号码”作为生日礼物。他问唐士民,哪里可以买到这种号?唐士民当时很惊讶,QQ号也有人卖吗?到网上去查看,原来真的有人卖。唐士民出于好奇心,想了解一下有多少人买QQ号?一个虚拟的聊天号码,真的有那么多人花钱买吗?经过调查,唐士民发现QQ号里面蕴藏着巨大的商机。于是建立了一个QQ号码专卖店网站。     

清末乡村民变的社会影响——以浙江为例

清末乡村民变蜂起,成为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本文以浙江为例,分析民变造成的多元而复杂的社会影响,认为民变一方面扰乱了社会秩序,加剧了社会动荡,阻碍了新政的实施;另一方面,也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推动了辛亥革命的进程。     

永嘉乱后的中原移民与江左文化

以永嘉之乱北方胡族入主中原,西晋王朝土崩瓦解,司马氏移鼎江左为契机,中原汉族士民流寓江左,出现中国古代史上一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这些来自以洛阳为中心的汉文化发达地区的中原士民,负载着以魏晋传统为主导的中原文化,向江左文化区扑面而来,导致中原文化与江...     

明代铁岭卫的流人

在沈阳北部九十里地方,矗立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铁岭市,她原是明代的铁岭卫,东北边防一大重镇。为防范蒙古和女真人,明朝自山海关向东北方向修筑一道长达千余里的边墙,直至开原、铁岭,“每三十里即筑一城,势如连珠,明季防边旧制也,昔皆列兵戍守”。铁岭“为明季极边”,特置“重兵戍守”。到万历初年,辽东达到全盛,“铁岭     

论太平天国城市管理政策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出广西,入两湖,据金陵,一路上攻克了许多大小城池,如永安、桂林、全州、道州、长沙、武昌、九江、湖口、安庆、南京、扬州、镇江、苏州、杭州、宁波、嘉定,等等。但在建都天京前,采取流动作战方式,“略城堡,舍要害”,每攻占一地,在补充衣食和动员新兵入伍后,即撤离该城。形成打一路失一路,得一城弃一城的格局,城市管理工作尚很粗疏。建都天京后,改变先前方针,发生了长期占领城市与管理城市的问题。每夺取一城镇,即出榜安民,“令人进贡,领旗,编花户,给门牌而伪立抚慰,派两司马卒长,着乡官保举军帅旅师,各镇设局设卡抽税定粮,而又着人考试选拔人材。”太平天国的城市管理工作,有成功之处,也有许多失误和严重教训。     

记明万历四十八年平价米票

按:是年为明万历帝朱翊钧死的一年,万历帝死于这年七月,他的儿子光宗朱常洛即位,九月改元泰昌,不到一个月即行死去,熹宗朱由校即位,以明年为天启元年,一年之中换了三个皇帝。这是明朝的末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异常混乱,政治极端腐朽时期。在统治阶级内部,万历帝溺爱郑贵妃所生的幼子福王朱常洵,要废光宗朱常洛,在这一年里,接连发生了“梃击”“移宫”和“红丸”三大案的宫廷政变。当时把持朝政的,有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所组成的阉党,又有以赵南星、左光斗等为首的东林党,彼此之间,互相倾轧,争夺政权,弄得连年饥荒,民不聊生。因之     

李太后与张居正改革

在明朝万历时期的张居正改革中,神宗之母李太后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万历初年“主少国疑”,内阁又与司礼监发生权力之争的动荡局势下,李太后提拔、倚重冯保和张居正,罢黜高拱,建立起由她主政的内阁与司礼监协调一致的体制,稳定了政局,为张居正改革提供了组织保证。其二,信赖、支持张居正,全力进行改革朝政的事业。李太后不仅赋予张居正处理军政事务的大权,使其拥有推行改革的权威,而且在改革遭到守旧派反对和攻击时,也态度鲜明地支持张居正,粉碎一次又一次阻挠改革的逆流。此外,她在教育、管束万历小皇帝,使其保持对改革的热情和支持方面,也下了不小的功夫。不过,张居正病逝后,明神宗掀起“黜张”活动,否定改革时,李太后却表现出缄默、纵容甚或支持的态度。这是由封建统治者只重权位,不顾信义,以及无法长期忍受改革所带给她们的种种限制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