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的写作:川端康成与沈从文

作为典型的东方作家,川端康成与沈从文在文学是"忧郁"的象征上体现出心灵契应和艺术遇合,他们的《雪国》和《边城》不啻为忧郁化写作的审美标识。详而究之,他们的忧郁化写作首先体现在对"美与爱"的创作诉求上,这种创作诉求又都是通过美丽纯情的女性形象来表述。其次是艺术表现层面上的情调化,两者都注重用感觉去触摸生命,讲究作品的意蕴和情致,揭示人生形式"美丽的忧伤"。其三,尽管各自偏重不同,但两者都将日本传统的"物哀美"和中国传统的"物感说"通融,在作品中传达出古典诗意或不合时宜的美好在渐行渐远中所透露出的挽歌意味。     

浅论丰子恺的潜在写作

丰子恺的潜在写作《缘缘堂续笔》属于“传统文人型“创作,基本延续了以往的写作风格,也有对时代含蓄的反应与思考;《缘缘堂续笔》是丰子恺自我心灵的精神寄托;丰子恺的潜在写作最能体现文学的本质———个人的自由意志的真实体现。     

人性的回归 ——浅析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深入与发展

〗90年代“个人化写作”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实文学关注人性的传统从“五四”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这种“个人化写作”可以看作是人性的一种回归并更加深入，在创作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从“先锋派”到“新写实主义”、女性写作和新生代的都市时尚写作等方面。尽管其中有成就也有局限，但文学对人的探索将永无止境。     

伦理使命与人格化书写：爱默生的文学创作伦理观

爱默生的文学创作伦理观强调价值观的信守，主张文学创作应该激发人们思想活动、增长智识才干和提升责任意识。爱默生将“作者的伦理意识”和“作者的人格化书写”作为其文学创作伦理观的核心要旨，前者体现为德性化写作，表现出对人类生存和人生命运的深切关怀；后者体现为“以生活存在”为伦理导向的创作思想，以及两种“自我”对话的创作目标。爱默生的文学创作伦理观通过从感性到理性以及“人的存在”的创作过程来凸显人在社会中的主体性并肯定自我存在的意义，这指明了19世纪美国文学“德性化写作”的基本内涵，为创立具有美国特色的道德文本提供了新范式。     

“迟到”的阎连科

相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阎连科的写作可谓是一种“迟到的写作”。无论从写作内容或写作主题、题材领域,还是表现手法和艺术观念等方面,阎连科的写作很大程度上都迟到了。在这种迟到的写作心理支配下,阎连科后来者居上,出奇制胜,以“极致化”叙事方式,表现出某种迎合西方的“他者化”汉学写作心理,使其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又走上了片面化和极端化。     

诗人的“角色”与诗的个性

诗人创造了诗,诗人是整个创作过程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诗人的体验和感受无论通过什么形式在诗歌作品中呈现,都必然以明显的情感特征反映出诗人主体精神的影象.从这个基点上看问题,诗人在创造的同时,他也必然体现为一种“角色”.所谓诗人的“角色”就是诗歌作品中表现出的由诗人主体精神形成的艺术“人”化形态,是诗意创造及传达的通道.诗人的“角色”是诗人个性的物化显现,对于诗的表现具有决定意义.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强化创作和阅读中的“角色”意识、理解诗的个性特征都是很有益处的.     

论“风人之致”

“风人之致”指诗人具有温柔敦厚的内在情感及意在言外表达方式的审美旨趣。它包括三个逻辑层面：由作者身份而及的诗歌体貌、内在情感指向上的求中精神和意在言外的表达方式。彼此之间既有差异又有关联。“风人”身份或有不同，而表达情致则相对一致，即内在情感指向上体现出求中精神。诗人内在情感既应自然而发，也应自然而止，体现出对现实的关注和对他者的关怀，具体表现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等平和温厚的情感形态。与这种委婉的情感形态相适应的是意在言外的表达方式，此即托物兴寄。《毛诗序》初步从理论上把《国风》语言表达方式归纳为意在言外，将比兴当作重要表达方法，后世论者又多有补充论述，角度不同而各有深切体味，不仅使意在言外表达方式的内容明晰化，也使表达象外无穷之意成为后世诗歌的审美准则。     

论打工诗人写作的“智性”转变及转变焦虑

打工诗人的写作在当前正面临着新变的可能，写作时空场的“智性”偏转构成了转变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打工诗人追求“智性”维度的诗歌，与写作的“现代性”诉求达成了内在的统一，演变的“时间场”以其鲜明的“智性”表达构筑了新的写作装置；另一方面，标签化命名为打工诗人的写作带来极大的掣肘力，“智性”的转变则成了他们突破空间限制的重要策略，由此建构出了“智性”的写作空间场。但这种转变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焦虑性，具体表现为因写作功利性的增加所造成的思维的“不自主性”，以及因迎合批评家们的审美趣味所带来的“失语化”危机。     

博物经验与浪漫精神：英国自然写作传统中的多萝西·华兹华斯创作

多萝西·华兹华斯的自然写作突出表现了“博物经验”与“浪漫精神”这两大特质,并在其个人经历与创作风格的影响下产生了变异与融合：其创作在题材、思想和风格方面,上承吉尔伯特·怀特的博物写作之风,下启W·H·赫德逊、理查德·杰弗里斯的浪漫主义自然写作,其中蕴含的博物经验与浪漫精神一直绵延到当代英国新自然写作之中。本文将多萝西·华兹华斯的创作置于英国自然写作传统中,从博物经验与浪漫精神的角度揭示多萝西的自然写作被遮蔽的价值。     

成功的“规矩”——读《论文写作与编辑出版》

华中师大王荣槐教授长期从事成人教育工作,1978年创办并主持编辑出版《高等函授学报》(原名《高师函授学刊》)至今,在论文写作和编辑出版方面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长期从事写作和编辑工作的基础上,王荣槐教授编撰了《论文写作与编辑出版》(修订本) ,该书根据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吸收了新近的研究成果,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本书的阅读对象主要是高等院校写作论文的学生。与一般的写作教程不同,该书是从编辑出版的角度来立论的。本书分“论文写作与创新”和“编辑出版与研究”两部分,书后附有国家标准文件,可供读者参考。“论…     

“要贴到人物来写”——沈从文“创作偈语”的形成、接受与意义

“要贴到人物来写”被视为沈从文的“创作偈语”,是沈从文与汪曾祺两代作家间的珍贵传承。在沈从文的文学观中,“要贴到人物来写”指要对人物有符合其身份、性别、性情的正确描写,是小说发挥“真善美”感化功能的必由之路;同时“人物”一词也可广义地理解为“人事”,涉及诸多人物描写以外的组织方法。汪曾祺在1980年代初的特殊时期强调这句偈语,有隐在的对话意图,他通过把“人物”推到创作的首要地位,摆脱以主题先行为代表的固有文学观。汪曾祺的长期言说也体现出他对现实主义的肯认,他的选择与其自身的阅历、气质相辅相成。这一“创作偈语”的形成与接受,不仅是写作教学上一个意义非凡的成功范例,同时也反映了现当代小说观念发展中的某些流变。     

企业管理者职业高原对工作满意度与离职倾向的影响

职业高原是个体职业发展中的停滞阶段,它对工作满意度、离职倾向等变量的影响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对企业管理者来说,职业高原与工作满意度、离职倾向的关系非常复杂。首先,职业高原会使企业管理者的工作满意度降低、离职倾向增加;其次,职业高原还会通过工作满意度部分中介作用于离职倾向;再次,成就动机对“职业高原→工作满意度”、“工作满意度→离职倾向”、“职业高原→工作满意度→离职倾向”三条路径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尊君”、“重法”与《管子》的法律思想

尊君是法家的最高政治目标,而重法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有效手段.从“尊君”与“重法”这一标准来看,《管子》体现出鲜明的法家色彩,又融合了儒家等学派的学说：坚持尊君,但对民的价值和利益也有所关注;坚持法治,但并没有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而在君与法的关系上,《管子》表现出与商、韩法家诸子不同的精神特质.     

论蒋光慈的“非虚构写作”及其“现实主义”意义

蒋光慈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现象级"作家,其创作具有巨大的阐释价值和学术增殖意义。从文体学和主题学层面来看,蒋光慈的报告文学式小说是跨文体的非虚构写作,不仅具有文体创新价值,更以实录精神和阶级意识为现代中国留下了"历史的证据",因而在中国新文学由启蒙文学向普罗文学和"人民文学"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现实主义文学"源流来看,蒋光慈小说批判"资本的权力"和都市贫富分化现象,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本质,不仅使茅盾藉以扬弃了普罗文学的幼稚病进而创作出具有经典意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巨制《子夜》,而且对于今天反思"无边的现实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用典”到“复杂互文性”：第三代诗人互文式诗歌的写作策略

朦胧诗退潮之后,第三代诗人创作的诗歌呈现出愈加复杂的互文性景观,这种互文性景观具有独有的写作策略,主要表现在：基于整体性“重写”的反向互文写作,基于语境的“文本节略”书写,以及复杂互文式诗歌基本遵循的“同向互文”原则。这些诗歌写作的策略不仅是一种写法,也可以是一种读法,是中国当代诗学的重要探索实践。     

一个政治知识分子的非典型自叙传——王蒙《闷与狂》摭论

《闷与狂》有着跨文体创作的意图,延续着王蒙一惯的超越创新的勇气,比较集中地体现出王蒙60年写作的精神特质,因而是分析其小说艺术的一个典型样本。《闷与狂》是一部务虚式的爱情自传,以中式意识流手法展开生命回忆,却又有着政治抒情痕迹;它是作者"为己的写作",充满密实堆积的典故,且有着中产阶级的立场,但它不是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写作,而是一种政治知识分子写作;作者以"少布"情怀高唱"青春万岁",以"闷与狂"证明着"不老的心态",展现出一种革命青春型人格,却也存在着语言概念化自动化、叙事无故事少细节、抒情狂飙化高蹈化等缺陷。     

论海外华人女作家的网络写作

海外华人女作家的网上写作以“怀乡体”、“漂泊史”、“现代女性的私人生活”等为主要内容,其文学宗旨与创作倾向代表了“民间文学”的新的主张,代表了“网上写字”式的休闲写作,代表了“告别家国文化”的生存策略、“国际漂泊一族”的文化立场与“流散作家”的创作视角。     

“民元记忆”与鲁迅小说中的革命党形象

在鲁迅精神史上,民国理想和"民元记忆"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精神事件,也是鲁迅创作深层意识中难以抹除的历史烙印。鲁迅先后创作的《药》、《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三部与民元革命相关的小说中,分别塑造了的夏瑜、N先生、假洋鬼子三个面貌各异革命党形象。这三个革命党形象出现在民国革命的不同阶段,体现出民国革命不同时期的革命观念和精神状况,成为鲁迅探讨民国理想失落和民国来源失传的形象表述。     

“通识”与“通览”

“通”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学术思想,也成为一种著述体例。一种是思想与理论上的通,如《史通》《文史通义》;一种是文献上的通,如《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两类虽然形式有很大不同,但精神是一致的,都体现了一种求通的意识。从中国学术史来看,求通的意识与学术追求,往往是在学术积累己经十分丰富时候出现,因为只有在总体的积累己经足够丰富的时候,思想上的“通识”与文献上的“通览”才有可能同时在这样的时候。而这样的时候,学术上的问题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所以需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以“,求通”的学术意识与“通”这一类…     

浅析《春秋穀梁传》的“内鲁”思想

《春秋穀梁传》中存在浓厚的“内鲁”情结。但是与《公羊传》“王鲁”、“当新王”的思想不同,《穀梁传》的“内鲁”观念首先是对《春秋》书写记录的技术性方式的客观反映;其次,“内鲁”体现了宗法秩序下血缘性的亲疏情感;再次,“内鲁”还与周公及周礼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内鲁”在文化意义上是对周礼精神和内容的抢救与尊重,显示出一种文化认同和政治秩序的意味。